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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开放、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

张宽 刘玹泽 石健烽



摘 要:贸易开放和政府规模一直存在“守夜人”和“保育员”之间的巨大分歧,然而撇开争论,发展对外贸易和规范政府行为的最终目标都落脚于经济增长。本文基于中国2002-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从区域差异的视角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探讨了贸易开放、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政府规模的影响总体上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从区域差异看,相比于中西部地区,具有正向效应的“保育员”角色在东部地区更加显著;总体上贸易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影响又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全样本分析表明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这种负向冲击效应显著表现在东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度在中西地区更高。以上研究结论对于丰富和加深对贸易开放、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同时对目前贸易政策和财政政策具有现实参考价值。
关键词:贸易开放度;政府规模;经济增长;PVAR模型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十分迅速,1978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仅为206.4亿美元,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占比不到百分之一,在世界范围内排名也仅为第29名;到2014年中国外贸总额已经接近43015.3亿美元,较改革开放初期增长了近208.4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2.2%左右,世界排名也从第29跃居到第2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国。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3679亿元,到2014年已经增长到689052亿元,增长了约187.3倍,经济总量的世界排名也从1978年的第9上升至第2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伴随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财政收入增速一度超越了GDP增速,以财政支出为代表的政府规模不断扩张,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典型事实。本文基于以上事实,提出以下两个疑问: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得益于不断提升的贸易开放水平和持续扩张的政府规模?不断提升的贸易开放水平又是否是政府规模扩张的背后“元凶”?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古典自由主义充斥着整个资本主义市场,受经济与政治等因素制约,政府往往不需要花费较大的财政支出以应对对外开放带来的外部冲击,进而承担了“守夜人”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凯恩斯主张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被资本主义国家广泛接受并付诸实践,同时国家社会保障体系日趋成熟,经济开放带来的外部冲击日益增大,政府财政支出不断增加,政府“保育员”角色开始逐渐登场。随之而来,贸易开放与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被广泛讨论,但经验文献得出的结论却因国别样本、时间差异等存在较大争议。同时,无论是贸易开放政策还是政府财政支出,其最终目的都在于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增长,然而目前现有研究不仅在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以及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上难以达成共识,而且尚未有文献将三者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这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贸易开放、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联系。
本文立足于中国加入WTO后,贸易开放水平迅速上升,政府规模不断扩张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现实情境,将贸易开放、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纳入到一个系统框架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理论意义在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贸易部门与政府部门都是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准确识别贸易开放与政府规模的互动关系以及二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开放经济的运行机理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内在逻辑。现实意义在于: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政府部门对经济的重要影响不言而喻,同时在对外开放战略实施下,贸易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利于深刻认识和评价贸易开放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发展影响的有效性,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应对外部冲击和科学解读政府扩张提供新的思路和经验依据。
文章的边际贡献在于:(1)本文将贸易开放、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纳入到统一的框架进行分析,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只注重局部关系的研究而忽视了三者间紧密联系的事实;(2)立足于中国现实情境,从区域差异的视角切入,对比分析了结论在区域间的差异性和原因,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这一课题的研究视角;(3)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首次被用于贸易开放、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间动态关系分析,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工具较为准确地模拟了三者之间的长期影响关系,避免了常规面板模型中模型内生性问题带来的系数估计偏误问题。
文章余下章节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理论分析以及研究假说;第四部分为研究设计,主要包括模型設定、变量选择和估计方法等;第五部分为计量结果与对结果的简要讨论;第六部分为稳健性分析;第七部分为结论总结与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
(一)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作为一个古老的经济学命题,长期以来受到经济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在理论研究方面,经典的绝对成本假说、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等都对贸易产生的原因以及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系统论述(亚当·斯密,1972;李嘉图,1962;俄林,1986)。无论基于何种动因,理论逻辑似乎都是朝着贸易开放有利于国家财富积累和经济增长方面发展。随着计量实证经验文献兴起,大量学者在“贸易开放引致经济增长”假说前提下进行了广泛的经验数据分析,然而经验证据并未一致支持国家经济增长得益于贸易开放的结论(Sachs和Warner,1995;Edwards,1992;Edwards,1998;Harrison和Hanson,1999;Rodriguez和Rodrik,2000;Michael et al.,2012)。经验文献结论出现重大分歧的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既有方法上的差异也可能是样本的异质性。
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迅速发展的典型事实,为研究贸易开放和经济增长提供了极好的研究环境,大量学者从不同视角寻找中国贸易开放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证据。当前中国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文献研究趋势在于:从简单的线性关系向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转变;从国家整体视角层面向细分区域层面转变。从国家整体视角研究看:包群(2003)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而贾中华(2014)、李强等(2017)和陈继勇等(2017)在克服贸易开放内生性问题后研究表明,贸易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整体上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区域发展差异极大,从具体区域差异视角刻画贸易开放和经济增长关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得益于优越的沿海地理位置,贸易开放水平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更高,一些经验文献研究结论认为贸易开放对經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在区域间具有极大差异,具体表现为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正向作用更大(Jin,2004;黄新飞和舒元,2010;盛斌和毛其淋,2011)。然而一些文献的研究却认为,东部地区较高的贸易开放水平有可能不会促进经济增长,相反还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包群,2008;陈福中和陈诚,2013)。张建清和蒋坦(2014)、徐婧和孟娟(2015)、王珏帅(2018)等学者在非线性框架下探讨了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论均证实了贸易开放和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作用依赖于某些经济变量或贸易开放水平过高并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理论上的正向作用。
综上研究可以得出,对中国贸易开放和经济增长文献研究并未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无论是国家整体视角和区域差异视角本身还是线性和非线性框架,研究结论之间都存在较多矛盾之处,关于中国贸易开放和经济增长关系还值得寻找更多坚实证据进行探讨和分析。
(二)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当讨论到政府规模的大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学术界再一次发生了分歧。有学者支持扩大政府规模,通过政府制度改革、宏观管理、市场调控等方式拉动经济加速增长;有人反对政府规模过大,主张缩小政府规模,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认为较大政府规模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North(2003)和Rodrik(2004)认为政府制定制度,规范市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Ram(1986)对政府消费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发现政府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且在低收入国家表现明显。Easterly和Rebelo(1993)认为政府投资性支出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更为显著。国内学者刘霖(2005)和董直庆等(2007)采用中国数据研究发现,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存在因果影响,且政府规模扩大给经济增长带来正面影响。马栓友(2000)用政府消费支出来表示政府规模,对政府消费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实证研究,同样也得出较大的政府规模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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