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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抑或迭代:再议跨境电子商务与全球数字贸易




[摘 要]在新兴数字技术发展推动下,跨境电子商务与全球数字贸易都将出现新的变化。文章依托生命周期理论对跨境电子商务发展阶段进行修订,提出新的划分方式,并引入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状态。通过梳理数字贸易的已有概念界定,结合新时代发展背景,对全球数字贸易的内涵进行全新的诠释,对比新旧概念内涵,及对传统外贸、跨境电子商务与全球数字贸易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全球数字贸易更聚焦数字化平台、数字技术,并提出全球数字贸易对传统外贸和跨境电子商务的全面迭代趋势。我国需充分利用在跨境电子商务方面的全球领先优势,大力推动发展全球数字贸易,顺应全球数字贸易的迭代发展趋势,助力贸易强国道路的实现。

[关键词]跨境电子商务;全球数字贸易;数字技术

[中图分类号]F724.6;F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0)11-0043-08

1999年,阿里巴巴国际站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兴起。此后,国内各类平台型企业不断涌现,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画卷渐渐铺开。1999年至2019年是我国外贸快速发展的20年,也是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从无到有、从成长到成熟的20年。在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成熟和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各个环节的深刻变革。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境电子商务快速崛起、高速发展,突破了时空限制,满足了消费者日趋个性化的需求,以独有的优势推动着国际贸易形态的急速转型。随着诸多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贸易模式将高度复合化、贸易环节将高度扁平化、贸易主体将高度普惠化、贸易标的将高度多元化、智能制造将高度常态化。跨境电子商务仍是全球数字贸易活动的主流模式,但并不排除阿里巴巴国际站、亚马逊等企业已开展全球数字贸易活动,也包括敦煌网等跨境电商平台企业表现出全球数字贸易的某些典型特征。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不断成熟,阶段性特征愈发显著,最终在持续量变积累下实现质变,演化为全球数字贸易。在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消费升级的社会背景下,跨境电子商务最终将通过数字化平台融合,迈入全球数字化贸易。

在跨境电子商务研究方向,Gomez等(2014)[1]、王惠敏(2014)[2]、余益民等(2018)[3]、郭四维等(2018)[4]、王喜荣和余稳策(2018)[5]、马述忠等(2019)[6]、鞠雪楠等(2020)[7]认为跨境电子商务改变传统外贸模式、促进贸易发展、让贸易便利化。跨境电子商务还利于突破地理距离、文化距离与制度距离[8-9],助推全球贸易发展。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在全球范围发展较为成熟,不过仍存在诸多问题,如:杨坚争等(2014)[10]、来有为等(2015)[11]、諶楠(2016)[12]、Kim等(2017)[13]、Ma等(2018)[14]、张伟年等(2019)[15]认为存在诸如人才缺乏、物流体系不完善、支付风险、信用风险、法律政策不完善、企业信息化水平低等问题。只有不断完善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体制,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挖掘跨境电子商务产业乃至我国外贸产业的发展潜力。伴随数字贸易发展,学界对其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如:Shamel等(2016)认为数字贸易对全球跨境贸易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16]、李忠民等(2014)[17]、陈超凡等(2018)[18]、陆菁等(2018)[19]、夏杰长(2018)[20]、张群等(2020)[21]、刘洪愧(2020)[22]分析与研究了数字贸易现状、问题、影响因素等;来有为等(2018)[23]、徐金海等(2019)[24]、张茉楠(2018)[25]、周念利等(2017)[26]、李杨等(2016)[27]、周念利等(2018)[28]探究了全球数字贸易的国际规则、国际治理及其欧美模板的借鉴。这些已有的数字贸易研究成果较少关注跨境电子商务与数字贸易的关系,个别文献偶有涉及,如:马述忠等(2018)[29]、张夏恒等(2020)[30]对数字经济、跨境电子商务与数字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剖析。全球范围的数字化转型日新月异,尤其全球范围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技术、商业模式、企业都产生巨大影响[31-35],加速了全球数字贸易及相关方面的改变,无论是跨境电子商务抑或全球数字贸易的依附背景均发生显著的变化。基于此,分析跨境电子商务与数字贸易逻辑关系,探析全球数字贸易内涵及发展趋势,显得非常必要,也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一、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轨迹

从全球看,跨境电子商务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末,以亚马逊(1998年)和eBay(1999年)跨出美国进入欧洲市场为标志。从我国看,阿里巴巴国际站在1999年成为作为国内跨境电子商务出现的标志。进入21世纪,我国国内跨境电商企业不断涌现,跨境电子商务发展逐渐推进。

笔者在2017年曾梳理过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阶段[36],分别以淘宝全球购上线、个人邮递物品政策调整、海关总署的56号与57号公告为划分节点,将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分为四个阶段。本文综合全球数字贸易发展及代表性跨境电商企业等因素,结合生命周期理论对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阶段进行新的划分,具体如图1所示。

跨境电子商务导入期(1999—2007年),该阶段具有两个标志性节点,即1999年阿里巴巴国际站成立,2004年敦煌网和亚马逊中国上线。在导入期,跨境电商多借助信息平台为交易双方提供信息服务,跨境贸易的其他环节多在线下完成,是传统贸易与互联网结合的尝试。随后,一些跨境电商平台开始涉足在线商品交易活动,但该类比重较小。

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期(2007—2014年),该阶段跨境电商企业在我国不断成立,如2007年eBay中国、兰亭集势与淘宝全球购上线,2009年洋码头、大龙网成立,2010年速卖通上线,2013年海淘网上线。在发展期,跨境电商企业越来越多,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实现商品线上交易活动,并借助数字化技术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该阶段出现多种跨境电商模式,如B2B、B2C、C2C等。跨境电商活动日趋活跃,支付、物流等跨境电商服务业逐渐线上化。

跨境电子商务成熟期(2014—2025年),该阶段一些跨境电商企业不断成长壮大,主流企业均已出现,如2014年天猫国际、小红书、蜜芽、1号海外购、苏宁全球购、唯品会海外购、聚美海外购上线,2015年京东全球购上线。伴随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发展和消费者需求日趋个性化,跨境电商交易日趋成熟,跨境电商交易比重越来越大,跨境电商市场规模不断攀升。专业、完善的跨境电商生态系统出现。跨境电子商务在成熟期还会出现创新演变等,如2018年阿里巴巴国际站启动了“数字化出海”战略,这预示数字贸易模式出现。伴随中国制造2025目标实现,跨境电子商务将被数字贸易迭代。跨境电子商务成熟期进而细分为两个子阶段,即2014—2018年为跨境电商单一模式阶段,2018—2025年为跨境电子商务与数字贸易共生阶段。至此,2025年后将成为全球数字贸易全面发展阶段,这将在后面进行分析。

二、全球数字贸易概念再审视

关于数字贸易概念的界定,学者们对其进行过不同研究,如表1所示。通过梳理数字贸易的定义,发现依托互联网平台、数字产品或服务是数字贸易概念的核心,也是学者们普遍认同的。此外,还有学者强调数字化技术,包括互联网技术、数字交换技术等[21,29,37-40]。在交易对象方面,李忠民等提出还包括数字媒介[17],而马述忠等[29]、蓝庆新和窦凯[39]提出还包括数字化知识与信息。这些观点丰富了数字贸易的交易对象,不再局限于实体产品与服务、数字产品与服务。但陆菁和傅诺提出不同观点,认为数字贸易不应包括实体产品[19]。

互联网及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全球数字化转型速度加快,尤其2020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更加速5G、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应用。尤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在疫情防控中数字贸易及其平台、物流、供应链、环境等诸多方面都发生变化,全球数字贸易的含义也随之会发生新的变化或扩展。基于此,本文认为全球数字贸易是以数字化平台为媒介,依托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进行实体产品与服务、数字产品与服务、数字化知识与信息交易,推动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最终实现制造业智能化的一种新型贸易活动。全球数字贸易是传统贸易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扩展与延伸,是对传统贸易与跨境电子商务的迭代。与之前数字贸易的概念相对,本文关于全球数字贸易概念新的解读存在以下几点显著的差异:

(1)强调数字化平台。旧内涵提出数字贸易以信息平台或互联网平台为媒介,随着数字化内涵发生变化与扩展,若再局限于信息平台或互联网平台,则无法适应时代变化;新内涵将其扩展为数字化平台,即凡进行数字化的平台均是全球数字贸易的媒介,这也契合全球数字贸易表征,而非信息贸易或互联网贸易。

(2)数字化技术的范围扩大。旧内涵主要强调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随着新技术的出现与应用,数字化技术突破了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边界,将当下主流的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一并纳入。

(3)强调全球数字贸易的迭代效应。旧内涵曾有提及数字贸易是传统贸易的扩展,也提到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高级形态是数字贸易;新内涵将强调全球数字贸易是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高级形态,会助推跨境电子商务对传统贸易的迭代,并最终实现对跨境电子商务的迭代。

三、全球数字贸易、跨境电子商务与传统外贸对比

无论是传统外贸、跨境电子商务,还是全球数字贸易,都存在一些共同点,如:行为属性相同,都属于商品交换活动;交易内因相同,都是资源禀赋差异和规模经济所驱动;涉及區域相似,都涉及跨境或跨国交易等。但三者间,存在更多的不同点,如表2所示。

(一)时代背景不同

传统外贸产生及发展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尤其火车、轮船、飞机等大型运输工具出现,为远程跨境商品运输提供了条件;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电话、电报、传真、电邮等实时沟通成为可能;机器化大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驱[CM(21*2]动商品贸易日益频繁。跨境电子商务产生及发展于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计算机的出现、推广及普及,通信技术及互联网技术发展与应用,使得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商品交易活动成为可能,相较于传统外贸更具效率。全球数字贸易产生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后,工业4.0备受关注,以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无人控制技术、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革命拉开帷幕,驱动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产业及商业模式,驱动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

(二)交易媒介不同

传统外贸发生历程久,很长时间都以纸媒、电报、电话等方式作为交易媒介,在互联网出现及发展后,电邮、远程视频等才成为沟通媒介。传统外贸依托固定的交易场所,通过线下实体文件沟通交易活动,进而实现线下交易活动。跨境电子商务使得商品交易媒介转向互联网平台,实现了商品展示、沟通、谈判、支付等一系列活动的线上化,货物贸易通过线下渠道运输,服务贸易可通过线上网络交付。全球数字贸易的交易媒介不再局限于互联网平台,已泛化到各类数字化平台,商品交易活动的各环节均可实现线上化,数字商品则采取数字化的交付方式。

(三)参与企业不同

传统外贸活动中参与企业规模比较大,多以跨国大型企业为主;在传统贸易模式下,跨国大型企业在链接供求、运送货物、沟通信息方面具有较大优势,这些企业更具有较大规模的生产能力,依托规模效应进行商品输出,进而匹配国外市场的商品需求。跨境电子商务活动中除了几大规模较大的平台型企业外,也存在一些大型企业进行跨境电子商务业务,但跨境电子商务中参与国际分工的中小企业规模日渐庞大,跨境电子商务凭借自身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及个人参与进来。全球数字贸易活动存在大型平台企业,抑或大型企业自建数字化平台,全球数字化平台降低了中小企业及个人获取消费数据的成本,使得几乎所有在传统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以及借助数字化平台获利的中小微企业、个人有效参与全球数字贸易。

(四)商品类别不同

传统外贸的交易商品类别主要是实体货物,也涉及到服务类商品。跨境电子商务的交易商品类别与传统外贸较似,尤其在发展初期,更多是传统外贸商品类别的线上化处理,但伴随跨境电子商务发展,除了实体货物外,涉及到服务类商品,且服务类商品比重较传统外贸有所增加。全球数字贸易交易的商品类别更加复杂,除了实体货物与服务外,更多体现在数字化商品与服务、数字化知识与信息,数字商品形式在全球数字贸易交易的商品比重也会越来越大。

(五)交易速度不同

传统外贸交易速度最慢,这主要与其依赖的媒介及技术相关,尤其通过纸媒、传真、电话等方式进行洽谈沟通,采用电汇、信用证等支付工具,采用传统国际货运方式进行商品运输,这些因素都影响到传统外贸的交易速度。跨境电子商务与全球数字贸易的交易速度较传统贸易都有大幅提升,这主要得益于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与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包括数字媒介、电子支付等方式的介入,实现了交易的即时化。5G、大数据、云技术等数字技术较信息通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更具数字优势,这也加速了全球数字贸易交易的完成速度,进而使得全球数字贸易交易速度在即时化基础上效率更高。

(六)交易范围不同

传统外贸的交易双方地点较固定,沟通成本较高,且受地理距离的制约比较大,进而导致其交易范围比较有限。跨境电子商务借助于互联网及信息技术,有效降低贸易成本[5],并使得处于网络交易范畴下的商品交易双方打破了空间界限,受地理距离的限制较小,能够实现“買全球、卖全球”。全球数字贸易不仅具有跨境电子商务上述特征,更因数字技术的应用,匹配更多数字化工具与手段,实现“全球买、全球卖”。可见,全球数字贸易的交易范围较跨境电子商务更广,能够辐射全球范围。

(七)依托技术不同

传统外贸依托纸媒、传真、电话等传统沟通技术,支付则采用电汇、信用证等支付技术,物流多采用传统国际货运方式,这些技术在时效性方面存在不足。跨境电子商务依赖信息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而数字贸易除依靠信息通信技术与互联网技术,更多倚重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数字技术。

四、全球数字贸易迭代趋势研判

我国外贸进出口与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呈现显著反差,由表3可知,传统外贸进出口增长乏力,而跨境电子商务则增长显著。据艾媒咨询、易观智库、阿里研究院等机构调查分析,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已位居全球第一。跨境电子商务占我国外贸进出口的份额逐年递增,并在2018年份额达到30.16%,跨境电商市场规模迅速扩大。这反映出跨境电子商务对传统外贸具有一定的迭代效应。

我国数据资源与数字经济规模均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据IDC和希捷2019年研究发现,中国2018年约产生7.6 ZB,已超过美国2018年6.9 ZB,还将到2025年增至48.6 ZB;再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显示,中国数字经济2018年规模达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4.8%,位居全球第二。无论跨境电子商务还是全球数字贸易,都属于数字经济范畴[30]。在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及全球数字贸易增长驱动下,全球数字贸易规模也将不断攀升。

全球数字贸易对传统外贸存在一个迭代效应,对跨境电子商务也会有迭代趋向。如前文所述,跨境电子商务对传统外贸存在迭代过程。无论在我国,抑或在全球范围,全球数字贸易虽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但目前看仍属于新兴事物。如图1所示,全球数字贸易会与跨境电子商务存在一个共生阶段,那么全球数字贸易对传统外贸的迭代与跨境电子商务对传统外贸的迭代同样处于共生阶段。伴随“中国制造2025”的实现,以及阿里巴巴国际站为代表的全球外贸操作系统全面上线,全球数字贸易将完成对跨境电子商务的迭代。整体上,全球数字贸易将会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一般国际贸易。在这一进程中,会存在多次迭代状态,即:跨境电子商务及全球数字贸易对传统外贸的迭代趋势,全球数字贸易对跨境电子商务的迭代趋势。但是,迭代程度会因行业、企业的不同而不同,也会出现上述迭代趋势交错影响的情况。

五、全球数字贸易发展趋势

全球数字贸易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正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运行,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17]。在数字技术发展及应用、新基建加快推进等因素推动下,全球数字贸易快速增长,对创新外贸发展方式、推动外贸持续稳定增长、助力全球经济稳步复苏、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一)从流量经济向赋能经济转变

2019年我国全面进入移动时代,据《第44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我国互联网渗透率为61.2%;而一些发达国家互联网渗透率高达97%。尤其在5G技术推动下,流量入口呈现碎片化,而传统电子商务时代下的流量红利衰竭,如抖音直播、网红带货等模式不断涌现。流量获取会越来越难、越来越贵,互联网企业将进入深挖用户阶段。在流量获取时代,主要考虑如何将流量的基数做大,将更多网民引流到平台上,但流量的转化率越来越低。在全球数字贸易阶段,更多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深挖用户需求,更好服务现有的客户群体,增加老客户购买。这也是传统商业领域的80/20原则的价值体现。全球数字贸易下,数字化平台应从流量经济向赋能经济转变。在吸引流量的基础上,应如何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对目标群体进行分析与引导,提升客户满意度,也驱动实现客户的自我传播与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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