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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

刘玉萍 郭郡郡




[摘 要]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但由于贸易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效应很少被定量评估。文章基于2003年至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季度进出口数据,采用给定有限信息面板数据下的“反事实”分析方法,实证评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整体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具有负的进口效应和正的出口效应;不同区域,“一带一路”倡议对进(出)口的影响不仅大小不同,甚至方向相反;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的替代是导致出现负的进口效应的重要原因。根据实证结果,在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应注重维护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平衡,对不同区域采用有针对性的差异化贸易发展政策。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贸易效应;面板“反事实”方法

[中图分类号]F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0)11-0051-12

一、引 言

自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倡议以来,经过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目前已经成为广受关注的国际公共产品。作为我国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成果,“一带一路”倡议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合作重点,其中,贸易畅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是“一带一路”倡议得以顺利实施的基础和纽带。截至2018年6月,根据海关总署和商务部的统计,中国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82个,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且成为25个沿线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①,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抬头的形势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增长成为全球贸易发展的新亮点。

那么,“一带一路”倡议所释放的制度红利对贸易增长的贡献究竟如何呢?根据国际贸易相关理论[1],两国贸易受诸多因素影响,且不同因素彼此交融,相互作用。显然,“一带一路”倡议发起之后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增长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意味着,欲有效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效应,所需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在不同因素中,尽可能分离出“一带一路”倡议对贸易增长的“净”效应。

不仅如此,区别于其它合作组织或机制,“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的合作性倡议,主张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区域经济合作。正是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灵活性,基于是否批准了与中国的双边合作协议或在“一带一路”有节点,目前“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家已达103个②。这些国家在地理上横贯欧亚大陆、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不仅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资源禀赋、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各异,而且不同区域内的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时间节点和参与程度也多有不同,这就使得,如果“一帶一路”倡议是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增长的致因,其政策效应应具有时变性和区域异质性,由此,当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影响时,有必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如何随时间变化?对于不同区域,“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影响是否会有所不同?

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拟采用Hsiao等(2012)提出的面板数据“反事实”方法(以下简称HCW方法),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评估[2]。HCW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如果实验组(受政策影响)与控制组(不受政策影响)受到一系列共同外部因素的作用,则可以通过估计政策实施前实验组与控制组间的相关性,拟合出政策实施后实验组的“反事实”值,再用其与实验组的实际值进行比较,“反事实”值对实际值的偏离,即为政策作用的效果[3]。通过全体样本和特定区域样本“反事实”值与实际值的比较,HCW方法不仅能对“一带一路”倡议整体贸易效应进行评估,还可以进一步实现贸易影响时变趋势和区域异质性的检验。

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在于:①采用HCW方法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检验,丰富了有限信息面板数据下“反事实”方法在宏观政策效应评估中的应用;②除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的整体进(出)口效应,还进一步分析了贸易效应的时变趋势和区域差异,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贸易效应的动态性和异质性,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更全面理解“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双边贸易的发展,还为“一带一路”倡议推行中差异化双边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必要性和合理性依据;③从投资和贸易关系的角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进口负效应进行了解释,为理解贸易政策和贸易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笔者期待,本文的研究不仅能够为准确客观地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提供新的思路,还可为后继差异化且靶向明确的贸易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和科学建言。

二、文献综述

作为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当今全球范围内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之一[4],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推动和建设相呼应,学者们积极跟进并产出了大量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研究成果。从内容上看,国内外学界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大体遵循了“动机·行为·影响”的实践逻辑[5],在实践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贸易均因其具有的特殊作用而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关注:首先,从动机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国际上“反全球化”浪潮兴起和国内产能结构性过剩的背景下提出的,强化国际经贸合作以体现中国的大国担当[6-7],以及推动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以消化过剩产能[8],被视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初始动因;其次,就行为而言,“一带一路”建设以“五通”为重点合作领域,贸易畅通不仅是“五通”的重要内容,也为政策、设施、资金、民心等领域的联结提供支持和纽带,清除贸易障碍[9]、激发贸易潜力、促进贸易发展[10]始终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不变主题。

在贸易发展动机和不同的对外贸易促进行为下,“一带一路”倡议对贸易的影响自然也为各界所关注。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在宏观层面为全球贸易治理做出了贡献[11],还能够有效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从而对微观企业产生积极影响[12]。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得以改善[13],经贸合作水平得以提升[14],产业投资布局得以拓展和优化[15],由此带来贸易便利化程度的提高,以及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的提升,都将显著地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发展[16]。

为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贸易助推作用的大小,研究者进一步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影响进行了评估。有关“一带一路”倡议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多以拓展的引力模型为基本框架,采用双重差分法以及面板固定效应作为模型設定和估计方法。根据引力模型[17],距离和经济发展水平均为两国间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横跨亚欧非,且不同国家发展水平各异,这意味着对于不同区域的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影响也将有所不同。事实上,基于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的研究显示,对于不同区域甚至不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具有相对不同的影响,但在进行政策效应评估时,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却为大部分研究所忽略。此外,由于贸易受诸多因素影响,而“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相关统计数据并不健全,当采用双重差分法基础上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一带一路”倡议政策效应的评估时,很可能因数据不足、因果不明、遗漏变量等问题而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差。在此情形下,HCW方法为给定有限信息面板数据下宏观政策处理效应的识别提供了新的思路。

传统上在宏观经济研究中,常用的政策评估方法有联立方程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然而,这些方法固有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们的广泛使用。例如,联立方程模型依赖于变量先验的外生性和内生性假定;VAR模型不得不面对变量维数的限制和经济机理解释的困难;DSGE模型的有效性则仰仗于模型设定的可靠性和较强的计算机编程能力。近些年来,经济学家开始借鉴微观计量领域随机受控实验的思想,通过构建“反事实”框架来进行宏观政策效应的评估,所涉方法主要有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IV)、双重差分(Differences-in-Differences,DID)、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以及断点回归(Regression Discontinuity,RD)等[18]。然而,这些评估方法要么需满足较强的前提假设(如DID和PSM③),要么具有较高的数据(如PSM和RD)和变量(如IV)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它们在宏观政策评估中的应用。

Hsiao等(2012)在给定有限信息面板数据的情况下,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来识别政策处理效应[2]。HCW方法认为,经济系统的一些不可观测的公共因子同时驱动着截面上实验组个体和控制组个体的经济运行,虽然它们的影响程度不同,但在截面上具有一定联动性或相关性,故可基于政策发生前实验组和控制组相关关系和政策发生后控制组的值,来预测政策发生后实验组的“反事实”值,而政策发生后实验组实际值与“反事实”值之差即可视为政策效应。HCW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克服宏观政策效应评估中存在的因果关系不明确、理论建模复杂、遗漏变量、时间序列数据不足等困难,降低了变量选择与估计方法对实证结果稳健性的干扰[19],与被普遍使用的双重差分法相比,HCW方法则放松了双重差分估计所依赖的随机性假设,即当控制了可观察的协变量后,个体是否受到政策的影响是随机的,除此之外,HCW方法还允许不同个体对政策的反应存在异质性。正因为其诸多优点,HCW方法一经提出,便在宏观政策效应评估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使用HCW方法,Zhang等(2014)评估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对加拿大经济的影响[20];Ouyang和Peng(2015)评估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对中国经济的影响[21];Bai等(2014)评估了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22];边文龙等(2017)评估了保险费率市场化对保费收入和赔付率的影响[23]等。

综上,尽管已有大量文献以中国与特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的经贸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且大多在理论分析和统计推断中支持了“一带一路”倡议对贸易的积极影响,但由于评估方法和数据的局限性,鲜见研究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效应直接予以定量评估,更遑论政策效应异质性的检验了。相比其他政策效应评估方法,HCW方法具有信息使用较少,参数估计简便,结果稳健性较好等优势,借鉴HCW模型的“反事实”思想,为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基本事实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对外贸易规模日益扩大,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④。图1显示,1998年到2017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贸易额由219亿美元增长为4 548亿美元,出口贸易额由238亿美元增长为6 407亿美元,除少数年份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额一直呈增长趋势。事实上,不仅贸易额快速增长,同一时期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占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例也一直处于稳定增长的进程之中。199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额占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4.12%,到2017年,这一比例已增至26.6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如果从贸易差额看,2006以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但净进口额多低于100亿美元,从2006年开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始进入贸易顺差阶段,此后贸易顺差规模持续扩大,尤其是2013年之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顺差突破1 000亿美元,占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比例达到40%左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成为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国。

上述分析可知,随着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增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尤其是贸易顺差创造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是否进一步夯实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呢?如果将2013年习近平正式提出“一带一路”作为该倡议的发端,图1显示,之后的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有了显著地增长,但在2015年和2016年却又连续两年下降,直到2017年才又重新增至2014年的水平。分进口和出口,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的增长大部分应归因于出口的增长,进口额仅有温和地增加。而2015年和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的下降则主要来自进口额的大幅下降,甚至到2017年,进口额仍比2014年少了近300亿美元,而出口在2015年和2016年仅有温和地减少。由于2013年之后,中国对外贸易进口和出口整体也处于先增长(2014年)后下降(2015年和2016年)再增长(2017年)的波动状态,因此,不能判定2013年之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的波动是由于宏观环境的影响还是来自“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但根据进口和出口差异巨大的波动幅度,却不难推断:如果“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产生影响,其对进口和出口的影响将会有所不同,其对出口的积极影响将更大。

从覆盖范围看,“一带一路”建设横跨亚欧非,不同国家与中国有着不同的地理距离和水陆交通连接。尽管所分析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文化传统,乃至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参差不齐。图2显示,如果按地理位置和经济联系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归于不同的区域,以进出口总额表示的中国与不同区域的贸易强度差别甚大,不同区域国家进出口所占比重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其中,同中国贸易强度最高的为东盟10國,除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当年外,其余年份中国同东盟10国的贸易额一直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总额的40%以上;除东盟10国外,中国同西亚18国也有较密切的经贸往来,贸易额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的份额常年在20%到30%之间波动;相对而言,南亚8国、中亚5国、独联体7国和中东欧16国同中国的贸易额较小,其进出口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的比例尽管持续变化,但历年均低于15%。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与不同区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发展的动态性,不同区域贸易额所占相对份额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尤其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发起之后,中国与不同区域“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所占比例甚至呈现出不同方向的变化。从图2可以看出,2013年之后,中国与东盟10国的贸易额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所占比重快速提高,短短4年(2014—2017年)即由42.65%上升至47.05%,而同期与西亚18国贸易额所占比重则由28.34%降为22.59%,类似的,南亚8国和独联体7国,中东欧16国和中亚5国,在2013年时分别占有相似的贸易份额,但在“一带一路”倡议发起之后所占份额却发生了不同方向的分离。从“一带一路”倡议发起之后中国与不同区域贸易发展的相对变化,可以推断:如果“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产生影响,其对不同区域应具有异质性的贸易效应。

四、“一带一路”倡议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方法

当前,中国几乎已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开展了贸易往来,中国与特定国家的贸易除与某些特定因素有关外,也受一些公共因子(如资本、文化、技术等)的影响,尽管这些公共因子对中国与不同国家的贸易影响程度不一,但这些公共因子的存在也使得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具有了相关性。假定y0it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中国对i国在t年的贸易额,其生成过程的因子模型可表述为:

(二)“一带一路”倡议的进出口效应

为采用上述HCW方法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效应,笔者收集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主要贸易伙伴国(地区)2003年至2018年的季度进出口数据,数据主要源自国家统计局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所有数据均以2003年为基期根据价格指数进行了调整,且为保持数据的平稳性,对调整后的数据进行了对数处理。

虽然“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国际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国之间并无固定的合作模式,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中国与沿线国家陆续签定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文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势必受到这些政策文件的影响。根据HCW方法,这些受政策影响的国家为实验组国家,包括所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⑤。此外,为后继进行贸易效应的区域异质性检验,实验组国家还进一步按地域属性被划分为六大区域板块,分别为东盟10国、西亚17国、南亚7国、中亚5国、独联体7国和中东欧1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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