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认知研究视角下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摘要:隐喻具有两面性。本文从认知生态语言学的角度,聚焦习近平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报告中的隐喻,旨在剖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如何应对隐喻的积极面和消极面。本文从概念、方位和本体隐喻三个方面赏析其积极面的认知机制,接着通过对比现有生态批评和分析新型隐喻,总结习是否进而如何处理消极性。研究表明,习通过扩展隐喻类型、构建隐喻语境,最大程度地发挥了隐喻积极性、弱化了隐喻消极性。

关键词:认知生态语言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隐喻认知;两面性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初,语言学家Haugen指出语言是生态学的一部分;80年代末,Nasse强调要从生态学的观点重新审视语言;90年代初,希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Halliday明确提出;“不仅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需要承担解决生态问题的责任,语言学家也必须献计献策。”于是,语言学家将语言和生态结合建立了生态语言学。基于“语言-认知-现实”互动的当代认知语言学又尝试突破索氏和乔氏的“关门打语言”的束缚,沿着与他们完全相反的研究方向,将认知语言学作为生态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将语言融入并应用到社会生态环境研究之中,建立了“语言-生态环境”(朱长河 2015)互动的认知生态语言学。

如果说生态语言学的原则是“以语言手段促进生态环境健康发展”(朱长河 2015),即研究利用语言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那么认知生态语言学家的任务则可细化为研究人类认知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以及运用语言提高人类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有效途径,即“语言-认知-生态环境”关系。由于人类认知能力存在局限性,隐喻研究悄然而生,隐喻构建了人类说话、思考、感知事物的方式(Lakoff 2003),在政治、经济、道德和军事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文旭、叶狂 2003),隐喻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认知手段。本文拟从两面性的角度,结合实例分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隐喻认知。

二、生态话语中隐喻认知的两面性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又称“语言相对论”,论述了语言和思维的辩证关系。一言以蔽之,语言能编码概念系统。隐喻,存在于语言中,也会影响思维。然而,隐喻无论作为认知手段还是认知结果,都如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隐喻塑造思维,思维作用于社会实践。对生产活动发挥指导作用的同时,也可能给人类及其他物种的生存带来威胁,甚至是灭顶之灾。

(一)生态话语中隐喻认知的积极面

上世纪70年代起,语言学家着手研究隐喻认知的积极性(朱长河 2009)。Lakoff&Johnson(1980)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定义了隐喻,即源域向目标域映射的思维认知模式。源域是喻体,简单具体;目标域是本体,复杂抽象。较源域而言,目标域缺少物理特征,当它单独出现时认知难度较大(Vyvyan&Melanie 2006),因此需要高度结构化的概念加以辅助理解。听者方能更清晰、准确地理解说者意图。

事实上,隐喻在生态话语中的使用不仅让晦涩的生态概念具有“可触及性”,更能“实现对意识形态的操作”(王慧萍 2012),也就是说,隐喻能影响听者对世界的普遍认知。简言之,隐喻可重构认知。生态意识,作为认知的一员,也将通过隐喻来重构。王寅(2018)在一文中引用如下例句:

(1)自然从不轻易认输。

(2)巧妙地战胜了冻土的危害。

说者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让听者清醒地意识到,大自然并非样样都好,提供自然资源的同时,却伴随着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人类既要尊重自然、顺应天道,又要及时反抗、求得生存。生态隐喻促使人类重新审视生态立场,为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提供了新的框架和视角(朱长河 2009)。

(二)生态话语中隐喻认知的消极面

唯物辩证法强调事物具有两面性。隐喻也不例外,从理论上说,其积极面必然伴随消极面。消极性可从隐喻的认知机制加以证明。

第一,隐喻具有系统性(Lakoff&Johnson 1980)。在跨域映射的过程中,某个方面被突出,某个方面被掩盖(文旭、叶狂 2003)。这意味着,说者可利用隐喻凸显旨在让听者注意的特征,掩盖其他特征,达到会话目的。政治家从政期间常借隐喻宣传政府立场、引导社会舆论。如green language、green movement等“Green(绿色)”概念隐喻,说者凸显了绿色象征生态文明健康发展的特征,易唤起公众对将大量人力财力投入绿色建设中的好感,却忽略了“后现代哲学的‘多元化、多样化的基本立场”(王寅 2018)。隐喻系统性导致认知片面。

第二,隐喻具有模糊性。束定芳(2000)认为隐喻的真正含义不仅取决于说者的意图,也取决于听者的接收。也就是说,听者基于具身经验,完成对映射特征的选择和意象图示的构建。如“母亲河、地球母亲”等概念隐喻,人们不假思索地将“母亲、女性”和“无私奉献、不求回报、无怨无悔”等印象建立联系,于母亲、于自然、于女性,实属不公,属于“语言中的非生态现象”(王寅 2018)。隐喻模糊性导致认知主观。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面对隐喻认知的两面性,若想彻底推翻已有模式构建新型环境隐喻着实困难,甚至完全不可能。“辯证统一”的哲学观强调事物的正面意义是其反面赋予的。隐喻的积极面与消极面同等重要,二者地位平等、无主次之分。换句话说,任何尝试通过祛除消极面来构建新型生态话语的做法只会使隐喻失去价值,破坏隐喻认知原有的和谐与稳定。朱长河(2009)曾提出保持隐喻多样性,提高人类生存率。隐喻的多样性以两面性为基础(朱长河 2009)。因此笔者斗胆推测,保证隐喻认知的两面性才是保护文化生态的最优之选。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之隐喻认知研究

本章的语料来源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总计1.1万余词量,涵盖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原则、决心等内容。正式与口头用语均衡分布,甚至包括文言文。因此,语料量充足且真实地道,能全景式地展现隐喻在传达不同内容时的使用喜好,展现隐喻认知的两面性。

习总书记在大会上巧用、甚至连用隐喻,力求赋予生态文明思想意识形态作用,以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美丽中国。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呢?笔者在第一节从生态角度探索不同隐喻类型所突显的认知积极面。第二节参考前人生态隐喻批评,试图总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如何降低隐喻的消极影响。现例述部分,以飨读者。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隐喻积极面的发挥

众所周知,大会发言中的隐喻终究是为引导良好社会思潮服务的。那么,习总书记如何利用隐喻完成这一目标的?笔者依据Lakoff和Johnson对隐喻的分类(结构隐喻、方位隐喻、本体隐喻),对大会发言中的隐喻进行归类,一一剖析其积极面,试图总结其认知机制。

1.概念隐喻

大会讲话共四节,说者甚至专门开设两节着重向听众传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的气魄,隐喻篇幅达800余词,加之其他章节中此类隐喻(400余词),占总篇幅约10.9%。下面,笔者将对“生态文明建设是战争”这一结构隐喻进行深入剖析。

笔者发现,说者常用“战争”域构建“生态文明建设”域。Lakoff和Johnson指出源域和目标域包含不同的角色。例如,战争包括参战者、战争策略、战争目标、战争过程等,同样,生态文明建设包括生态文明建设者、建设方式、建设目标等。当源域与目标域进行角色匹配时,隐喻开始发挥作用:生态文明建设者成为参战者(建设一支生态环境保护铁军,整合组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划定战场(要以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等为主战场),制定目标(要打几场标志性的重大战役,集中力量攻克老百姓身邊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优化战术(要集中优势兵力,动员各方力量,群策群力,群防群治,一个战役一个战役打),虽遇敌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还有不少难关要过,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但怀揣决心(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勇气、攻城拔寨的拼劲),进行战争(打一场人民战争),历尽艰险取得战果(我们必须咬紧牙关,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最后进行战后分析(打好污染攻坚战是一场大仗、硬仗、苦仗)。

映射过程可由表1予以厘清:

关于战争的概念极易激发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动性,“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习近平 2018),因为“战争”胜利是民心所向。有了这一认知基础,政府日后颁布相关生态建设文件、实行建设方案可以说是顺水推舟的事。此可谓积极之处。

2.方位隐喻

纵观大会发言,如“高压态势”、“深度参与”、“前瞻研究”等,无一不向听众传达了政府的严肃态度、透彻思考、预先展望等精神。例如:

(3)我国古代很早就把关于自然生态的观念上升为国家管理制度。

(4)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界定入罪标准,加大惩治力度,形成高压态势。

(5)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

例句从地位、情感、中心-边缘三个方面建构了空间隐喻。例(3)“上-下”方位副词可用来表达地位高低,地位高为“上”,反之为“下”。“上升”一词说明自然生态观念已由意识形态层面落实到政策制度层面,反映了随着自然生态问题的显露,政府对其的关注愈发密切。政府的重视,加之制度的约束力,势必无形中制约着百姓的生态行为;例(4)中“高-低”的方向指向与情感态度有关,严肃紧张是“高”,随和放松是“低”。“高压”表明说者决定以强权手段,对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绝不姑息,真正做到惩处不手软、下不为例;例(5)“里-外”以实际的空间距离隐喻人与人的心理距离,心理疏远为“外”,心理贴近为“里”,展现了人们面对同一情景时的不同心理状态或认知距离。通过对“外”的否定,说者旨在告诫听者不要做“旁观者”、“局外人”或“批评家”,而应将生态建设视为全社会共担的责任,自觉做“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习近平 2019)。

3.本体隐喻

发言同样不乏本体隐喻。如:

(6)各相关部门要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职责,谁的孩子谁抱。

(7)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还老百姓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

两句均为实体隐喻。例(6)基于“抱孩子”和“担责任”的相似性作喻,由孩子监护人的不同推导出责任承担者不同。表明生态保护职责要落实到位,各个部门应明确自己的责任,共同发力;例(7)借“还”、“留”将“蓝天白云”、“繁星”等看得见摸不着的生态要素喻为可传递实体,降低了生态要素虚无缥缈之感,提高听众对生态要素的感知度。“还”一字暗示此番景象本就属于老百姓,如今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二句皆完成了无形到有形的推理,非物资事物由此可指称、可分类。

(8)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9)要抓紧出台中央和国家机关相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

上述例句分别将身体域和社会域视为容器。例(8)基于“body as container”,将身体部位“心”看作有边界的容器,生态文明理念化虚为实,在体内,即“入心”,则在容器内,否则在容器外。表明民众越来越发自内心地信服生态文明理念;例(9)将具有共识的社会群体(中央和国家机关相关部门)看做容器,责任清单被视为物体。在容器内,物体只有群体成员享有,对外界有“隐藏”“暗含”等意义;在容器外,物体为社会共享,便呈现“出台”“公开”等意义。说者力求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对全社会起约束、督促作用,以便凝聚社会力量,提高社会生态意识。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隐喻消极面的消解

面对隐喻的消极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否采取措施以淡化其消极性呢?倘若有,又运用了何种方式呢?怀揣这两个问题,笔者从两个角度(与前人生态批评对比、探究新型隐喻的认知运作)展开本小节的讨论。下面将分别阐释。

1.现存隐喻内容的扩展与摒弃

前人已对生态话语的积极性和消极性进行了两面性的批评研究,如朱长河(2009)、王慧萍(2012)指出诸如“地球母亲”一类隐喻的不合理性,王寅(2018)对“Green(绿色)”隐喻、对“SVO施动句式”语法隐喻提出反对。针对上述“绿色”隐喻、“母亲”隐喻和语法隐喻三个方面,笔者一一做了对比。

针对前文中王寅(2018)对“绿色”隐喻的驳斥,笔者认为例(7)是最好的回应。说者不再将注意力局限于“绿”,而是将颜色域扩展至“蓝”“白”等颜色,包括“护蓝增绿”、“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为城镇增白留绿”等。习着力创建一个有蓝天、有白云、有青山、有繁星的多姿多彩的生态宜居环境。符合“世界是多样的,生活是光怪陆离的,我们需要其他色彩”(王寅 2018)的观点。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同样是金山银山。

句法同样可建构隐喻。在典型的SVO构式中,主语S是人,宾语O是物,人管控物,整个句式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隐喻义。唯有“作格句能中性地体现事物本身的内在属性”(王寅 2018)。如例(12)的“推进”、例(13)的“健全”、“制定”和例(14)的“树立”本是动宾关系动词,应表现为SVO施动构式。但在例句中均为主谓关系,可看做拟人隐喻,属于作格句。如此看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尝试通过改变隐喻句式来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表达立场,力求客观全面地向听众展示真实世界事物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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