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菜单

论新唯物主义的“物”与“人”

[摘 要]科学实践观的确立是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而对“物”和“人”及其关系的理解是导向科学实践观的关键。包括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旧哲学囿于实体的逻辑和思维,对“物”和“人”及其关系的理解具有抽象性。马克思在坚持物质先在性的客观前提下,从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出发来理解“物”和“人”及其对象性关系。马克思提出的新唯物主义,一方面在世界观上将世界何以可能的问题转化为历史何以可能的问题,并用实践的观点揭示了人和社会的本质;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上扬弃了旧哲学中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的二元对立,并用实践的逻辑取代了实体的逻辑。马克思对“物”和“人”及其对象性关系的理解蕴含着哲学批判和经济学批判的双重维度,这在对“商品”的批判性分析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关键词]新唯物主义;物;人;对象性活动;商品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20)04-0012-06

学界对新唯物主义的理论特质和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解已有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往往是从科学实践观的确立来阐释新唯物主义。这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脱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而单纯从哲学批判维度来阐释,则存在片面解读的嫌疑。本文结合哲学批判和经济学批判双重维度,从“物”和“人”的对象性关系角度来理解新唯物主义的理论特质和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双重意义,以期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

一、新唯物主义如何理解“物”

古往今来,人始终需要和这样那样的“物”打交道。以传统本体论为基础的旧哲学,对物的追问基本是围绕“物的本质”这一问题而展开的,而对“物的本质”的解答也仅仅从“物本身”来寻找。由于脱离了人的实践,这种旧哲学要么陷入了不可知论,要么总是执着于对物的抽象化理解。但这种“抽象的物”充其量只是观念的产物,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换句话说,“抽象的物”是思辨哲学的产物,而非现实生活的产物。这种“物”恰恰是空洞无物的。

诚然,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从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有形之物到抽象的、一般的、普遍的无形之物,是人类知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巨大飞跃。但如果我们将理性认识的结果进一步独立化、凝固化和绝对化,则必然会割裂感性和理性之间的真实关系;如果将绝对理念中的“物”和现实世界中的“物”的关系颠倒过来理解,则必然会抹杀观念和现实之间的真实关系。黑格尔哲学就是如此,他从抽象的理性存在出发在理论上构建了一个具有神学色彩的超感性世界。在他看来,现存世界中的“物”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形式和过渡环节,这样一来,他不仅把对“物”的理解抽象化了,而且神秘化了。

费尔巴哈清楚地看到,黑格尔哲学不过是思辨的神学。所以,致力于宗教批判的费尔巴哈并不满意抽象的“理性思维”而诉诸现实的“感性存在”。他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并试图建立起以“感性存在”为基础的新哲学。费尔巴哈是以感性的方式关照“物”的,但他没有把感性本身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因此,在他的视野中,“物”成为无概念的直观、无历史的抽象、无对象的实体。费尔巴哈关于“物”的理解和他关于“自然”的理解是一致的。费尔巴哈的自然是非历史的自然,在他那里,自然和历史是分离的、对立的。

马克思是根本拒斥对“物”的抽象化和神秘化的。马克思看到,旧哲学恰恰没有从实践主体即现实的人及其对象性活动出发来理解“物”。因此,他们所谓的“物”不过是抽象的范畴,而不是现实存在的。对于现实之“物”,尽管马克思也保留了“自然存在物”的理解,但这种理解在他那里只是一种被承认的历史前提,而不是一种被追问的现实问题。况且,即使是“自然存在物”,在马克思那里也是被理解为处于对象性关系中的对象性存在。马克思举例说:“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正像植物是太阳的对象。”[1]210对此,他用思辨哲学的语言这样表达:“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1]210

马克思看到,感性直观层面所把握到的“物”,不过是感性世界的深层基础,即感性活动的派生物。因此,马克思并不赞成从“感性直观”的方面去考察“物”,而特别强调要从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感性活动”方面去考察“物”。只有这样,才能通过“物与物的对象性关系”透视“人与人的对象性关系”。如果说前者是一种自发的、消极的、被动的对象性关系,那么后者就是一种自为、主动的、积极的对象性关系,两者在形式上是分离和对立的,但在内容上则是有机统一的。

马克思对物的理解和对物的追问,主要针对的是对象性活动中的“物”及其背后的对象性关系。这种“物”是一种非实体的关系性存在。这种“物”本身就与其他物处于由自然形成的對象性关系之中。由于实践主体的介入,自然之物就在实践活动即人的对象性活动中被赋予了社会历史内涵。这种“物”的存在形式有三个层次,分别是“社会之物”“异化之物”和“拜物教之物”。

第一层次是“社会之物”。“社会之物”即表明“物”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对象化产物。社会之物是在现实的人及其对象性活动中不断被生产出来的。随着生产能力的增强,“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2]。人为了生活,不仅通过生产劳动产品来直接满足和再生产人的需要,而且通过交换劳动产品来间接满足和再生产人的需要。我们将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称之为“商品”。商品是人类利益和人类财富的具体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于以往任何阶级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劳动力本身成为商品。

第二层次是“异化之物”。所谓异化之物就是人在实践中生产出来的物反过来支配、控制和奴役人。凡异化之物都是社会之物,但并非所有社会之物都是异化之物。异化之物是社会之物的异化形态,也是社会之物所表征的“社会存在”的特殊历史形态。物与人的异化关系实际是人与人的异化关系的表征。异化之物的根源在于异化劳动。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过比较系统的集中论述。

第三层次是“拜物教之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拜物教是物对人的精神统治,是异化的观念形态。通过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深刻分析,马克思揭示了拜物教的二重结构,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根据马克思的说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他的研究是以“商品”这种“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的分析为逻辑起点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一开始就注意到作为“社会意识”的商品的特殊性,而不仅仅是将商品作为“社会存在”来进行分析。事实上,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形态的微观分析,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微观分析。

二、新唯物主义如何理解“人”

以传统本体论为基础的旧哲学不仅执着于对物的抽象化理解,也执着于对人的抽象化理解。但这种“抽象的人”同样也是不存在的。

黑格尔将人等同于自我意识,将人的历史等同于自我意识的历史。黑格尔曾说:“人最高贵的事就是成为个人。”但是,他将“具体个人”仅仅当作“抽象个人”的一个发展环节。费尔巴哈想要研究“现实的人”,但却同样陷入了“抽象的人”。在费尔巴哈看来,无论是基督教意义上的“上帝”、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精神”,还是鲍威尔意义上的“自我意识”,其实都是“人”。就这一点而言,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是高度一致的。正如恩格斯在《谢林和启示》中指出,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神学秘密是人本学。”费尔巴哈把“感性直观”作为认识“感性存在”的主要思维方式。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指一目了然的直观,另一方面是高级的哲学直观。以第一层次的“感性直观”去看“人”,强调“人”的肉体性和感觉;以第二层次的“感性直观”去看“人”,则强调“人”的“类本质”,即“理智、意志和心”。至于“社会”,从“感性直观”的方式去理解的话,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市民社会”的直观,这样一来,恰恰在客观上沦为对现存世界的解释和辩护,而不是对现存世界的批判或改变。黑格尔特别强调“中介”和“否定”。费尔巴哈则与之不同,他特别强调存在和本质之间的“直接的统一性,直接的确定性,直接的真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费尔巴哈并没有真正扬弃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把小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再加上他不了解实践的本质和意义,只是“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所以费尔巴哈无法从“自然”过渡到“历史”,而始终停留于“历史”之外。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评论道:“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究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1]78

马克思对“人”的理解虽然深受启蒙思想传统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但马克思的理解与他们有很大差别。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既不同于黑格尔,也不同于费尔巴哈。他强调要用“现实的个体”代替“抽象的人”,从“现实性”而非“抽象性”的角度来理解人的本质。

马克思曾在不同著作中阐述了对人的本质的看法。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重申:“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是针对在人之外寻找人的本质,特别是把上帝作为人的本质而言的。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强调从人的需要来理解人的本质。他指出:“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37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的活动的自由性来理解人的本质。他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3]96在马克思看来,“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自由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从人与物的对象性关系来理解人的本质。他把“现实的人”的基本内涵界定为“生活在现实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4]244。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4]52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是从人与人的对象性关系来理解人的本质的。他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7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存在”与“本质”的关系来理解人的本质。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将存在和本质同一化的理解方式。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实践的产物和历史的产物。人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是从物象与人格的关系来理解人的本质的。在马克思看来,在资产阶级社会,人的本质被资本逻辑所赋予,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

以上分析表明,马克思反对从抽象化的角度来理解人的本质。他对人的本质的不同规定和表述,都有其现实性和针对性。我们不能脱离其特定语境和问题意識来理解马克思的个别论断,而应该立足于对马克思人的本质学说的整体性理解。学界常常把人的本质仅仅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事实上,“社会关系的总和”虽然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重要命题,但并不足以完整表达其人的本质学说的全部内涵,也不是关于人的本质的最终结论。

马克思对人的理解和对社会的理解是高度相关的。马克思不仅反对抽象化的理解人,而且反对抽象化的理解社会。他特别强调:“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5]302也就是说“社会”不是实体,而是关系。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所说的那样:社会不是由个人组成,而是个人彼此联系的关系的总和。更准确地说,社会不是原子化个人的总和,而是始终处于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个人之间的联系和关系的总和。显然,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社会不是抽象意义上的社会一般,而是具体意义上的社会特殊。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研究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形态而不是别的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相应的,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形态中的“物”和“人”,而不是一般社会意义上的“物”和“人”。马克思的根本旨趣是在批判旧社会中建构新社会,从而为实现人的解放即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因此,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具有现实性和理想性双重维度。

三、新唯物主义如何理解“物”和“人”的关系

“物”与“物”的对象性关系是在自然中形成的,而“物”与“人”的关系则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前者是非主体性存在和非主体性存在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后者是非主体性存在和主体性存在之间的对象性关系。“物”与“人”的关系有三种情形:切近、疏离、异化。对“物”与“人”的关系的追问,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的追问,是近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之所以如此,其现实根源在于“物”与“人”的关系从统一走向分离、从切近走向疏离、从对象化走向异化的客观事实。而马克思所思考的是更深一层的问题:“物”与“人”何以从切近走向疏离和异化?

马克思对“物”与“人”的关系的思索由来已久。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曾遭遇“物质利益难题”,正是以此为契机他开始研究市民社会中的物质利益关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强调“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同时他又说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3]126,167,220。马克思始终强调“物”与“人”的对象性关系,即非主体性存在和主体性存在之间的实践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形成了生产力的概念,将“物”与“人”的对象性关系提升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强调:“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4]58这实际上是对片面夸大主体性和实践能力而忽略自然物质客观前提的批判。马克思提醒我们,不能用实践否定物质和自然。实践主体和生产力的确实具有巨大作用,但同时也必须承认自然先在性、承认物质的实在性。否定后者,必将使所谓的实践无根化,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害的。

我们必须注意到,马克思对“物”与“人”的对象性关系的思考没有停留于哲学反思的层面,而是深入到现实层面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经过长期的探索和思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的细胞形式”——“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商品的价值形式”——入手,由表及里,依次展开了对“商品的分析”“货币的分析”和“资本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构成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的分析,揭示了“物与物的对象性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对象性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从根本上揭示了“物”与“人”的疏离和异化的制度根源和超越路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并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遮蔽,而已经异化了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再次被异化成资本的自主活动。由于“物的抽象统治”,人的独立性不得不建立在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资本逻辑不但主宰着广大劳动者和一般现代人的命运,而且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纵观人类发展史,经济活动起源于物质生产,发展于商品交换,兴盛于资本制度。资本制度最初建立于西欧,然后扩展至全球,最后渗透到人类社會的方方面面。资本的到来,开辟了世界历史,促进了经济全球化,深刻改变了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现代人的存在方式,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个新的重要里程碑。

但是,正如宗教的世界是一个颠倒的世界,资本的世界也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前者是神统治人(实际上是少数人通过“神”来统治多数人),后者是物统治人(实际上是少数人通过“物”来统治多数人)。因而,要实现人的解放,就必须将人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直至今日,这两项任务依然尚未完成。事实上,这两项任务的彻底解决不仅需要观念的革命,更需要现实的革命。因此,“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5]48事实上,正是在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入展开之后,宗教的本质和资本的本质才得以揭示出来。在深刻理解宗教的本质和资本的本质的基础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才得以发展起来,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共产主义和人的自由才有得以实现的可能。

感性原则是新旧唯物主义的共同基础,但对感性的不同理解构成了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以费尔巴哈哲学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虽然也坚持了感性原则,但在他们那里,感性只是被理解为所谓的“感性直观”,这是一种去中介化的直接性。尽管费尔巴哈也区分了两种意义上的直观,即对现象的直观和对本质的直观。但由于“直观化”的理解方式本身就不可能达到对现实的真正理解,所以,所谓的本质也只是脱离了实践活动和历史进程的抽象设定。所谓的感性直观也沦为对感性世界的现存关系的非批判性解释。马克思充分汲取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积极成果,并多次高度赞扬其理论贡献。马克思之所以是马克思,在于他从来不盲从任何思想者的思想,对黑格尔是如此,对费尔巴哈也是如此,他在《巴黎手稿》中,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思想上超越了费尔巴哈。

收藏此文 赞一个 ( ) 打赏本站

如果本文对您有所帮助请打赏本站

  • 打赏方法如下:
  • 支付宝打赏
    支付宝扫描打赏
    微信打赏
    微信扫描打赏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验证码: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