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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存量的顺位释放

摘要:资本主义内涵人权存量,成为促进人权实现的现代制度之一。现代制度建立的过程中,人权还只是作为应然存量而存在,只有社会制度进入稳态,人权存量才能进入释放渠道。经由制度完善,人权存量顺位释放,并按照被需要程度主辅相配地形成人权谱系。制度越完善,人权存量释放越快越多,越能形成真正的人权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蕴含着巨大的人权存量,4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推动人权存量不断释放,民众人权享有量越来越多,人权事业取得空前进步。

关键词:正位制度;人权存量;顺位释放;改革激发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2-0058-06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文化建设研究”(15JZD05)。

作者简介:王耀海(1979-),男,安徽宿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理学博士后,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法学、改革学、历史唯物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权建设取得了空前进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了一条适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总结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构建了较为完备的人权制度保障体系是其中重要一环。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1]由此发现,人权实现与改革开放中的制度完善存在逻辑上的正相关。

回顾历史会发现,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人权厚度都是在制度变革与完善中逐渐形成的。普遍实现人权并不能在建立社会制度后就自然而然地出现,而是制度不断完善的逻辑结果。这就使得制度与人权实现的关系问题,成为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制度建立:人权存量的应然基础

人权作为社会结构运转的结果,是社会制度不断运行的衍生物。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根源于经济。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2]

出现普遍人权,必然意味着社会经济结构内部产生了持续的人权需要。经济结构及其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表现在制度上,就是建立能够支撑特定国家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制度基础。按照这个逻辑,建立能够催生普遍人权的社会制度,是人权释放的基础所在。

作为人权形态的根源,社会制度是特定生产力基础上所能常态实行的行為模式体系,是国家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形态的根本决定因素。不是所有社会制度都能够催生普遍人权的要求并实现人权架构。众所周知,人类从原始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制度不断从低级状态演变到高级状态。不同等位的社会制度,有不同的人权要求、人权存量及其现实形态。

社会制度确定以后,该国家赖以活动的制度基本盘就由此固定下来,从中产生的制度本性为人权存量及其释放定下基调。如果社会制度本身就是压制人权的,如奴隶社会制度体系,就难以产生人权需求并释放普遍人权。这就意味着要想释放人权,必须实现制度对位,社会制度必须是能够催生普遍人权的制度,且人权构成社会制度的本性部分之一,即达到没有人权普遍实现、这个社会制度就不可能稳固建立的程度。这就要求相关社会制度成为普遍实现人权的制度母体,即成为人权释放的正位制度。

人权的正位制度,与人权的本质内在相关。所谓人权实际上就是人作为人的权利,本质上是人自我主导而不被其他权力主宰的基本状态。这样的状态更有利于人本身的生存和延续,所以能够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之一而被人们普遍追寻。自主生存是人权的本质所在,自主权是人权的实质内涵。这就意味着,能够催生多数人自主权的社会制度将成为普遍催生人权的正位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建立自由平等的社会制度,人权才能因为被社会循环所需要而成为显性权利要求。

从人类演进现实观察,能够成为人权正位制度的即可以产生普遍人权的社会制度,只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以前的奴隶社会制度和封建社会制度,基本上是淹没和阻碍人权普遍化的社会制度,因此不可能成为人权的正位制度。这就意味着,人权的制度基础在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才得以出现。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权”是作为封建特权的对立物而产生和出现的,“特权、优先权符合于与等级相联系的私有制,而权利符合于竞争、自由私有制的状态”[3],“由于竞争——这个自由商品生产者的基本交往形式——是平等化的最大创造者,因此法律面前的平等便成了资产阶级的决战口号”[4]546。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制度“针对着按出身区分的各种旧的等级,它应当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人权;针对着行会制度写上贸易与工业自由;针对着官僚制度的监督写上自由与自治。如果坚决彻底,资产阶级就应当要求直接的普选权、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废除反对居民中各个阶级的一切特别法令”[5],从此,“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人权,代替教会的是国家”[4]546。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就是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现代国家既然是由于自身的发展而不得不挣脱旧的政治桎梏的市民社会的产物,所以,它就用宣布人权的办法从自己的方面来承认自己的出生地和基础”[6]145。资产阶级在其政治解放过程中,“不得不以人权的形式承认和批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7]。可见,人权是资产阶级为了进一步消除封建障碍而在与封建阶级的斗争中取得的政治权利。用人权代替特权,适应了新兴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马克思指出,实质上,“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是一个意思”[6]145。

上述论证表明,人权的制度基础的建立有其历史性。这种历史性,在宏观上看是人权的正位制度在整个人类史上得以确立的过程;在微观上,则意味着人权正位制度在具体国家的现实确立。总之,只有内在要求人权的正位社会制度在特定国家或者地区建立以后,才可能催生普遍人权。人权的正位制度确立后,实行该制度的国家直接或者间接以人权作为重要目标,确定人权展现的可能大方向。人权的正位制度,又具体决定着人权的存量即其范围、数量、实际享有者群体等事关人权深度和宽度的诸多变量,更由此决定着人权及其释放的上限与下限。

制度基础建立后,人权就相应地拥有了自己的存量。为什么人权会有存量?根本在于社会制度能够提供物质支撑,使得人权得以存在并实现。在特定社会制度基础上,制度运转提供的物质支撑能够保障多数人拥有人权,促进人权作为存量而内含在这个制度体系中。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基础上的人权存量,是顺位的天然内存,即只要这样的社会制度建立,就必然会内含着相应的人权存量。人权只要表现为存量,就会是大面积存在。因为只有大面积存在,人权才能作为显性权利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可以想象,如果人权只能被少数人需要和享有,它就不可能以人权形式而存在,而只能以特权形式存在,更不会被要求在社会中普遍实现。这意味着人权只要有应然存量,这个存量就是很大范围的,能够为多数人或多或少地享有,而不可能是只在某些狭窄领域内归属于特定人群。

在制度基本盘确定的前提下,人权的应然存量大小不一。一般来说,制度等位越高,人权存量就越大,人权建设就会越好。在满足人权大幅度存在的前提下,不同社会制度的人权又有存量大小、释放渠道宽窄以及释放度高低的区别。如前所述,人权存量大小根本决定因素在于社会制度提供的物质支撑力量大小。表现在客观上,在人群范围、实际享有者群体大小、人权深度厚度等方面都各有不同。上述所谓人权释放的上限,就是在相关制度基础上,社会通过最大努力能够实现人权的最大程度。人权释放上限受制于制度本性,是该社会最大化努力建设人权所能达到的最好水平。而所谓下限,指的是该社会制度顺利循环所必需的最小的人权实现程度,即最少要具备什么样的人权才能维持这个社会的稳定存续。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权实现限度与之对应。在这个层次上,人权是作为潜在存在的事物而与社会制度内在关联,其作为内在存量,类似于矿藏深埋于社会制度这个土壤之下而存在。要想落实制度内含的人权存量,需要结合客观条件对之高效提取并使其展现出来。

二、制度稳态:人权存量的释放前提

人权有其内存并不代表它能够即时外显为现实中的人权享有,它需要被释放出来。要释放就需要释放渠道,如果制度不稳固,人权释放渠道就难以建成。建立人权释放渠道的首要前提,就是制度稳态。所谓制度稳态,指社会制度能够稳定建立并存在,不受内外各种因素的威胁,进而可以为各种社会因素的发展提供支撑基础。

在国家制度巩固期,人权虽然内含于制度体系之中,但仍然只能作为潜在可能性而存在,不能在社会结构中较快实现。在关系到政权生死存亡和制度能否最终建立的关键时期,国权第一,人权第二。人权实现需以社会结构内的各种支撑条件为基础,需要社会稳定存在并且足够发展才能实现。这样的要求,在建国初期特别是需要实现制度质变的国家建立初期,是难以很快满足的。那个阶段,国家政权的生死存亡是第一位的,社会中的资源集中用来保证国家安全,而不是为人民提供足够的人权。临时性的制度收紧使得社会制度的人权存量基本上不得不处于冷冻的被锁闭状态,这种人权建设的非常态,需要持续多久才能解除,由国家能否及时巩固和安全来决定。总之,这个阶段的国家来不及提倡人权,更难以发展人权。这样的人权现象,在每个国家建立初期都是如此,也能够被普遍观察到。如在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型国家,这种现象尤其明显,在面对西方国家绞杀最严峻的阶段,是难以保障国内人民基本温饱要求即生存权的。即便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建立国家初期,在南北战争或者世界大战的阶段,其社会制度下的人权建设也很难释放出足够的保障。在这种制度状态下,即便人权已经成为制度本性要求之一,也只能被迫处于待位释放状态,即因为条件不具备,只能处于可能被释放的位置上,等条件具備以后再被现实地释放出来。

只有社会制度稳定存续,内含于其中的人权存量才可能获得释放的可能性。制度稳定存在,国家建设注意力才可能转移到发掘制度潜能上来。外压消失以后国家趋于稳定,才能有内在动力去展开国家建设,才能产生普遍的发展愿望,形成社会发展动力,寻求在本位制度结构范围内实现最佳配置,以发展社会并确立稳固的发展模式,逐渐展现制度基因以求进步。总之,进入稳态社会以后,才能释放人权。具体来看,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展开,内含于制度体系内的人权因子,会被发展式带出。如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起来以后,内含于其中的自由自主原则就会通过人权要求被提取出来并逐渐实现。人权作为相对独立的权利范畴,会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被自然而然地带出来并加以实现。这种人权释放,在制度潜能释放的早期阶段会比较常见。如果说这是自为式释放,那么人权释放到一定程度后,它本身就会成为自觉追求而向自觉式释放迈进。人权作为社会制度本性之一,会因为反复出现而被人们普遍地当作制度基本项,这样,发展人权就会成为社会的基本欲望。在发展人权成为社会欲望以后,人权建设就会逐渐成为自觉选项,体现出社会能动性,从而可以高效促进人权存量不断被释放出来。而促进人权存量不断释放进而建设人权体系,要求制度体系能够按照社会发展要求不断进行适应性完善。

三、制度完善:人权存量的具体释放

进入稳态阶段的制度,将在内部激发潜能实现发展以向民众兑现更好生活。这就需要不断根据现实需要来调整社会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使其能够最佳地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和要求,表现为制度体系必然需要不断完善。制度完善之所以必然出现,是因为任何社会制度体系都是复杂多变的,都需要跟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制度稳态基础上不断改革,是制度自我完善以释放生产力潜能的必经之途。水平比较低的生产力,支撑不了制度内处于待位的生产力潜能,由此支撑力比较低的制度也难以激发出足够的人权谱系;而水平较高的生产力,能够支撑起蕴含在该制度体系内的生产力潜能,从而激发出更多的人权需求。

制度完善不是受制于制度自我基因序列要求的随意调适,而是跟随制度必然性顺势而为,是克服制度任意偶然性的必然选择,即制度完善要顺势应位地展开。这意味着,制度完善本身是顺应基因要求的制度生长而不是难以掌控的任意乱窜。制度完善本身并不是为了释放人权存量,但在制度完善的过程中,人权存量客观上由此得以顺势外显。社会制度进入稳态存续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可以促进原来作为隐态可能的人权不断释放出来。生产力在本身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拉拽出隐蔽在制度背后的人权因子。生产力使内潜的人权因子显形,本身意味着人权存量由此进入释放窗口,出现人权等待被逐渐释放的启动点。表现在客观上,国家会放弃原来收紧状态下的诸多措施,积极地促进社会发展,释放人权,使其得以进入近位释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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