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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特点及完善科举制

关键词  宋朝,历史特点,科举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1-0014-05
2011年课标要求“知道北宋建立,了解宋朝重文轻武的特点”。之前的实验课标回避了宋代政治。现在使用的统一教材以“北宋的政治”为课题,第一段是“宋太祖强化中央集权”;第二段是“重文轻武的政策”。其中“重文”只讲了文官的地位、待遇及科举制度,这是不是最重要的特点?自1929年中国颁布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以来,关于宋朝的内容要求都是加强中央集权制,2011年课标第一次提出重点了解“重文轻武”,为什么?对深入学习有何意义?教师备课即是教学研究的过程,首先要理解课标,然后研究教材,再搜索史实和学术认识,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确定课程内容的选择,再設计教学流程,如此确定的培养目标才具有可操作性。研究教材属老生常谈,研究教材不是非要按教材去教,教材不见得准确理解课标意图,所选内容也未必都体现了时代性。教材属于教学资源的理论没有过时。
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国号契丹。947年,契丹攻占开封,灭掉后晋,改国号为大辽。在宋朝成立之前,辽国已然是一个民族的王朝。而后辽军虽然从河南撤回,但幽云十六州仍在辽朝手里,这对中原王朝是很大的威胁。
在宋之前,938年大理建国,建都大理,洱海周围是其政治经济中心,疆域范围大体为今云南全境及川西南地区。大理国的城建、宫室、礼仪与中原汉族没多大区别,文字用汉字,读音用白族人的白语,崇信佛教。大理与内地茶马贸易始终不绝,与宋朝关系密切。
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晚于宋朝立国,但他们早就是割据一方的势力。唐朝末年,党项首领率军协助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晋爵夏国公,赐姓李,地盘以今宁夏为中心,后向东扩张到陕西北部,向西抵达玉门关。五代十国时期,李氏政权与吐蕃争夺河西走廊一线的控制权,对中原各王朝都保持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宋朝建立后,他们与宋的臣属关系更加实际。到李元昊嗣位,西夏也成为一个民族王朝,与宋、辽都发生了战争。
从五代十国到宋代,在今西藏、青海的吐蕃各部,在今新疆的回鹘诸国,基本与中原王朝没有什么联系,各过各的日子,互不干扰。
五代十国以后,民族政权对立的状态延续了300多年。从民族融合角度看,有些民族的文化经济与汉族社会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结成一个中华民族只是时间问题,如大理白族、契丹族、党项族。契丹作为一个民族到元末明初基本消失,他们中绝大多数都融入了汉族社会。党项族上层深受儒学熏染,但他们一直试图保持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因为有成熟的汉字,西夏文没能使用下去,到元朝灭亡大部分党项人业已汉化。北方游牧族在此时还在变动之中,契丹被融合了,之后女真族南下,而后蒙古族占据大漠南北。蒙古族、西北民族、吐蕃族与汉民族接连不断的经济文化联系,以及各族之间宗教信仰的趋同和包容,最终形成“五族共和”的局面。
北宋建立不仅面临加强中央集权,局部统一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也用了几十年。外部形势不稳定,而且外部局势一直影响宋朝内政。老办法是下节课再讲政权分立,是否可以全面阐述北宋建立时的内外问题,削减一些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毕竟初一学生对权力架构的认知缺乏经验。成人比较容易理解权力分割的奥妙,13岁的孩子未必感兴趣。
学术界主张用“重文抑武”,“抑武”比“轻武”更准确。提高文官地位和文官统兵都不是“重文”最重要的内容。教材忽视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的“祖宗之法”,这是造就文官敢言、政治宽松的前提条件。
赵匡胤吸取五代以来武人乱政、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教训,从制度上注意抑制将帅,警惕他们拥兵自重。宋朝建立以来就宽待文官、重用文官,目的之一是为抑制武将。对武将的“猜防”,导致北宋时期几乎无名将,只出现一个狄青,还不被信任。南宋没办法才允许张俊、韩世忠、岳飞长期带兵,也因为抑武是国策,所以稍有安定即解除了他们的兵权。过度“抑武”导致北宋对外战争接连败北。因武将地位不如文官,80万禁军教头林冲才会被人欺负,连自己老婆都保护不了,实在窝囊。禁军不止80万,但平时训练由枢密院的文官管理,将不专兵,所以军队的战斗力很差。过度抑武的弊端显现出来后,“强兵”成为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王安石试图用“将兵法”取代“更戊法”,将领带兵,常驻军中。尽管改革失败,但可以说明“重武”与“抑武”的矛盾。
“抑武”容易理解,“重文”则不仅在于抑制武将,提高文官地位也不在于级别和工资高。重视文官更重要的举措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和“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因为放松言路,所以北宋官场好戏连台,皇帝纳谏、朝臣直谏的事多于贞观之治。了解“重文”的重心才能理解传说中的包拯为什么那么敢说敢做,而且竟然没有招引杀身之祸。
赵匡胤虽然出身行伍,但却酷爱读书。他在后周时期有一次随周世宗打淮南,被人揭发私载数车战利品,周世宗下令检查,众人只看到书籍数千卷,世宗不解地问:“你做将帅应致力于兵甲,要这么多书干吗?”他回答:“做将帅常怕完不成任务,因此多看书,长知识,广见闻,增智慧。”赵匡胤是个有文化修养的开国君主,他治下的16年虽然没有获得“贞观之治”那样的佳誉,但他的作风和功业与唐太宗相比并不逊色。他非常注意节俭,皇后曾提议用黄金装饰一下皇帝出入乘坐的轿子,他说:“即使用金银装饰宫殿我也办得到,但是我管理天下财富岂能只为自己享用?那样谁还拥戴你呀?”他的爱女穿了一件讲究的衣服入宫,他让她不要再穿,说:“公主穿这样的衣服,贵戚们就会争相效仿,助长奢侈之风。”赵匡胤自律节俭,对贪官深恶痛绝,惩处十分严厉。他下令处死的28位贪官,有的级别相当于今中央部级和地方省级,处死都用杖死、凌迟、弃市(闹市处死、尸体示众)等极刑。后人评论说:“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①
宋太祖立国一方面注意防范武人干政,另一方面重用文官。他立下两条规矩,即:“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大量史实证明,后来宋朝皇帝都遵守了这两条祖训。
士大夫指做了官的读书人。“共治天下”就是倚重文官,共定国是。中央掌管军队调动、招募、供给、训练等军政要务的枢密院,由文官主持;地方州府长官由文官担任,甚至边防重镇也派文官充任一把手。如果仅仅是赋予文官这些权力,还真不值得称颂。“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造就的言论宽松,在中国古代史上绝无仅有。唐太宗善于纳谏主要归结于个人因素,没有法律约束;宋太祖不仅自己宽容豁达,而且将其作为家法约束后世皇帝。祖宗之法在宋朝具有法定效力,整个宋代很少有士大夫因提不同意见而被砍头的。宋朝316年没有出现外戚干政、宦官专权,宫廷内斗被降低到最低程度。与唐朝和明朝相比,宋朝多数皇帝都能够节制私欲,没出现暴君。据程民生的研究,宋代宗室十分重视文化修养。①这既是太祖喜欢读书形成的家风遗传,很大程度上也受文官政治的影响。文官集团与皇权之间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关系。尽管文官也要服从服务于皇权,但士大夫也以“正君心”为己任,“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宋代士人的集体理念。寇准曾直言“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天下谓之大忠”。②余英时在论证宋代士人的政治主体意识时说:“‘以天下为己任涵蕴着‘士对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处理有直接参预的资格,因此它相当于一种‘公民意识。”③这与“重文”政策有直接关系。
“共治天下”与“不杀士大夫”不仅鼓励文官关心朝政、敢于说话,对皇帝也形成约束。宋朝的“台谏”是御史台和谏院的合称,是最主要的监察机构。谏院对朝政遗缺、官员失职等事进行规谏讽喻,是专门提意见的。因为有制度性保证,台谏官很厉害,敢说敢言,约束皇帝,监督宰相,有时集体对抗皇上,有时还与宰相联合对抗皇帝。宋仁宗要提升张尧佐的官职,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能力平庸却依仗这层关系担任掌管全国财政的要职,再提升实在不像话。包拯和其他谏官上书阻止。宋仁宗没办法,改命他另任高官,包拯还不罢休,要求仁宗收回成命,仁宗置之不理。朝会时,包拯率百余名台谏官集体谏诤,仁宗虽怒,但不得不让步。事情平息后不久,宋仁宗又重新任命张尧佐,包拯领衔再次争辩。张贵妃还为伯父说情,仁宗说:你只管为他要官,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他的唾沫星子都溅到我脸上啦。最终还是皇帝收回成命。在北宋时,这种事情很多,所以《宋史》中说“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因为台谏的存在,皇权专制被降到最低程度。南宋的秦桧将台谏官都换成自己一党,治岳飞于死地,另当别论。
也因为鼓励上书言事,践行言者无罪,所以总有些官员说话不负责任,不计后果,造成因言废事。范仲淹傻乎乎地告诉皇帝,结党可以为公;说说还不够,欧阳修还上《朋党论》,写成论文给皇帝看。君主专制最忌官员结党,结果是这二位自己断送了庆历新政。他们虽然受到处罚,但生活水平没怎么下降。后来王安石改革闹出点儿乱子,罢相后还给个江宁知府的官衔,他辞官后还有能力购置几百亩田产,自由自在地过了十年“田舍翁”的退休生活。宋代以后,文官再也没有这样的好日子了。明朝对文官实施“廷杖”要扒下裤子直接打到屁股上,使官员毫无尊严。首辅张居正死后被抄家,还被鞭尸。清朝因言獲罪的事例更多,惩罚也更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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