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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教材“辛亥革命”研究

关键词:部编初中教材,辛亥革命,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9-0010-05

部编初高中历史教材即将在全国统一使用,研究教材再次成为教师必修的功课。目前,初中教材已见新版本,高中教材也在试教中。如此,以初中教材为主,参照高中教材开展研究,对初高中教学都有实际意义。“辛亥革命”在初高中都是重点,本文就此研究教材的变与不变,联系相关学术成果,讨论课程内容的时代性,以求比较完整的史实。一、部编初中教材与以往初中教材的比较

2018年投入使用的部编初中八年级教材,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为题,设置一个单元四课:第8课“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第9课“辛亥革命”、第10课“中华民国的创立”和第11课“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前三课叙述辛亥革命的大小字,很明显是单一的革命叙事。与此前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相比较,2013年版初中教材中有“20世纪初的中国局势”,介绍了“收回利权的斗争”“国会请愿运动”和清末“新政”。而2001年版的辛亥革命,直接叙述了孙中山创建革命团体、革命政党,提出三民主义,等等,删去了新政、立宪等其他内容。为了进一步研究教材,我们找出20世纪的旧教材。1994年版初中教材,用两课陈述辛亥革命的背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和“清政府的‘新政和各地武装起义”,其第17课分成三个子目: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各地的武装起义”、“保路运动”。但是,三个子目仍是以革命为中心的叙事:“在革命的暴风雨即将来临之际,清政府为了加强统治,用‘新政来稳定政局;革命党人用武装起义进行回答。”“四川革命党人组织保路同志军,发动起义……湖北革命党人乘机在武昌发动起义。”这里虽然提到新政,但没有将新政10年造就的动荡局势作为辛亥革命的背景,还无视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总的来说,初中教材中的辛亥革命,基本没有变化的是革命叙事,或增或删的是清末新政及其立宪运动。以革命叙事为主题,保路运动作为武昌起义的契机,在部编教材中也被删除,只罗列了萍浏醴起义、徐锡麟秋瑾起义、镇南关起义和黄花岗起义,然后就是武昌起义。初二学生初步了解辛亥革命,他们如果认真阅读教材,留下的印象就是不间断的武装起义推翻了清王朝。但事实绝非如此。二、部编初、高中教材的比较

为了更好地适应初高中教学的衔接,笔者翻看了电子版的高中必修课程教材《中外历史纲要》,发现高中教材的辛亥革命增添了很多内容,改变了初中教材单一的革命线索。

变化一:客观评价清末“新政”。指出,“新政”的内容与戊戌维新时期所颁布的改革举措“颇多相似”,“但更为广泛深入”。这就指明了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一脉相承,改革是历史的趋势。

变化二:明确了立宪派在推翻清王朝中的作用。指出1906年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立宪派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积极推进立宪运动,“立宪运动造成很大声势”,1911年5月,清政府组织“皇族内阁”,“不少立宪派认为清政府无诚意推行立宪,转而支持革命”。

变化三:补充了保路运动与武昌起义的关系。高中教材在“历史纵横”栏叙述了清政府派兵屠杀保路人士,使人民更充分看清了清王朝的反动本质,保路运动推动了辛亥革命在全国的总爆发。

显然,高中教材将辛亥革命的背景放大到清末新政,改革与革命殊途同归,而非仅仅孙中山及其革命活动这一条线索,且非常看重立宪派在革命中的作用。这是否意味着高中教材在初中教材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呢?初中教材如果在第三单元的引言或前三课的引言中,多少透露一些1901至1911年10年间全国形势的变化,那么也可以说为高中深入学习奠定了基础,但遗憾的是,相关内容只字未提。或许这要归因于初中课程标准。《初中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确只要求了解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但是,课程标准不同于教学大纲,后者规定到子目,前者只是一个最低或中等标准。《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在必修课程“1.8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中,也没有提出了解革命之外全国的形势,为什么高中教材就可以增添那么多内容呢?显然,这是两部分教材编写者认知水平的差异造成的结果。在笔者看来,单以革命史观解释清王朝的灭亡,眼界过于狭窄。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才能对辛亥革命的歷史有更全面、客观的认识。

很多年轻教师还不熟悉革命史观。革命史观强调革命的斗争形式,夸大革命的作用,对不赞同革命的持批判态度,无视甚至蔑视其他力量的存在。这样视野下的辛亥革命叙事强调三大特点:一是以孙中山为中心,突出孙中山的理论和武装起义;二是批判和否定立宪派,忽略立宪派在武昌起义推翻清王朝中的重要作用;三是遮蔽革命派的不足,夸大各次起义的影响,强调革命党人坚持不懈的战斗精神。革命党坚持不懈的斗争精神的确应该肯定,但是也应看到,革命党人的几次起义都在南方,起义规模小、持续时间短,当时对全国的影响很难说,后来国民党人书写的历史有夸大之嫌。

这种“革命史观”由来已久。蒋廷黻于1938年写的《中国近代史》就这样描述辛亥革命。民国时期有关近代中国史的著作,几乎半数以上都因袭蒋廷黻的史学观点,他的著述是那时大学历史系的教本。后来范文澜和翦伯赞的通史著作也承袭了革命史观,中学教材更不例外。1990年代以来,中学教材开始提及革命党人以外的力量,但仍作为革命的陪衬。

改革开放以来,辛亥革命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焦点,新成果不断涌现,对辛亥革命成败及原因的分析也被重新定位,代表作即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三、学术界关于辛亥革命的新认识

(一)关于辛亥革命爆发的推动力,史学界在一些问题上逐渐取得共识

1.立宪派是革命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陈旭麓指出:“革命与改良之于社会,如燕雀之有双翼,舟车之有两轮。……它们既是相互依存的,又是矛盾对立的,二者交叉地出现,或缓或急地促进社会的新陈代谢。近代中国就是在革命与改良的不断变革中曲折前进的。”①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发动中,革命派与维新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两个最早的资产阶级团体——兴中会和强学会成立的时间来看,维新思想和革命思想几乎是同时出现的,一个以革命为宗旨,一个以改良为依归,但他们的反封建目标是一致的,都在寻求“救亡图存”的出路。甲午战败后,维新运动代替洋务运动成为时代的中心。这一时期,革命派也曾被当时的潮流所吸引,对改良派(或更早的洋务派)的首领寄予希望。孙中山、章太炎分别于1894年、1898年上书李鸿章,要求他支持政治革新。1899年,梁启超在日本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校,谋求与兴中会合作,计划共同组织革命团体。①兴中会参与自立军起义,则是两派合作的标志性事件。改良派在斗争中分化,一部分人赞成革命或转化为革命派,如邹容。原维新领袖梁启超后来也转向革命,认为革命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②其“言论与前判若两人,激烈不下革命党”。③

清末新政中发生的立宪运动则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尽管立宪派希望通过君主立宪避免和阻止革命,但是,立宪运动客观上却助长了革命声势。1910年,立宪派连续发动了4次国会大请愿运动,动员的力量十分广泛,参与请愿的社会群体涉及绅、商、学、警、军、报,以及海外华侨,声势浩大,前所未有,请愿签名者多达30余万人。革命党创办的《神州日报》《民立报》也连续发表社论,声援和支持国会请愿运动。1911年5月,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立宪派彻底失望。6月,同盟会会员与立宪派人士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总会”,共同谋划救国救民。8月,立宪派领导的保路运动在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地风生水起。9月,革命党与哥老会攻打成都,10月,武昌起义发生,革命成“风起云涌”之势。仅从武昌起义前5个月发生的事件就可以看出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密切。

在武昌起义发生后,独立各省的立宪派领袖直接参与革命。“各省的起义几乎均得到原立宪派的响应和支持,从而才有辛亥革命凯歌行进的局面。”④武昌起义的第二天,湖北立宪派领袖、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主动出面,与革命党合作维持局面,通电各省,呼吁响应独立。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在革命爆发后担任都督,稳定了湖南的秩序。全国立宪派领袖张謇等人支持江苏独立,直接参与谋划中华民国的成立。立宪派与革命党合力推翻清王朝,在南京临时政府中,陆军、外交、教育总长属同盟会,内务、实业、交通总长属立宪派,海军、司法、财政总长无所属,形成革命党与立宪派“共造共和大业”⑤的局面。

2.清末新政10年助力革命到来

清政府想借“新政”和预备立宪来挽救统治,但是新政的实际结果与主观目的相差甚远,它助力了革命的爆发。新政的举措比洋务运动或戊戌变法的力度大得多,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从改革官制到仿行宪政;从改革司法制度到尝试建立近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从奖励农工商业到建立近代产权制度;从编练新式陆军到建立近代军制;从设立新式学堂到废除科举,建立近代学制。新政时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新动向:因新政加重了捐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新式学堂培养了近代学生,造就了大批的反封建志士;新军淘汰了绿营练勇,结果却铸成了革命先发力量。所以有人说,清政府是“革命制造厂”,新政不但没有缓解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反而成为辛亥革命的“催化剂”。⑥

3.民变——民主革命的基石

晚清最后10年的民变,风起云涌,“无论在次数上还是在广泛性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从1902年起到1911年间,各地民变多达1300余起,平均每两天半发生一次。这些民变席卷全国各地,触及了城乡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抗捐抗税、抢米风潮;为求盐而导致的城乡骚乱;会党和农民起义;罢工斗争;兵变和学潮;义和团式的反教会与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等等。“绵绵不绝的民变同前仆后继的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交错迭出,彼此助推。”“清末的民变已经不是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了,而成了民主革命的基石。”⑦辛亥革命的成功也是多种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

(二)关于立宪派在筹建中华民国中的作用,史学界有以下认知

1.立宪派在筹建民国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武昌起义成功后,南方革命阵营面临如何组建统一政权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关于怎样“建立民国”,孙中山也没有给出可操作的具体方案。当时颇有影响的是湖北方案和上海方案。上海方案的策划人是张謇、赵凤昌、张元济等立宪派首领,他们与宋教仁、章太炎等革命党人共同协商草拟了上海方案。①上海方案规划的建立民主共和制国家的政治目标与路线,与孙中山的政治理想高度吻合。根据上海方案,建立民国的第一步是组建各省代表会,作为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临时国会性质的机关。后来,各省代表会成立后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以下简称《大纲》),1911年12月3日,来自10个省的22个代表在《大纲》上面签字。《大纲》成为临时民国中央政府组建和运行的法律根据,它显示了辛亥革命与以往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的根本区别——奉行民主与法治的政治原则。这个《大纲》规定民国政体以美国为蓝本,如集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于一身的总统制,各部部长直接对总统负责,总统选举每省为一票也是模仿美国13州代表会议的先例。虽然《大纲》不够完整,后屡经修正,但这是中国近代立法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献,它以法律形式否定了王权专制制度,确立了民主共和的政治原则,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

2.立宪派率先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和“五族共和”思想

据研究,梁启超最早创造和使用了將汉、满、回、苗、藏等民族包括在内的“中华民族”一词。继梁启超之后,1907年立宪派代表杨度也是“中华民族”早期的自觉使用者。杨度曾反复强调:“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人民既不可变,则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则此后中国,亦为至要之政。”②中华民族的概念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形成并得到广泛认可的,而立宪派是最早提出者。以五族共和表达中华民族大家庭,也是立宪派提出来的。

辛亥革命后,最初动议用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五色国旗图样由江苏都督程德全设计,得到多数代表的赞同。③而孙中山主张用青天白日旗(原兴中会的旗帜),并在旗上增加了红色,改为青天白日满地红,还有主张十八星旗(寓意十八省)。不同的旗式代表不同的寓意,但共同表达了国家和民族至上的观念。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1912年1月初函致参议院,请其“正式追认”以五色旗为民国国旗。④1912年6月5日,北京临时参议院最终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十八星旗成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

从“中华民族”的概念到“五族共和”,再到五色旗的诞生,集中体现了立宪派参与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立宪派的思想并不比革命派落后,在国家和民族的观念上甚至可以说更胜一筹。四、关于辛亥革命的成果

用“窃取”,还是用“落入”,描述袁世凯获取辛亥革命成果,是两个不同的含义。部编初中教材仍以“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为标题,高中新教材则两次提到革命成果最终“落入”袁世凯手中。史学界大都认为用“落入”更恰当,其理由如下。

首先,从当时的舆论和从各派的态度来看,举袁之意明显。1911年10月28日的《民立报》,发表了革命党人以《敬告袁项城》为题的“短评”:“今幸天诱其衷,清廷属治兵柄,此诚千载一时之嘉会也。人心归汉,公不宜妄自菲薄,致辜物望。”“虽今日世界不能容有子孙帝王万世之观念,但以渺然之躬,代表四万万众,为第一期之大政长,与总统、君主相周旋于玉帛坛坫之上,抑最快意也。公其勉之!”1911年11月2日的《神州日报》,刊登了伦敦华侨、留德学生和芝加哥旅美学商全体等,鼓吹争取袁世凯做总统的三封电报。

其次,早在1911年10月27日,湖北军政府首脑就以“全鄂士民”名义写信给袁世凯,劝袁“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犁扫虏廷”,并称“汉族之华盛顿惟阁下之是望”。当时黎元洪通过刘承恩带信给袁世凯,再一次明确表示,只要袁氏“能来归”,“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阪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黄兴也以南方民军司令的名义至电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勿坐失。”①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于12月31日和1912年1月2日,两次致电袁世凯,表示临时大总统一职,他只是“暂时承乏”,只要袁拥护共和,自己一定“让位”。革命党人的致电,相当于许下政治诺言,而袁世凯要的就是这种承诺。

再次,南北议和初步达成“袁反正则举为大总统的协议”。12月23日,在帝国主义干涉下的南北议和中,黎元洪、伍廷芳分别向《大陆报》公开声明,只要袁世凯“不再迟延承认共和政体,必可选为共和国总统”。

最后,各省代表联合会,以法律程序正式确定“虚位以待袁君反正来归”,1911年11月30日到12月7日,各省军政府代表联合会会议在汉口召开。决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这一决议后来得到上海会议和南京会议的一再认可。

尽管后人对这一结果不满,甚至愤慨,但是其发展过程是合情、合理的,其程序是合法的。新政时期,袁世凯是立宪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有一定的政治威望,张謇对他信之不疑。孙中山当初的愿望则是:“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言兵。”②人们都没有想到日后袁世凯要当皇帝。

回顾辛亥革命的历史,革命派、立宪派、汉族官僚,甚至清政府,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清政府以自己“退位”的方式,认可了共和政治;立宪派舍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支持共和,“共造”共和;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势力,“投靠”了共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以让出民国最高统治权的方式,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做出了贡献。政治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也是各种力量迂回的结果。无论教材内容变与不变,无论教材陈述是详是简,这都是教师在教学中需要帮助学生厘清的道理。课程内容的时代性要求反映学科的新成果,教师应关注学术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再考虑教学设计,针对教学对象选择史事、设计问题。

近几十年史学研究不断取得新成果,但中学教材几十年变化不大,与时代性要求相距甚遠。教师怎么办呢?笔者认为,中学教师要坚持广泛阅读,及时了解学术动态,拓宽视野,而不要拘泥于教材。应该辩证而客观地看待历史问题,用唯物史观研究教材,按照学生的认知水平设计教学。反之,死守教材,抱着有限的教学资源,只会误会历史,误导学生。

【作者简介】许春凤,中学正高级教师,江苏省华罗庚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王雅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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