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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元千佛崖武周至开元时期佛教造像研究




内容摘要:武周至开元时期(690—740年左右),四川广元千佛崖石窟造像活动兴盛。期间,千佛崖诸窟的营建大致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690至700年代,以第535窟为代表,造像诸形式上可见650年代皇泽寺石窟的强烈影响;第二期为710年代初至720年代前半,形成了以第366、513窟为代表的两大造像系统;第三期约从720年代前中期至741年,出现了完全融合第二期两大系统形式的造像风格。这应是广元千佛崖造像体系自立性发展的结果。

关键词:武周时期;开元时期;广元千佛崖;佛教造像

中图分类号:K87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0)02-0034-15

A Study on the Changes in Buddhist Images of the Qianfoya in Guangyuan, Sichuan, from the Reign of Empress Wu

to the Kaiyuan Era

YAGI Haruo Trans., YAO Yao

(1. Department of Art, University of Tsukuba, Ibaraki Prefecture, Japan;

2. Art College,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89)

Abstract: From the reign of Emperor Wu to the Kaiyuan era(690—740), the construction of Buddhist images at Qianfoya in Guangyuan, Sichuan, was very active.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v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Caves of Phase I(690—700CE), represented by cave 535, show in the forms of their images a strong influence from the Huangzesi Grottoes dating to 650 CE. Caves of phase II(from the early 710s-to the first half of the 720s)are split between two image systems that can be respectively represented by caves 366 and 513. Caves of Phase III(from the mid—720s to 741)exhibit an image style that has combined the two systems formed in Phase II. This is most likely the outcome of th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the Qianfoya image system.

Keywords: reign of Empress Wu; Kaiyuan era; Qianfoya in Guangyuan; Buddhist images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四川广元地区的佛教石窟主要有千佛崖、皇泽寺、观音岩摩崖造像群。其中嘉陵江上游东岸的千佛崖石窟规模最大,初唐至盛唐是其开凿盛期,包含利州刺史毕重华等朝廷重臣所开凿的一些石窟[1][2]。关于千佛崖摩崖造像的资料整理与研究,目前已有内容总录刊布[2][3],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也相继发表,但编年方面尚有深入探讨的空间。据笔者考察,千佛崖石窟在营建体系与造像风格上可分为几组,各组内窟龛的时间关系及各组间的影响关系等尚待探讨。本文将以开凿时间较明确(根据铭文)的窟龛为中心,对千佛崖佛教造像的分期及阶段特点进行考察,梳理该区域龛窟营建的工匠系统与发展体系。

以铭文资料和风格比较为线索,广元千佛崖佛教造像的发展可大致分为以下三期:

第一期:690至700年代诸窟龛;

第二期:710年代初至720年代前半诸窟龛;

第三期:虽无铭文,但从诸形式上推断应晚于第二期的诸窟龛,约在720年代前中期至741年左右(天宝年间以前)。

一 第一期(690至700年代)

1. 第535窟(莲花洞)

此窟位于南段下层,窟门及前壁塌落,长方形平面,圆形窟顶。窟高360、宽495、深335cm?譹?訛。正壁(东壁)及左右壁(南北壁)开大龛,各壁面下部皆设53cm高的基坛。正壁大龛内设一倚坐佛二胁侍菩萨立像。正壁有万岁通天年间(696—697年)铭小龛,可知此窟营建年代的下限当在武周时期[4]。

a. 正壁(东壁)造像

倚坐佛高180cm,上半身表面破损,头部保留完好。覆钵状的肉髻表面未刻发丝。发际线略呈M形。面部方圆,脸颊肉感,眼窝深邃,眼睛细长,人中很短。颈部略长,刻三道颈纹。宽肩,着通肩式袈裟。由现存部分来看,胸腹部原本或许未表现出起伏。坐于方形束腰台座上,下半身掩于层层袈裟内,因而不见大腿形状。右手抚膝,左手置于膝上,掌心似乎向上。脚下踏小莲座(图1)。

胁侍立菩萨风化严重,右像面部的下半部分及上半身破损。两像似乎皆外侧之手举于肩侧,另一手垂于体侧,束高髻。右像菩萨宝冠上饰化佛;左像宝冠中央饰圆花,圆花两侧有W形垂饰。左像发际线及面部表情与主尊相似,身体修长,直立(未游足),饰胸饰和诸多璎珞。腹前U字形璎珞下端向两侧延伸出璎珞,吊于U字形璎珞上的圆饰似乎也向两側延伸出璎珞。天衣未左右相交,而是在身前呈U字形垂下。右上端的裙腰向外翻折出。

b. 左(南)、右(北)壁造像

左右壁两龛各缺损一尊菩萨立像,左壁坐佛像的台座经过重修。

左壁坐佛像残高127cm,头部的形状与正壁主尊像类似。溜肩,胸腹部几乎没有起伏,内衣外穿带袖衣,此外还有双层袈裟,外层为钩纽式偏袒右肩式(图2)。身前的袈裟开口很窄,前端呈刀尖状,与皇泽寺第45窟像类似,显示出两地造像间的联系。右手施无畏印,左肘缺失,印相不明。

左壁右菩萨像保存完好,右手握柳枝举于肩侧,左手垂于体前,掌心托有壶状物。上半身略显厚度,胸部圆润,腰部未收细。上半身略向主尊侧倾斜。穿着遮住左肩的内衣及双层裙,外层裙腰翻折出,内层裙腰很高。璎珞在腹前呈X字形交叉,交叉处有圆饰,X字形璎珞与另一根U字形璎珞在下半身相连接。

右壁坐佛高134cm,保存完好(图3)。不同于另两尊佛的是,此像刻螺发,且肉髻与地发间有大的圆饰(肉髻珠)。身着偏袒右肩式袈裟,鼓起的小腹透出柔软的肉体质感,这也区别于另两尊佛像。左腿在下结跏趺坐,右足从袈裟中露出,将短悬裳座分为左右两部分。此像的一大特征是饰胸饰和腕钏,并且右手施触地印,左手置于腹前,即所谓的成道像。

右壁左菩萨左手握柳枝举于胸前,右手握住天衣的一端垂下。此像身上的璎珞等装饰少于正壁及左壁菩萨像,腹前的U字形短璎珞下端有圆饰,从圆饰处延伸出两条璎珞并绕于背后。与左壁像一样腰部未收细且着双层裙,但区别在于此像上半身扁平,并且内层裙腰不高。外层裙腰翻折出的部分较长,裙摆仅到小腿处。

金银儿认为第535窟的三尊佛像构成了三世佛,正壁为弥勒佛,右壁为卢舍那佛,左壁为过去佛阿弥陀佛[5]。事实上,这一时期佩戴胸饰、腕钏等装饰的坐佛的尊格尚未固定。如受西安佛教美术影响的敦煌莫高窟第335窟(686年)中,所绘的戴胸饰、腕钏等的佛像为阿弥陀佛。而武周时期的巴中石窟西龛第87龛的坐佛像也佩戴胸饰、腕钏等,刻画的是其戴冠瞬间的场景,但无法断定此佛像尊格?譹?訛。因此,千佛崖第535窟的三尊雖应是三世佛,但除正壁主尊为弥勒佛之外,现阶段尚无法断定另两尊的尊格。

2. 第493窟(神龙窟)

此窟位于南段北部上层,马蹄形平面,穹窿状窟顶。窟高424、宽272、深176cm。仅设一倚坐佛像,高360cm(图4)。由右壁上方题记可知,该窟的营建时间为神龙二年(706),这也是千佛崖中除补刻造像之外现存纪年最早的开窟题记[4]36。佛像肉髻高大,肉髻与地发上刻螺发。面部方圆,眼窝深邃,细长的眼睛和扁平的鼻梁极富特色。人中短且下颌略突出,脸颊圆润。肩膀宽厚,胸前袈裟的拱起凸显了胸部肌肉。右手举于胸前,前端缺失,左手抚膝。内衣之外穿双层袈裟,外层为偏袒右肩式。大腿被袈裟遮掩住而形状不明。台座的两侧各有一尊托举着台座上沿的力士像,类似形式也见诸于山东省青州市龙兴寺出土的倚坐佛像,只是青州像托座的是天王像。

二 第二期(710年代初至720年代前半)

1. 第366窟(菩提瑞像窟,图5a、5b)

此窟位于中段中层,平面呈梯形,平顶窟顶。窟高325、前方宽355、后方宽410、深330cm。窟内中央设高68、长201、宽139cm的基坛,坛上设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立像。诸像背后塑造出直达窟顶的芒果系双树背屏。在广元地区,芒果系双树表现可追溯至皇泽寺第12窟、第13窟(武后父母武士彟及杨氏于贞观二年所造)。第366窟的芒果系双树表现应该是受到皇泽寺影响。基坛斜前方两侧各为一身力士,坛正面还刻出二身单腿跪坐的供养人。主尊为头戴宝冠的菩提瑞像。后壁及左右壁下部设高78.5cm的基坛,坛上合计刻十二身弟子,应与龙门石窟擂鼓台中洞内所刻的祖师有所关联。左壁入口侧还高浮雕五身伎乐天。

第365窟与第366窟相邻,其主尊为倚坐弥勒,有认为这两个窟是成组营建的。罗世平曾据第366窟门侧的碑文及对檀越(施主)利州刺史毕重华的考证,指出第366窟与第365窟皆开凿于睿宗景云至延和年间(710—712)[6]。这一现象也可与龙门石窟擂鼓台三洞比对:擂鼓台中洞主尊为弥勒佛倚坐像,北洞主尊为菩提瑞像。南洞内壁面可见头戴宝冠、身饰璎珞的小型浮雕坐佛,有学者认为此窟原本的主尊或许也为菩提瑞像?譹?訛。由是可见,广元千佛崖的菩提瑞像、倚坐弥勒的组合与龙门石窟擂鼓台三洞或许有某种联系。

主尊坐佛高137cm,螺发,戴饰有云纹的高宝冠,胸饰和腕钏皆与第535窟右壁像相似,但增加了臂钏。面部近乎正方形,眼窝深邃,眼睛细长。身着偏袒右肩式袈裟,溜肩但肩膀很宽,胸部圆润,未表现出起伏。右手施触地印,左手置于腹前。腿部采用了山东地区隋前期至初唐时期所流行的双膝两端略扬起的形式。双足尖从袈裟中露出[4]39,有短的悬裳座。佛像的舌状头光周围刻有11身化佛。蒲江飞仙阁摩崖造像龛群飞仙阁区第60龛(689年,图6)及大佛坪区第9龛的主尊菩提瑞像上也可见到上述类似表现。但前者未戴胸饰,而后者双膝两端未扬起,采用单体菩提树而不是芒果系双树。

笈多式椅背的台座:第366窟主尊肩旁的椅背两侧有向后方(尾侧)回首的鸟,喙中衔摩羯鱼,双树的树干表面各有二只狮状动物,背上跨骑童子,左下方狮子下还有地神[2]351。此种椅背样式是受到印度流行的笈多式椅背的影响。在龙门石窟中,笈多式椅背始见于650年代的优填王像,670年代初至680年代时开始用于弥勒像,如龙门惠简洞(673年)和擂鼓台中洞主尊倚坐弥勒的椅背,皆雕有摩羯鱼的头部和后脚站立且背上坐童子的狮羊立兽(Vyalaka)。但四川地区,笈多式椅背运用于菩提瑞像的台座,其原因可能与此地菩提瑞像、倚坐弥勒佛成组出现有关。此外,蒲江大佛坪区第9龛主尊的台座显示出与千佛崖第366窟的密切关系,前者椅背上端亦有向后回首的长尾羽鸟,左右两侧由上至下为摩羯鱼和狮羊立兽,摩羯鱼的口中现狮子上半身,并且猿跨于狮羊立兽背上[7]。

千佛崖第366窟主尊背光周围化佛旁有半圆状物体(似为莲花),与蒲江飞仙阁区第60龛主尊头光周围的11个椭圆形纹样以及大佛坪区第9龛主尊头光周围的13个载于莲花座上的椭圆形纹样也有着某种联系。由以上种种不难推测,千佛崖造像应是受到了蒲江飞仙阁摩崖造像龛群的影响,以其为基础进行了些许改动。另外,第366窟主尊的台座束腰两侧各有一身单手及头部托举台座上沿的裸体力士,虽未见于飞仙阁区第60龛以及大佛坪区第9龛,但与前述千佛崖第一期第493窟主尊倚坐佛像的台座相通。台座基部正面还雕有二身单腿跪坐的供养人。

弟子、胁侍立菩萨、力士:左弟子是合掌的迦叶,右弟子是双手交叠于腹前的阿难。迦叶的带袖交襟内衣外还着双层袈裟,内层袈裟未披于右肩,底端呈细长状挂于右腕再垂下,外层袈裟为偏袒右肩式。阿难在掩于左肩的带袖内衣之外还穿几层袈裟,与迦叶的穿着方式类似,(由外至内)第二层袈裟的底端呈细长状挂于右腕再垂下,最外层袈裟为钩纽式偏袒右肩式。这种弟子像袈裟穿着方式的祖型可追溯至674年左右的陕西省马家河石窟,龙门石窟则从高平郡王洞(武周时期)开始流行于阿难像上。

两侧的立菩萨皆外侧的手握柳枝举于肩侧,左像的另一侧手握天衣,右像的另一侧手握宝瓶颈部。左像的璎珞在身前呈X字形交叉。右像的璎珞在腹前呈U字形垂下,底端向两侧下方分别延伸出垂至膝下的璎珞,U字形璎珞底部的圆饰又向下方各延伸出两条璎珞,腰纽中央也向下垂两条璎珞,与圆饰延伸出的璎珞在膝下处相叠(图5b)。这一形式类似于前述第535窟正壁左像。另外,两像胸腹部皆无起伏,腰部略收细。区别在于,右像身体呈筒状,左像下腹凸出且上半身向后仰。

力士仅右像存头部,束高发髻。两像重心皆在举腕一侧的腿上,另一侧腿游足,翻折出的腰布飘向主尊侧。胸部和手臂肌肉发达,鼓起的腹部未刻画腹肌。左像在肋骨附近表现出瘤状肌肉,类似于龙门石窟第563窟(710年左右)力士像。

其他:第366窟左右壁刻弟子,见于后述第744等窟。台座基坛的正面刻单腿跪坐的供养人,与陕西省彬县千佛洞(第23窟)及宝庆寺造像龛等类似。另值得注意的是,芒果系双树背屏中间的树干刻雷神,左右树干分别刻风神、电神等鬼神,诸像之间还浮雕飞天。整体表现的是天界?譹?訛。

需要指出的是,與千佛崖中菩提瑞像坐于芒果系双树下的表现系统不同,西安宝庆寺塔造像龛中戴宝冠和胸饰、施触地印的菩提瑞像是与菩提双树组合在一起的,而与芒果系双树组合在一起的则是阿弥陀佛和弥勒佛[8]。另外,陕西彬县贞观二年(628)大佛背后,除了刻有芒果系树叶外,还有捧持日、月的双手等细节。事实上,主尊背光左右两侧露出举着日月的人脸的例子,散见于北魏后期的陕西等北朝辖境内(但托举者均非阿修罗像)。若再溯源,则汉以降在体现汉族神话中天帝(西王母等)统合阴阳的性格时,常会在其左右配饰日月。上述佛教龛窟中主尊背光旁刻日月的例子或许与此有关。若此,第366窟的雷神等鬼神或许体现了佛教与汉族神话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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