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类乡村的传统产业振兴模式及其传承研究

安丽哲 张岳

摘要: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下,产业兴旺是经济重构的核心,只有挖掘乡村自身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内驱动力,才能真正做到惠及当地农民与地方文化的有序发展。作为城乡融合类乡村的山东潍坊杨家埠村,综合自身优势,充分发展了当地传统风筝产业,其手工业振兴的模式与文化传承经验,对我国现阶段城乡融合类的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關键词:乡村振兴 手工业 杨家埠 风筝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总体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在这些要求中,产业兴旺是经济重构的核心,只有挖掘乡村自身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内驱动力,才能真正做到真正惠及当地农民与地方文化的有序发展。具体到每个村庄,究竟应该做什么样的产业才能够达到这些要求,是我们要重点探讨的问题。因为各个村庄情况并不同,产业规划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能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在我国出台的第一个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年规划《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根据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规划将村庄划分为集聚提升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和搬迁撤并类村庄4种不同类型。其中,城郊融合类村庄被认为是城市近郊区,以及县城城关镇所在地的村庄,具备成为城市后花园的优势,也具有向城市转型的条件。

本文中,笔者将以山东潍坊杨家埠村的风筝产业为例,探讨城郊融合类村庄中的手工业的现代发展模式与传承经验,以期对其他该类别的乡村经济振兴与文化传承提供有益的参考。我们这里所说的杨家埠主要指的是西杨家埠村,隶属潍坊市寒亭区,地处潍坊市区近郊,距潍坊市寒亭区政府约1.5公里。据调查统计,截至2016年5月份,全村共计400户、1423人。在杨家埠村,既有景点大观园民俗游览,又有年画风筝商业集散地,同时借助较为方便的地理位置与风筝业的有效传承,与潍坊世界风筝赛会这个IP紧密结合,振兴了当地的经济,丰富了人民的生活。

杨家埠村的风筝产业历史悠久,几乎从未中断,逐渐形成了现在的从手工作坊到机器生产的多种产业模式共存的一种样态。明代初年,杨家埠的杨氏就开始发展风筝产业,至明末时期,当地已经能够将木板年画技术运用于风筝之上,从而大大降低了风筝制作成本,一举成为中国四大风筝产地之首。清乾隆至嘉庆年间,西杨家埠已有风筝作坊30余家,年产4万余只。至1937年,杨家埠风筝的年净销量已超20万只。新中国成立后,杨家埠风筝产业得到更快地发展,至1987年,杨家埠风筝年轧制已破100万只,产值达59.2万元[1]。截至2016年,在访谈中得知,杨家埠的风筝业产值已达4亿元以上[2]。

一、多种产业模式共存的杨家埠风筝业

1. 手工作坊的生产方式

家庭手工作坊和行会手工作坊是传统社会中手工业最基本的生产方式。结合文献记载与现实考察,我们发现,从明代起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杨家埠风筝的生产基本上都是以风筝艺人为中心、以家庭式手工作坊为主要生产形式进行的,这种生产形式“无论是生产场所,还是从业者,主要是以家庭为中心:自家的住房、天井就是‘车间,全家老小就是‘工人”。[3] 如潍坊风筝十一世家之一的张衍禄,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全家有33口人,统统从事风筝行业;杨家埠“风筝王”杨同科家同样如此。现在的杨家埠依然存在家庭手工作坊,不过采用此种生产方式的风筝生产者已经屈指可数了。

2. 手工工场的生产方式

历史上,在潍坊地区的风筝生产中,也存在着部分风筝铺子或嵌银店中也雇佣少量的人做学徒或帮工,参与风筝的制作的情况。在潍坊风筝十世家中,韩连溪曾在牟恒帮的风筝铺子里做帮工,唐念立和唐延寿父子曾在唐洪飞、唐洪亮的唐氏风筝铺子里做帮工[4]。这种情况在潍坊地区非常常见,毕竟作为全国重要风筝产地,有名的大风筝铺子在旺季免不了会出现人手短缺的状态,杨家埠作为风筝年画生产的重要集散地之一,自然也不例外。这也使得手工工场成为杨家埠风筝乃至潍坊风筝产业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生产方式。时至今日,以风筝艺人为中心、雇佣自由劳动工人的风筝手工工场,通常是由风筝艺人自己创业而形成的,风筝艺人自身是其中的雇主和核心技术人员,而雇佣的工人人数则随时间而变迁,总体上看不超过十几人的范围。以杨家埠的风筝艺人杨红卫为例,“我1992年自己开始干,一直到现在。最初是我自己干,后面招了四五个人,到1994年的时候招了8至10个人,最多的时候十二三个人。关于人员变动,一个是市场原因,再一个是人家不干这个也有别的原因,工人大部分是女孩,有的结婚了,有的生了小孩顾不上,后来就成了五六个人,2012年以后就剩下4个人,到现在一直四五个人在干”。[5]

到20世纪80年代,潍坊风筝的生产出现了不同于传统的生产形式。1986年5月,潍坊西杨家埠村成立了村办的风筝厂,年产风筝30万只,计6大类型、40多个品种,其中,高档风筝占90%以上。1987年“成为国内最大的风筝加工厂”[6]。杨家埠风筝厂的成立,实现了潍坊风筝从传统的手工作坊生产方式向批量化、规模性生产的转变。杨家埠风筝厂在成立时设有设计、扎制、绘画和质检4个车间,雇佣有七八十人,大家在同一个厂子、同一个空间中,分工协作,集中生产。不过,杨家埠风筝厂并没有采用完全的机器生产形式,其主要生产的是潍坊传统风筝,这就要求风筝制作过程中的选料、造型、扎制、贴糊、组装等工序采用手工劳动的形式,虽然后来又增加了喷绘、印刷等机器生产环节,但主要是以手工劳动为主,与完全以机器生产“现代风筝”的风筝厂的生产方式是不同的。所以,尽管杨家埠可以算是现代风筝企业,但仍然只是属于大型风筝生产的手工工场。

以上是杨家埠风筝现代手工工场生产方式的两种形式:第一,以风筝艺人为中心的手工作坊,一般也雇佣工人,这种雇佣虽然规模不大,但是以自由劳动为基础,集中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风筝制作,所以,可以将其看作是风筝制作的工场手工业;第二,未完全采用机器生产、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以传统风筝为主要产品的风筝厂,虽然雇佣规模相对较大,分工协作相对发达,也采用现代管理制度和技术,但因为主要以手工劳动为主,并不能算是机器大工业,我们也可以将之看作是风筝制作的工场手工业。

3. 分包制生产方式

分包制生产方式指的是向不同家庭的、分散的劳动者提供用于风筝制作的原材料,如竹子、尼龙布、丝线等,让他们在家中从事手工加工,并根据一定的标准支付给他们相应报酬的一种生产方式。这种分包制生产方式,也会被称为分包体制、散工制、场外生产体制,曾经在16世纪至18世纪的英国毛纺业中比较盛行[7]。关于风筝铺子是不是存在分包给分散的家庭手工业者进行风筝制作的“分包制”生产形式,由于资料缺乏,并不能够完全确定。但据学者研究,至少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有的风筝作坊存在着让帮工或者让工人将原材料带回家中进行加工的现象[8]。时至今日,这却是杨家埠风筝制作的非常重要的一种生产方式。例如,就杨家埠村的风筝生产而言,据参与编纂《寒亭区志》《杨家埠村志》的潍坊文史人谭家正说,现在虽然看起来从事风筝业的户数在减少,但实际上是因为潍坊风筝普遍采用了分包制生产,“现在从事风筝生产的户数还不少,很多不是按照原来的生产方式那样做了。就说王永训吧,在他厂里边扎风筝的也就是20来人,但在下边把扯的却很多。过去是自己雇人扎风筝,按计件工资制,现在不是了。现在普遍是,比如:我制了个风筝样子,你给我扎蝴蝶,蝴蝶也有大小号,或者说扎个鹰,根据用料的多少,系数的难易,我分包出去,我只做样式,你给我扎蝴蝶,原材料什么的我都不管,你买竹子、买线、买荆,来给我验扎制成的风筝的数目,我计算数量给你多少钱”[9]。通常情况下,潍坊风筝生产商将风筝生产的某些环节,如扎制、贴糊或绘画等外包出去,一般是外包给周围有限范围内的家庭劳动力,然后按照计件工资制支付报酬。以谭家正采访中提到的潍坊风筝艺人王永训的天成飞鸢风筝厂为例,根据对王永训的采访,他的天成飞鸢风筝厂在2016年固定雇佣的人数在78人左右,而外包雇佣的劳动者也有70人左右。这些外包雇佣的劳动者分别在家中专门从事或扎制、或贴糊、或绘画等环节的加工工作,“我们风筝制作工序包括扎制、贴裱糊、涂绘画、放飞等,比如扎制的,要先培训,培训完了之后可以在家里做,要按照公司管理,统一按照图纸要求加工”。[10]

一般来说,分包制生产方式具有适应性强、利于分散风险的特点,“场外生产方式为企业提供了一个面临风险时最有效的回旋余地,它能够适应市场需求的迅速波动,而且对企业来说成本是最小的”[11]。但分包制生产也有其缺点,其中主要的缺点包括:质量风险和诚信风险。所谓质量风险,就是需要分散在家庭的劳动者能够具有相对达到标准的、统一的技术,以保证产品的质量;所谓诚信风险,就是分散雇佣劳动者和雇主之间在产品数量和质量上如何达成信任,防止欺诈。对此两种风险,王永训的天成飞鸢风筝厂也采取了方法進行应对——雇佣劳动者自己作为监督者,层层把关:“我采用风筝手工生产中的扎、糊、画、放几个环节相互监督的方法保证质量。假如说扎制的(风筝)出现了问题,比如开胶了、变形了,裱糊的人会挑出来,等扎制的人再来的时候拿回去修;假如说扎得很好,糊得不平整,那么由谁来监督呢?由绘画环节的工人,因为如果糊得皱皱巴巴的,肯定画也画不好;画的由谁来监督呢?由组装的工人;组装的,由放飞的工人来监督。这样层层把关,质量得到了保证,同时降低了管理成本。[12]”作为风筝传承人,民间企业家王永训在多年的实践中已经总结出一条适合当前城郊融合类乡村手工业规模化并且保证质量、减少不正当竞争的分包制道路。

4. 主要采用机器生产的现代工业生产方式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潍坊风筝的生产并没有现代机器大工业的形式,即采用机械化生产,以及使用一套理性化的管理制度和技术来进行生产的形式,如科层体制和复式记账的会计技术等。而且,事实上,传统风筝也不适合采用完全机器生产的形式,只有在“现代风筝”的产品类型出现之后,才可能采用完全机器生产的形式。现代风筝的形制、主题内容等,相对于传统风筝而言比较简单,易于标准化和规模生产,因此,可以使用现代机器工业的生产方式。“现代风筝成本低,用机器生产,效率高。它有它的优点:一是成本低、便宜,好卖;二是起飞好,容易携带。”[13] 如今杨家埠商业街上的风筝厂里也有不少是生产现代风筝的、采用完全机械生产的企业,如永健风筝厂等,不过这些风筝厂一般是前店后厂的模式,即仅仅是将店面开在杨家埠这个风筝集散地,厂房则分布在附近其他城区或者农村。

综上,在详细分析了杨家埠的风筝业生产方式后我们发现,家庭作坊式生产方式是传统风筝制造业使用历史最悠久的,手工工场与分包制生产是传统风筝业现代化转型的重要一步,完全采用机器生产则是制造传统风筝复制品或者现代风筝工场的主要生产方式。在当今的杨家埠,手工作坊、分包制生产、手工工场和完全采用机器生产四种生产方式仍然同时并存,机器生产的产业模式并不能完全取代手工生产模式。只有详细区分杨家埠风筝的四种生产方式,才能进一步分析这四种生产方式对潍坊风筝的保护与传承所具有各自不同的意义、所发挥的不同作用。

二、生产模式的不同对于地方传统产业

传承的影响

就潍坊风筝技艺的传承而言,手工作坊、手工工场、外包制、机器工业大生产等四种潍坊风筝的生产方式,其意义或者说作用是不同的。

第一,手工作坊的生产方式,作为潍坊风筝最传统的生产方式,在传承潍坊风筝艺术中曾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或者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学者研究,潍坊风筝艺术的传承方式在传统上主要有家族传承、师徒传承、谱诀传承等几种方式[14],而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基本上都是在手工作坊的生产中进行的。文献记载的明清时期和民国时期的潍坊风筝艺人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绝大多数潍坊风筝艺人要么是从家族中学习到的风筝艺术,要么是从风筝铺子中以师徒形式学习到的风筝艺术;今天,虽然手工作坊的生产方式在杨家埠传统风筝的生产比例中已经相对较少了,不过仍然存在。同时,国家设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和传习所等手段,在客观上成为辅助以传承艺人为核心的手工作坊继续发展及保障传统风筝技艺的传承的一种有效方法。这种历史悠久的传统产业生产方式至今仍能够存在,得益于其生产方式尽管是传统的,但其销售模式却发生了重大变化,风筝艺人学习网络销售,更多的是批发给有着专业网络销售能力的中间商。于是,在互联网与物联网发达的今天,传统手工制作的高端风筝能够在更广阔的市场中寻找到自己的定位,从而有了一席之地。

第二,关于手工工场对于风筝技艺的传承,调查中我们发现,手工工场的生产方式是培养大批手工业从业者及传承人的有效方式。手工工场能够让受雇佣的劳动者集中在同一空间中,在便于监督的环境下,按照统一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进行生产。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将手工工场看作是职业学校,一定意义上推动了风筝艺术的学习和传承。其不利之处在于,手工工场无论雇佣劳动者的规模大小如何,都是分工、协作的地方,它一方面容易让受雇佣的劳动者学习、熟悉和传承某种局部技艺,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它只是让受雇佣的劳动者学习某种局部技艺,让他们变成一个具有局部职能的器官,其“劳动力变成了终身从事这种局部职能的器官”[15],而不是一个全能的、自由的艺术家。但是,手工工场生产方式毕竟能够“在实际上生产出局部工人的技艺”[16],而且在有意培养受雇佣劳动者技术的前提下,相对更利于技艺的学习和传承。

就杨家埠风筝业而言,最典型的例子是杨家埠风筝厂。杨家埠风筝厂不仅是潍坊风筝生产方式进入批量化生产的一个标志,也培养了大量的风筝艺人。据相关调查,许多潍坊风筝艺人,如杨红卫、王永训等人,都是在杨家埠风筝厂学习到的风筝技艺。杨红卫是潍坊杨家埠风筝艺人、有“风筝王”之称的杨同科的孙女,同时也是潍坊风筝的省级传承人。据杨红卫所言,她自童年时期便在家族氛围中耳濡目染了潍坊风筝的制作技艺,“我们是风筝世家,一般来说我风筝技艺的来源应该是从家族里来的,也确实有家族传承的原因,但也是各个方面的原因。在我的孩童记忆中,爷爷不让我动手做风筝,怕弄坏了他做好的架子,我只能在旁边看爷爷做风筝,后来我就说爷爷,我给你画吧……这就是原来最早的过程”[17]。实际上,杨红卫主要并不是从家族中学习的风筝艺术,而是通过杨家埠风筝厂。“后期真正学习风筝制作是在风筝厂,1986年杨家埠建了一个风筝厂,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进的风筝厂,因为从小我就喜欢风筝,很喜欢。到了风筝厂之后,等于是系统地开始做风筝,我也重新开始学习制作风筝。实在说,我们当时一块学的,我算是比较快的,可能小时候在家里看爷爷做也是有影响的。”[18] 王永训则完全是从杨家埠风筝厂学习到的潍坊风筝艺术,“我从小就爱好风筝,1989年正式到杨家埠村办企业风筝厂学习,当时厂里工人都是由师傅带徒弟,开始就是打打零杂,下下料、修修竹子等。后来厂里有专门的风筝技艺培训,我才开始正规地学习”。[19]

杨家埠风筝厂属于集体式的生产,其订单主要得益于1984年开始的由政府主办的潍坊国际风筝赛会。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的变化,杨家埠风筝厂逐渐从生产场地转型为旅游观光区,定位的改变也使其名称发生了变化。现在的杨家埠风筝厂叫作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园内以年画、风筝为主导,民风民俗为主题,设有风筝博物馆、年画博物馆、年画作坊、民俗馆、文物馆、老粗布作坊、书画院、古店铺一条街,以及杨家埠明清时期古村落、古槐等数十个景点和展厅。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于2006年被评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和“56个最具民族特色的风景区”,在2007被评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由于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的带动,加上建设一新的农村村舍,仿古商业一条街以及村边浞河的景观改造,2020年8月26日,杨家埠村入选第2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

第三,分包制作为潍坊风筝生产的另一种重要方式,一方面为了生产的需要和技术上的统一、规范和标准化,需要对外包雇佣的劳动者进行技术培训,从而有利于潍坊风筝艺术的学习和传承;另一方面,这样进行的技术培训是为了生产的需要,是基于经济的目的,在分环节进行外包的情况下,不同的受雇佣劳动者只能获得某个环节的风筝技艺,而不能够获得整体的風筝技艺,更不要说是在风筝艺术上的领悟与创新了。另外,外包制下受雇佣的劳动者并不同时在集中的空间里工作,彼此之间不能够交流和学习,所以相对于手工工场生产方式而言,其更容易造成局部技艺和局部职能的工人,“他不叫你(指外包受雇佣的劳动者)掌握全部技术,裁竹子的裁竹子,扎风筝的就管扎框子,还有一部分人专门管画风筝的,都是计件工资。制作风筝的工艺环节分散了,你一个人不能掌握全部技术,不过这样的优点是可以每个步骤做到精益求精”。[20] 这种分包制是现在的杨家埠传统风筝生产最盛行的生产方式,从杨家埠辐射到周边各村,为当地农民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同时,该类风筝厂在销售部分,往往招聘有学历的全职职工专门负责网络及现代化工具的运用,极大地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第四,对于当地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而言,其生产主要利用机器生产现代风筝或者是传统手工风筝的复制品,这对于传统风筝业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机器化大工业生产方式做出来的风筝是大批量的,价格低廉,携带方便,必然会对传统手工轧制的风筝有所冲击,甚至会威胁到传统手工风筝的传承;另一方面,机器化大工业生产的方式能够生产足够的商品产量来供应世界风筝市场,从而拓展地方品牌效应,为潍坊风筝包括杨家埠的风筝业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与现代风筝业针对的购买群体不同的是,杨家埠的传统风筝业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逐渐找到了自身的定位,即稳步发展中高层次需求的风筝生产,为传统手工业的传承以及传统产业的兴旺探索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作为城郊融合类乡村,一般情况下都拥有较为便利的交通条件,不过由于靠近城市,土地发生流转的情况更为普遍,这也使得农民手里的土地更为稀缺,发展产业成为其重要的生存手段。在产业的选择上,杨家埠的风筝业则为众多城郊融合类乡村的产业振兴提供了参考。首先,手工作坊与分包制的传统风筝生产方式,通过与现代网络与物流的结合从而形成微型与中小型产业,可以保证农民的收入并且维护传统手工艺以及地方性文化的传承。其次,集体制的手工工场转型为旅游民俗与生产相结合的道路,这样的城郊融合类乡村能够更好地承接城市功能外溢、满足城市消费需求的能力。最后,关于现代机器化工厂,这种适合中大型的产业生产方式,可以弥补手工类传统手工业产量不足的短板,开拓国内国外比赛与休闲市场,同样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实践经验。

方李莉在《中国乡村振兴的方向:从乡土中国迈向生态中国》一文中提到的我国要探索生态文明的模式,即传统+高科技+乡村复兴[21]。她认为,这种模式就是当年费孝通理想的乡村发展模式,即适合中国人的文化基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条发展道路。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注释:

[1]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史志编纂委员会 编:《寒亭区志》,济南:齐鲁书社出版社,1992年,第668页。

[2] 被访谈人:王永训,男,潍坊风筝艺人、潍坊风筝潍坊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访谈人:安丽哲;访谈时间:2016年5月;访谈地点:天成飞鸢风筝有限公司。

[3] 张基振:《文化视野中民间体育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潍坊风筝为表述对象的实证研究》,上海体育学院博士论文,2007年。

[4] 党明德,谢婕:《潍坊风筝的传承方式及代表人物》,《民俗研究》,2007年,第3期。

[5] 被访谈人:杨红卫,女,潍坊风筝艺人、潍坊风筝潍坊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访谈人:安丽哲;访谈时间:2016年5月;访谈地点:山东潍坊西杨家埠村。

[6] 中國潍坊杨家埠村志编纂委员会 编:《杨家埠村志》,济南:齐鲁书社出版社,1993年,第244页。

[7] M.M.波斯坦,D.C.科尔曼,彼得马赛厄斯 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二卷·中世纪的贸易和工业》,王春法 主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73页。

[8] 同[3] 。

[9] 被访谈人:谭家正,男,潍坊文史专家;访谈人:安丽哲;访谈时间:2016年5月;访谈地点:山东潍坊西杨家埠村。

[10] 同[2] 。

[11] E.E.里奇,C.H.威尔逊 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近代早期的欧洲经济组织》,,高德步等 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88页。

[12] 同[2] 。

[13] 同[9] 。

[14] 唐建军:《风筝的文化生态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党明德、谢婕:《潍坊风筝的传承方式及代表人物》,《民俗研究》,2007年,第3期。

[15] 卡尔·马克思 著:《资本论》第一卷,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76、377页。

[16] 同[15] 。

[17] 同[5] 。

[18] 同[5] 。

[19] 同[2] 。

[20] 同[9] 。

[21] 方李莉:《中国乡村振兴的方向:从乡土中国迈向生态中国》,《民族艺术》,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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