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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推广与“图书馆学五定律”之关联研究

刘时容 周兰桂?

摘 要 阮冈纳赞提出的“图书馆学五定律”因其顺应时代要求与言简意赅的真知灼见而在世界各国广泛传播。“图书馆学五定律”要求阅读推广必须遵循“自由”理念、“权利”理念、“全民”理念、“服务”理念、“专业”理念和“创新”理念。阅读推广实践孕育出了内涵丰富的“图书馆学五定律”,并持续不断为其注入生命活力;“图书馆学五定律”促进阅读推广事业科学向前发展。

关键词 阅读推广 图书馆学五定律 关联分析 阮冈纳赞 图书馆

Abstract Ranganathans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 is widely spread in all countries of the world because of its responsivenes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and concise wisdom. The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 requires reading promotion practice to follow the freedom concept, rights concept, nation concept, service concept, professional concept and innovation concept. The reading promotion practice has produced the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 and continues to inject vitality into it, and the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 promotes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reading promotion.

Keywords Reading promotion.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 Correlation analysis. Ranganathan. Library.

1931年,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出版了他的专著《图书馆学五定律》,1957年该书再版,1981年与1988年分别被译成日文和中文出版,之后又被写入英美的多种图书馆学教科书,被许多论文、专著所引用。阮冈纳赞(以下简称“阮氏”)在书中所提出的“图书馆学五定律”(以下简称“五定律”)早已被图书馆界奉为宗旨圭臬,每当有新的业务产生,图书馆人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与“五定律”联系起来。进入二十一世纪,全民阅读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中国更是连续6次将其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阅读推广随之成为各级、各类型图书馆的一项主要业务。阅读推广作为图书馆的一种服务,与“图书馆学五定律”是否有关联?若有,它们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笔者分别以“图书馆学五定律”,“图书馆学五定律”并含“阅读推广”“阮冈纳赞”,“阮冈纳赞”并含“阅读推广”为主题分别在CNKI中检索,得到目标记录依次为274条、4条、731条和1条(截至2019年11月30日)。浏览记录发现,自1990年以来,学界不仅每年都有与阮氏及五定律相关的文献发表,而且逐年递增,可与阮氏定律及阅读推广一并相关的文献却只有5篇,且首篇文献2016年才见刊。是“图书馆学五定律”不适宜阅读推广这个新兴的服务领域吗?还是此话题尚未引起业内学人的关注?带着这些疑问,笔者仔细研读阮氏著作《图书馆学五定律》后得出了答案。

1 “图书馆学五定律”广受认可之原因分析

1.1 顺应时代要求

时代要求乃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流,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要求,这种要求往往通过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社会团体等概括提出[1]。阮冈纳赞(1892—1972)出生于19世纪末期,成长于20世纪初期,这一时期正是印度近代公共图书馆运动的蓬勃发展期,也是美国图书馆文化全球输出的黄金期。美国图书馆员博登(W·A·Borden)对印度近代图书馆事业具有奠基性价值。博登于1910年应印度著名教育家M·S·盖克韦德之邀来到巴洛达邦公共图书馆工作,帮助创立了中心图书馆,构建了公共图书馆体系,建立了文盲视听教育机构,创办了印度最早的图书馆员培训学校和图书馆学杂志,引进了儿童图书馆和流动图书馆概念,并将美国自由民主、平等开放的公共图书馆理念播撒在了印度这块有着古老文明的土地上,因而被后学誉为“印度公共图书馆之父”[2]。印度学者认为,博登的这些开创性成就直接促成了阮冈纳赞的前3个法则[3]。此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所谓“时势造英雄”,任何新思想的产生、流行都是因为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博登的创举无疑为阮氏思想的产生营造了浓郁的时代氛围。当“图书馆学五定律”誕生后,博登成了时代先驱,阮冈纳赞成了时代主角。

1.2 闪耀真知灼见

任何新的学术思想必须植根于实践的土壤。“图书馆学五定律”的雏形也是于古老的图书馆工作实践中而来。阮氏有着充分的实践自觉和理论自觉。在伦敦大学图书馆学院学习期间(1924年10月—1925年7月),他全面走访调研,参观了英国上百所各种类型的图书馆,细致地考察了图书馆内每个部门的工作流程,对各个环节的工作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评价,并研究了英国城镇学校的教学方法及其与图书馆的关系。回国后,阮氏又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组建马德拉斯大学图书馆的繁重工作中,躬亲开架借阅、参考咨询、图书馆宣传等服务工作以及招聘培训馆员、制定分类目录、编写管理手册等行政工作。所谓压力就是动力,之前一直苦苦思索的“图书馆工作规范与原则”就在这些事必躬亲的实践中渐渐定型,呼之欲出,从“书是为了用的”开始,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五定律[4]4。刚刚诞生的“五定律”还不能谓之“真知”,只能称之“思想”,因为它还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为此,阮氏先后在1928年12月的全省教育会议上面向教师宣讲,连续三年在马德拉斯大学的假期讲座中向学生宣讲,在1930年第一次全亚教育大会上向图书馆员们解说,1929年马德拉斯大学图书馆学院成立后,又每年一度系统地向学生阐述。如此不厌其烦地向公众解释,目的只有一个,倾听大家的意见,接受社会各界的检验。之后,“图书馆学五定律”因其闪燿的真知灼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泛传播。

1.3 言简意赅,琅琅上口

“图书馆学五定律”被誉为“我们职业最简明的表述”[4]402,其“简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意义表达上,“五定律”以“书是为了用的”这一颠扑不破的判断为起点,使用演绎方法一步一步推导出其它4条定律,不仅内在逻辑性强,而且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其次,在语言结构上,英文版的“五定律”(Books are for use; Every reader his/her book; Every book its reader; Save the time of the reader; A library is a growing organism.)每条都是由4或6个单词组成的短句,简洁明了,方便阅读和记忆。中文版的“五定律”(书是为了用的;每个读者有其书;每本书有其读者;节省读者时间;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前4条依次为6、7、7、6言,第5条为13言,句式短长相间,还使用了“顶真”修辞手法,使得“五定律”具有了唐宋诗词的语言风格,读起来琅琅上口,富有节奏。据记载,我国图书馆学家陶述先于1929年便在《武昌文华图书科季刊》上发表了《图书馆广告学》一文,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有充分的书籍,而无图书馆专门人才整理之,使无论何种图书,都有读者阅读,无论何界读者,均有适当的书籍,则书籍虽多,亦终无用。有了多量的书籍,有了精明的馆员,然若无读者,则亦不能谓之图书馆。所以招来读者是图书馆至重且要的事。”[5]这段话既论述了书籍、馆员、读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又蕴含着阮氏“每本书有其读者,每个读者有其书,书是为了用的”这三条定律的深刻内涵,同时也说明了阅读推广的重要性。陶氏哲思与阮氏智慧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公之于众,然流传至今、人尽皆知的却是阮氏,显然与语言的言简意赅、琅琅上口有着极大的关系。

2 “图书馆学五定律”在阅读推广方面的指导涵义

2.1 “书是为了用的”:阅读推广要秉持“自由”理念

“书是为了用的”,在今人看来,这是一条不证自明的真理。可在书籍稀少、制作困难的时代,无论是西方古老的修道院还是东方古国的藏书楼,守书人的工作无一不奉行“书是为了保存的”这条铁律。为了防盗,人们甚至用铁链将书拴在书架上。直到19世纪,拴书的链条才全面废除。可是,废除有形链条容易,废除焚烧、禁止、审查、挑选等无形链条可就难了。“书是为了用的”告诉人们,阅读推广需要秉持“自由”理念,可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书籍自由。自由流通、自由传写、自由收藏是书籍自由的三条实现之途。图书馆的藏书建设必须保持价值中立。图书馆应该全天开放、全年开放,尤其是高校图书馆,最好让每个大学生都拥有所在院系图书室的钥匙[4]24-25。二是阅读自由。阅读自由既不是强迫,也不是不管不顾,而是帮助。“图书馆员的任务不是把大量的图书堆在一起让读者自己去寻找,也不是强制他们去看你所选定的书,而是去帮助他们,通过与读者的合作去实现他们自己的计划和愿望。”[4]60三是参与自由。以阅读自由为基础,任何推广主体举办的任何阅读推广活动,参与还是不参与,都应该由读者说了算,任何人不得干预和强迫;阅读还是不阅读,读什么,怎么读,也应该由读者自行决定,他人无权过问和干涉。这并不意味着图书馆员就无用武之地了,而是要用更贴心的服务来帮助读者。“当读者进馆时,停下手边的事情,让他感觉到受欢迎和关注;与读者保持一种轻松愉快的关系,耐心理智地接待每一个读者,在挑衅面前保持克制;尽最大努力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不要因为自己的学术水平而冷漠孤傲,也不要因为自己的专业技能而自鸣得意。”[4]54-60

2.2 “每个读者有其书”:阅读推广要遵循“权利”理念和“全民”理念

“每个读者有其书”的逻辑前提是“教育为人人”。实现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从亚里士多德的“奴隶不可能有思考能力”开始,一直到19世纪中期,统治阶级出于自我保护和政治本能,依然顽固地认为必须使大多数人处于愚昧无知和一贫如洗的状态;对于传播教育,他们要么漠不关心,要么竭力反对,使得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颠覆这一观念的是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他积极地推论:人们受的教育越多,由幻想和迷信引起骚乱的可能性就越少;受到教育和有文化的人要比愚昧无知的人更知礼仪、更守纪律,从而不容易被引入歧途或随意反对政府。受此启发,19世纪后期一些爱国政治家制定了如《初等教育法》 《费里法案》 等法律,以保障“教育为人人”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也使得“每个读者有其书”这面民主旗帜终于冲破贵族阶级的樊篱,在许多国家的土地上飘扬。然而,书的“教化”功能必须通过阅读才能实现,这就要求人人都要会阅读,自然地,社会就需要阅读推广。换言之,为了实现每个读者“读”其书,阅读推广必须遵循“权利”理念。首先要开展“扫盲”运动,事实上,“扫盲”是每个国家早期阅读推广的第一要务。其次,要保障每个公民都拥有利用图书资源和阅读空间、参与组织阅读、开展创作和创造以及阅读成果受到保护和推广的权利。既要保障正常人群阅读的普遍均等权,又要保障特殊人群的干预补偿权,当下的阅读推广尤其要制定相应措施来使特殊人群的阅读应然权变为实然权。阅读推广的“全民”理念则体现在每个读者的“每”字上,“书为富人,书为穷人;书为男人,书为女人;书为病人,书为健康人;书为盲人,书为聋哑人;书为工作笨拙的人,书为能言善辩的人;书为城里的自由人,书为身居乡下的农民;书为有学问的人,书为犯罪的人;书为大陆上的人,书为海上的人。”[4]113-114從这首“图书馆合唱曲”可以看出,阅读推广必须突破经济界线、性别界线、身体界线、智力界线、城乡界线、陆海界线等横亘在人们之间的一切障碍,才能实现“每个读者有其书”。

2.3 “每本书有其读者”:阅读推广要贯彻“服务”理念

从图书馆角度看,“每个读者有其书”可简化为“为人找书”,作为其补充,“每本书有其读者”则可简化为“为书找人”。顺向的“为人找书”容易,因为寻找的对象已经存放在图书馆的固定位置,“找”是有指向的,只要掌握基本技能就能轻松完成任务。逆向的“为书找人”可就难了,因为寻找的对象是分散在社会中的不断流动着的人,这样的“找”是无指向的,既需要综合技能,更需要“大海捞针”般的工作耐心,贯彻的是一种服务理念。如何服务?阮氏告诉我们:首先要采用开架借阅、分类排架、分析编目等手段,便于读者接触图书;其次要配备咨询馆员,将图书介绍给读者,分析读者用书要求,寻找潜在读者;再次要设置宣传馆员,让公众了解图书馆的各项服务,利用各种方法将人们吸引到图书馆来,使每一个潜在读者都能够转变为真正读者[4]253-257。为此,咨询馆员必须深入调查,以了解民众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兴趣。宣传馆员必须与报纸编辑接触、与电台广播协商、与广大公众面谈,要会做广告、会写文章、会印传单、会编刊物、会办展览,工作时还必须牢记连续性原则、多样性原则、新颖性原则、明确性原则、因人而异原则。这些阮氏服务策略,如今已深入人心,正如专家所言,“阅读推广是一种服务”[6],人的阅读主体性决定了阅读推广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着人的需求展开,全民阅读环境下的阅读推广服务,更应该致力于培养人人爱阅读的习惯与人人会阅读的能力。惟其如此,才能实现“每本书有其读者”。

2.4 “节省读者时间”:阅读推广要强调“专业”理念

无论是从人的角度谈书,还是从书的角度谈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即图书馆要设计一些方法,让图书与读者毫无障碍地充分接触,以实现“节省读者时间”的目的。特别是在快餐、快递、快闪等“快”文化盛行的当下,人们的生活就像被按下了快进键,时间成本成了大家行事决策的关键考量。为此,图书馆人应该对空间、资源、管理、服务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实体资源布局上,要将传统的“空间服务于资源”理念转变为“资源为空间服务”理念,实行碎片式布局[7],以服务用户的碎片化阅读和图书馆空间建设的多样化;要加大馆员培养力度,将“到我为止”的首问负责制贯彻落实;要建立图书馆情景规划,构建与技术驱动和需求驱动相对应的内部创新驱动机制,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与挑战[8]。而要实现这些变革,必须要有专业的知识方法、技术手段和职业精神作支撑。近年来,中国图书馆学会发起的“阅读推广人培育”行动也说明阅读推广既需要专业理论的支撑,也需要专业人员来付诸实践。因此,管理者们需要更加关注阅读推广人的培养、选派、评估与激励,通过组建具有创造力和执行力的阅读推广团队来提供专业的阅读推广服务。

2.5 “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阅读推广要重视“创新”理念

阮氏指出:生长着的有机体吐故纳新、改变大小、形成新的形状和结构,作为一种机构的图书馆具有生长着的有机体的一切属性,图书、读者和工作人员是这个生长着的有机体的主要部分[4]308-309;并从书库装置与规划、书架规格、期刊、目录、图书分类表、阅览、外借、防盗、工作人员专门化等方面进行分析,指出图书馆应该创新思维、改变工作方法,以适应有机体“生长”的特性。我们可以从公共知识流的视角对“生长着的有机体”作更深层次的理解:客观知识一经产生便处于运动变化中,知识只有在运动过程中才能实现其内化、外化、社会化和群化的增值;知识的流动、转移、传递、交流,促进了人类的知识创新,同时也产生了知识老化现象[9]。这种“知识创新与老化”犹如一个有机体的新陈代谢,是有机体“活着”的标志,是“生命”的体征。如此,储存知识的图书馆也就从更本质的意义上符合了“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的智慧论断。阅读推广从近代的致力于书籍自由,到现代的扫盲运动与阅读能力培养,再到当代的阅读习惯养成与书香社会建设,无一不具有吐故纳新的特点。阅读推广若想保持活力,持续发展,只能走创新发展之路,在温故知新的基础上实现推陈出新。阅读推广的创新理念缘于阅读推广的方式只能是吸引而不能是强迫,此外,阅读推广遵循的自由理念與权利理念也注定了阅读推广必须高度重视创新。

3 “阅读推广”乃“图书馆学五定律”之开新

根据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产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度颁布《公共图书馆宣言》以及“世界读书日”设立这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笔者尝试将阅读推广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上半叶为近代阅读推广阶段,20世纪下半叶为现代阅读推广阶段,21世纪初以来为当代阅读推广阶段。

3.1 近代阅读推广:“图书馆学五定律”之萌芽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书籍因稀少而珍贵,因珍贵而使“用”受到限制,图书“藏”的功能大于“用”的功能,久而久之,“用”被忽略和遗忘,“藏”被凸显和深化,以致形成了久负盛名的藏书文化,书籍的聚集之所也被冠上了“藏书楼”之名,因而在古代社会是不存在阅读推广一事的。到了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书籍的生产速度加快,数量剧增,“藏”的成本降低,再加上社会有识之士对书籍教化民众之功能的高度认知,产生了公共图书馆,并开始倡导“用”。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1895年,维新变法人士创办了一个新型图书机构——强学会书藏,“备置图书仪器,邀人来观,冀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该书藏中有一世界地图,会中人视同拱璧,日出求人来观。偶得一人来观,即欣喜无量”[10]。强学会诸公的图书服务,虽无阅读推广之名,却有阅读推广之实。这样的阅读推广服务在“文华公书林”时代达到了顶峰,开展读者辅导、参考咨询、馆际协作、文献传递、学科服务,恰如学者所言之“今日阅读推广”在那时的另一幅面孔[11]91。可见,阅读推广伴随着公共图书馆的诞生而诞生。

阮氏也在《图书馆学五定律》之第五章专列“推广工作”一节,并指出“今日的图书馆正在开展一些新型服务,它的目标是把图书馆变成鼓励阅读的社会中心,它的目的是把那些没有阅读能力的人们变为读者,培养和刺激他们的阅读需要,将他们与图书联系起来”[4]263。这与当下阅读推广之核心表达何其相似,只不过那时的人们是“想用而不准用,准用了又不会用”,今人却是“准用会用却不想用”。那时的推广方式包括:(1)设立“读书站”给文盲朗读图书;(2)翻译英语书籍以解本族语书籍稀缺之窘境;(3)设立研讨室,组织读书小组开展读书活动;(4)为地区学术性组织提供聚会场所;(5)举办专题演讲会,推荐与演讲主题相关的馆藏;(6)举办音乐会推荐音乐书籍;(7)举办图书展览开展现场借阅;(8)举办故事会、恳谈会、戏剧表演吸引儿童读者;(9)以庆祝节日、参加集市等形式宣传图书馆,吸引社会读者。今日之阅读推广形式,昔日一样也没少。由此可见,近代阅读推广实乃“图书馆学五定律”萌芽之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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