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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媒体视阈下意识形态工作范式探究

李虹俐 洪向华

摘 要:随着人类社会信息化程度加深,微媒体已经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重要媒介,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话语方式和交往行为。微媒体造成了话语权泛化,促成意识形态工作效力传递链条的闭环,这有助于完善意识形态工作的反馈机制,即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方法的教育模式、分析意识形态工作效果的评价方式、研判意识形态工作方向的决策方法,三者依次递进、首尾相继、循环发力,为微媒体语境中的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一种新范式。

关键词:微媒体;话语权泛化;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0)06-0070-07

微媒体主要指微博、微信、微视频等,是由个人掌控的社交、通信媒体。微媒体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商业创新,而是信息技术提升人类交往能力的必然结果,是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物与生俱来的交往需要在互联网浪潮中孕育产生的新型释放渠道。微媒体的崛起不仅给互联网通信、娱乐领域带来巨大的影响,同时也改变着人类社会各方面,意识形态领域必然也从属其中。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1](P378),因此,剖析微媒体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影响,是探索新时代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必由之路。

一、微媒体促成意识形态

工作效力传递链条的闭环

微媒体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强大传播力的话语媒介。而微媒体存在样式之“微”,又决定了掌握它的话语主体是个人,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微媒体。因此,在微媒体语境中,意识形态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话语权的泛化,微媒体将原本附属于政治权力的话语权赋予广大人民群众。话语作为意识的载体,话语权泛化必然会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巨大影响。在传统意识形态工作中,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发出意识形态话语影响话语受众,但由于话语受众缺乏便捷有效的公众话语能力,难以在接受意识形态话语后做出回应,意识形态工作效力的传递也就此停止。其作用链条是“意识形态话语—个人意识”,是单向度的传递关系。但是由于微媒体造成话语权泛化,受意识形态影响的人会发出个人话语,相似的个人话语有可能汇集形成社会舆论,强化或削弱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力。其作用链条是“意识形态话语—个人意识—个人话语—社会舆论—意识形态话语”,形成效力传递链条的闭环。作用链条由单向转变为环形,就是微媒体对意识形态工作带来的最大影响。

在“意识形态话语—个人意识—个人话语—社会舆论—意识形态话语”的效力传递链条闭环中,主要可以划分为三个维度。一是“意识形态话语—个人意识—个人话语”维度,作用于个人意识领域,是个人意识受意识形态影响并做出反应的固有机制;二是“个人话语—社会舆论”维度,作用于社会存在领域,是微媒体话语权泛化带来的客观现象;三是“社会舆论—意识形态话语”维度,作用于社会意识领域,是微媒体话语权泛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切实影响。

(一)“意识形态话语—个人意识—个人话语”维度

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深刻地影响每个人的意识。马克思认为,作为“‘幽灵‘枷锁‘最高存在物‘概念‘疑虑”的意识形态,“显然只是孤立的个人的一种观念上的、思辨的、精神的表现,只是他的观念,即关于真正经验的束缚和界限的观念;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往形式就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2](P163)。接受意识形态对个人意识的教化,是人由自然人变为社会人,融入社会生活、开展社会生产、建立社会联系的必经之路。在意识形态对个人意识的教化过程中,话语是最为主要的方式,“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借用一定的语言和术语来叙述自己”[3](P69)。“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4](P525),通过话语影响个人意识,是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固有途径。当人接收意识形态话语,接受意识形态教化后,又会在个人话语中体现出该种意识形态。因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5](P525),人的意识决定了人的话语。个人意识和个人话语注定难以摆脱意识形态的深层影响,“意识形态话语—个人意识—个人话语”的效力传递关系,是意识形态功能发挥作用的基本方式。

(二)“个人话语—社会舆论”维度

个人话语快速汇集成社会舆论,是微媒体崛起带来的显著变化之一。舆论是人类话语能力与交往关系相结合的产物,先于微媒体而存在。但在以往话语权被个别人或组织、机构垄断时,舆论通常是由少数人营造、引导的。由于人民群众既不具有话语权,也没有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个人话语的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力较为有限。这种情况下的舆论,实际上是被掌握话语权的话语强势方“代言”的舆论,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被从众性掩盖了。勒庞就认为群体中的个人意识是极易被引导的,“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5](P22)。勒龐所说的对组成群体的个人的“暗示”,显然只有掌握话语权的人才能做到。而微媒体带来的话语权泛化,使“暗示”不再是统治阶级中个别人的特权,个人话语同样可以形成社会影响力,引导社会舆论的走向,并且显著提升了舆论的广度、速度和参与度。微媒体打破了空间限制,个人话语无须同时在场,即可形成交流场域;微媒体打破了时间限制,个人话语无须同时出场,即可形成话语氛围;微媒体打破了阶层限制,个人话语无须占有优势资源,即可广泛传播形成社会影响力。总之,微媒体造成的话语权泛化,降低了舆论形成的门槛,将更多的人纳入舆论之中。

(三)“社会舆论—意识形态话语”维度

社会舆论作为一种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存在于同一领域,并相互作用。通常情况下,个人生活环境的相似性和意识形态教化的趋同性,会使个人意识的共性强于个性,个人话语汇集成的社会舆论总体上会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舆论作为一种个人主动发声而形成的集体话语,其建构方式、结构形式具有自发性、自组织的特点,使舆论具有参与感带来的信服力和从众性带来的引领力,可以显著提升意识形态话语的说服力。但是,由于舆论缺乏稳定的导向和结构,虽然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但却无法被精准掌控,难以确保其与意识形态话语始终一致。当舆论朝向与意识形态相左时,反而会消解意识形态话语的说服力,甚至可能被敌对势力利用,成为引发意识形态危机的武器。例如,戈尔巴乔夫批准新闻出版法,取消了新闻审查制度,西方势力抓住时机进行意识形态入侵,“各种非正式出版物纷纷登台,苏联共产党报刊舆论阵地逐渐被蚕食。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6](P260),舆论危机成为苏联意识形态危机爆发的加速剂,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需要注意的是舆论影响的程度总归是有限度的,而不是决定性的,其一是因为舆论的不稳定性无法提供持续的影响力,其二是因为舆论由于缺乏物质基础而表现出软弱性。

微媒体话语权泛化所形成的舆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影响,近似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中形成的话语民主的政治功能,“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7](P2)。但是,“公共领域不能被理解为建制,当然也不能理解为组织;它甚至也不是具有权能分化、角色分化、成员身份规则等等的规范结构。它同样也不表现为一个系统;虽然它是可以划出内部边界的,对外它却是以开放的、可渗透的、移动着的视域为特征的。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8](P446)。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中话语民主的成立设置了过多的前提条件,而这些条件在现实中很难满足。事实上,由于舆论形成机理的自发性、组成结构的开放性、参与人员的多元性,使舆论通常缺乏稳定性。当社会环境突变、话语议题转换或外来力量介入时,舆论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有时还会表现出盲目性、非理性的特征,所以哈贝马斯所说的理想状态的“公共领域”中形成的“话语民主”,并不能真正借助微媒体达成。微媒体话语权泛化形成的舆论不具有持续性,对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也不会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微媒体话语权泛化形成的社会舆论,与意识形态话语在社会结构中所处层次不同,前者发生于市民社会与上层建筑之间,而后者则属于上层建筑之上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因此二者的力量来源也存在差异,前者是市民社会的自发行为,缺乏坚实、持续、专业的物质力量支持,而后者则可以依靠国家机器获得源源不断的全方位供给,所以相对而言,微媒体话语权泛化形成的社会舆论具有一定的软弱性。哈贝马斯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虽然“一定条件下市民社会可以在公共领域中赢得影响,可以通过它自己的公共意见而对议会组织(以及法院)造成一定效应,并且迫使政治系统转到正式的权力循环”,但是“市民社会的各种组合——虽然具有对于问题的敏感性,但它们所发出的信号、它们所提供的推动,总的来说过于软弱,不足以马上在政治系统中启动学习过程或改变决策过程”[8](P461)。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4](P525),归根结底“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P152),话语是以物质硬实力为基础的软实力,尽管社会舆论不可小觑,但统治阶级凭借物质资源优势和政治权力优势,掌握话语说服力优势和传播力优势,所以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力通常大于社会舆论的影响力。

总而言之,微媒体话语权泛化促成的社会舆论对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影响是有限度的,而不是决定性的。然而,尽管社会舆论会存在一定的妥协、弱化,但它作为一种反映社会意识的话语,仍然会依照它的内在规律发挥特有的作用,在操作层面对意识形态工作产生独特的影响。所以,我们依然要秉持“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9](P153)的基本理念,坚持“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10](P204)的工作方针,深刻剖析微媒体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影响,确保新时代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万无一失。

二、微媒体完善

意识形态工作的反馈机制

意识形态工作效力传递链条的闭环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反馈机制,即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方法的教育模式,分析意识形态工作效果的评价方式,研判意识形态工作方向的决策方法,三者依次递进、首尾相继、循环发力,为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一种新范式。

(一)微媒体开创意识形态工作教育模式新途径

无产阶级政党传统的意识形态工作主要包括两种模式。一是列宁提出的,依靠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灌输”模式;二是毛泽东依据中国国情开创的,建立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统一战线”模式。而微媒体话语权泛化催生了第三种模式,即舆论引导下的互动式意识形态教育模式。

列宁认为“灌输”是无产阶级政党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最有效的方式。从主观方面看,在当时苏联的社会环境下,工人阶级受认识能力限制,缺乏革命运动的自发性和自觉性,“纯粹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但这是极大的错误”[11](P325)。从客观方面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的虚假并不妨碍其形式的成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11](P328)。自身力量的薄弱对比反动势力的强大,使得无产阶级在进行意识形态工作时,必须要利用直接的教化,如列宁所强调的“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11](P317)。事实上,这种强调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主、客体对立关系,即通过单向度的灌输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也是资产阶级实施意识形态教化的惯用手段。马克思就鲜明指出,“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2](P417)。例如:在教育中掺杂历史虚无主义,通过篡改或否定历史来开展意识形态工作,至今仍然是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惯用手段。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是以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为基础的。毛泽东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2](P694)。将“文化”作为“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而“观念形态”则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上的,这种逻辑与马克思将意识形态定义为建立在经济基础和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之上的“观念的上层建筑”是一致的。毋庸置疑,毛泽东这里所说的“观念形态”就是意识形态,而“文化”则是一种在当时中国社会最典型的意识形态。对于如何开展党的文化工作,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不要脱离群众”[12](P1012),“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尤其如此。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12](P1013)。不难发现,毛泽东淡化了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之间泾渭分明的界线,他要求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深入群众,与群众建立血肉联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共同打造“统一战线”。由毛泽东创立的“统一战线理论”,始终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方式,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做好宣传工作要“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9](P154)。

微媒体时代的话语权泛化,使得任何一个阶层都无法完全垄断话语权,至多是处于动态中的、缺乏稳定性的话语优势地位。特别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阶层在微媒体语境中的定位也由“灌输者”变为“领导者”,通过释放信号引领舆论走向,促成人民群众相互之间的互动式教育,成为一种主要的意识形态工作方式。这种教育模式本质上是“统一战线理论”在微媒体时代的新发展。一方面,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得到了形式上的升华,由直接联系变为以微媒体为中介的联系,摆脱了空间、时间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微媒体话语权泛化也改变了“统一战线”的具体实现方式。从话语主体角度看,虽然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出的意识形态话语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作为“代言人”,话语发出的直接主体仍然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微媒体话语权泛化则使“代言”转变为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共同发声,通过相互倾听、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促成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从话语受众角度看,人民群众接受意识形态教育的渠道也被拓宽,既会接受统治阶级官方话语的影响,也会受到个人话语和社会舆论的影响,虽然官方话语依然占据优势地位,但是不同话语之间相互印证、比照的意义得到了提升,单向度的灌输已经不能满足微媒体语境。

(二)微媒体创设意识形态工作评价方式新准绳

评价通常是意识形态工作最困难的环节。因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对象是个人意识,所以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评价实质上是以人的意识为对象的认识活动。这种认识活动中的对象不是客观存在的“自在客体”,而是不能被直接观测到的,又在不断进行自我否定发展的,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个人意识。即便这种认识活动的方法论得以尽善尽美,但由于认识对象的间接性、发展性、不确定性和繁杂性,导致认识结果始终缺乏精确性和可靠性。因此,为了规避直接将个人意识作为认识对象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意识形态工作的评价方式通常以某种中介为认识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基于唯物史观的评价方式,也就是以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为中介,来评判个人意识基本倾向,推断意识形态工作效果。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2](P419-420)。这种评价方式具有认识理论真理性带来的科学性,认识方法整体性带来的宏观性,以及认识对象实在性带来的客观性,所以是一种主流的评价方式。但是这种评价方式过于宏观,缺乏对个人意识的考量,难以精准辨识微观意识形态风险,并且有可能走向机械唯物主义物质决定论的极端。例如斯大林就曾提出“社会的生产方式怎样,社会本身基本上也就怎样,社会的思想和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也就怎样”[13](P443),这种僵化理解唯物史观引发的误判,显然对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失败负有重要责任。

第二,基于唯心史观的评价方式,也就是以某种意识形态为中介,通过解构该种意识形态的内核、结构、倾向、范围,来评判其对个人意识的影响力。这种评价方式虽然通过置换认识对象规避了个人意识的间接性和不确定性,但却难以解决方法论客观性的缺失。因为认识主体分析一种意识形态所凭借的方法论,实质上是认识主体所认同的意识形态的基本组成要素。所以这种评价方式本质上是从认识主体所认同的意识形态出发,来评价其他种类意识形态,整个认识活动缺乏具体有效的客观性评价标准,一旦评价方式选择有误,就很容易带上意识形态色彩,难以得出正確结论。最为典型的就是西方学界提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等,尽管漏洞百出,不断被事实否定,但仍然能够得到不少西方学者的认同,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所认同的意识形态相似性掩盖了评价方式的不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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