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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奥菲奥》中叙事情节的神话模式

代兆凤 王振平

内容摘要:2019年普利策小说奖获得者,美国当代著名作家理査德·鲍尔斯的小说《奥菲奥》形式恢弘、话语独特、结构精巧、意义深远。作家通过在叙事情节结构方面对“奥菲奥”神话原型的巧妙运用,让主人公——当代“奥菲奥”——在遭遇卡夫卡式的危难后不断“回头”,重新思考自我追寻之历程以及“后9·11”时代个人与社会的生存之路,并对社会变迁、科技发展、人性变异发出了自己的灵魂拷问。

关键词:《奥菲奥》;叙事情节;神话模式;“后9·11”

Abstract: The novel Orfeo, written by the famous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er Richard Powers who is the 2019 Pulitzer Prize winner for Fiction, is of great form, unique in discourse, exquisite in structure and thought provoking. In the face of the personal Kefkaesque experience, the protagonist characterized by the contemporary Orfeo, constantly “turns back” and rethinks the course of self-pursuit and the way of social survival in the “post-9/11” era as the author skillfully uses the mythological archetypes of Orfeo in the aspect of narrative plot. The author sincerely issues his interrogation towards social changes,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variation of human nature. He tries to seek for the way of the modern society development by using ancient metaphors.

Key words: Orfeo; narrative plot; mythological pattern; post- 9/11

一、引言

理査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 1957-)是美国2019年普利策小说奖获得者,许多评论家认为,他秉承了品钦、加迪斯和德里罗等作家的创作风格,是“X一代作家群”的领军人物、“第三代美国后现代小说家”的重要代表、美国当代文坛“最具前景的小说家”。自1985年出版第一部小说《三个农民去舞会》(Three Farmers on Their Way to a Dance)获得巨大成功后,他相继出版了10余部小说。其中,第九部作品《回声制造者》(The Echo Maker)入围2006年普利策小说奖,并荣获200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2019年,凭借其第十二部新作《上层》(The Overstory),鲍尔斯夺得美国该年度普利策小说奖。

《奥菲奥》(Orfeo)是作家的第十一部作品,小说在2014年出版后迅速获得文学批评界和普通读者的青睐,入围2014年布克文学奖长名单,并获2014年加州图书奖银质奖章小说奖。《奥菲奥》讲述一位学化学出身的音乐家埃尔斯因试图在自建的DNA实验室把音乐作品合成进生物活细胞,而被警察怀疑为进行生化实验的恐怖分子,结果被迫走上逃亡之路。逃亡过程中,他先后造访了前女友、前妻、友人和女儿;与现实的逃亡之旅交织的是心理层面的回忆之旅。他1940年出生后的个人经历(音乐、爱情以及友情)和在此期间美国社会发生的历史事件,不断以回忆形式穿插其中。鲍尔斯是美国新生代作家,对其作品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多为报刊评论,对其新作《奥菲奥》的研究更不多见,仅有几位外国学者对其后现代叙事技巧(Fernandez-Santiago 126-124)以及音乐小说形式(Reichel 81-98)进行过分析,而对现实语境下小说的神话模式研究未见涉及。《奥菲奥》形式恢弘,话语独特,结构精巧,意义深远。在叙事的情节结构方面巧妙运用了“奥菲奥”神话原型,再现了美国当代“奥菲奥”——埃尔斯,在遭遇卡夫卡式的危难后,不断“回头”,追溯自身的过往和社会的发展,表现了作家对“后9·11”时代人类生存之道和社会发展前景的思考。这些描写,不仅能让读者从一个方面看到美国当代作家和民众在“后9·11”时代的反思,也会激发读者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思考。

二、《奥菲奥》与俄耳甫斯神话

小说题名Orfeo的另一种表达为Orpheus,多译为俄耳甫斯——一位古希腊神话英雄。鲍爾斯将小说命名为《奥菲奥》明确地把小说与俄耳甫斯神话的相关性告诉了读者。乔伊斯曾经对《尤利西斯》的法文版译者瓦勒里·拉尔博(Valery Larbaurd)说,“小说的标题是一把钥匙,如果读者熟悉《奥德修纪》就能把握住小说的轮廓。史诗的概念就是在现代生活纷繁混乱的材料上覆盖史诗的形式”(Eruvbetine 74)。同理,要深入理解《奥菲奥》,就有必要了解关于俄耳甫斯的神话。

古希腊英雄俄耳甫斯是太阳神阿波罗与缪斯女神卡利俄帕之子,生来便具有举世无双的音乐才能。他的音乐能使高山点头,野兽俯首,河水止流。他曾经以音乐帮助伊阿宋夺取金羊毛,弹竖琴抵御海妖塞壬。后进入冥界寻找因遭遇毒蛇而身亡的妻子尤丽迪茜(Euridice),因违背与冥王的约定,扭头回看妻子而让她再次送命。从某种意义上说,神话没有源文本,从一开始它就以讲述(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存在,每一次讲述都是一个新版本。几千年来,俄耳甫斯神话已经衍生出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版本。俄耳甫斯能够成为具有原型意义的神话人物,古罗马的维吉尔(Virgil)和奥维德(Ovid)功不可没。维吉尔的《农事诗》(Georgics)第四部分(IV.453-558)有上百行讲述的都是俄耳甫斯的故事,由此奠定了俄耳甫斯神话的基本面貌。奥维德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X.1-85)在相当大程度上沿袭了维吉尔的版本,由于《变形记》在中世纪几乎是古希腊罗马神话的圣经,因而成了俄耳甫斯神话的主要来源。众多版本的神话故事都大致包含以下三个情节:俄耳甫斯感动世间万物的音乐能力、下到冥界寻妻、被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女信徒们杀死。俄耳甫斯神话之所以具有持久魅力,关键在于其故事“涉及到了许多重要的主题——比如艺术、死亡、爱情、性别身份,因而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和阐释潜能,不同时代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都能从中发掘出自己所需的东西”(李永毅 88)。

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认为,文学是“移位的神话”(193)。文学作品中最基本的情节与人物范式,以神话原型的形式在作品的主题、人物和情节等各个层面表现出来。“原型呈现为远古神话意象的再现或变型,具有普遍性和循环性。文学的结构是神话式的”(程爱民 88)。在《奥菲奥》中,鲍尔斯有意识地将俄耳甫斯神话作为小说现代题材的“潜文本”,使两者之间的叙事情节结构形成平行对应关系。《奥菲奥》的叙事情节与俄耳甫斯神话三个基本情节一一对应,小说的内在秩序与连贯性及其超越时空限制的叙事结构,巧妙地融合了神话与现实,表达了当代人在“后9·11”时代寻找精神家园的挣扎与努力,以悲剧的形式表现了现代城市生活和个人遭遇,是一部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现代寓言。

三、叙事情节结构的神话原型

1. 音乐的作用——艺术话题

在神话中,俄耳甫斯能够用音乐感动神祗、动植物、甚至无生命的石头,这种超凡的魔力象征了艺术沟通天人的力量,俄耳甫斯因此成为诗人和音乐家的原型。伊丽莎白·休厄尔(Elizabeth Sewell)在其作品《俄耳甫斯之声:诗歌与自然历史》(The Orphic Voice: Poetry and Natural History)中追溯了文艺复兴以来俄耳甫斯打动自然生灵的超凡音乐能力的描写。鲍尔斯在《奥菲奥》的最开始致敬了这一主题,他通过小说主人公埃尔斯的狗费德里奥探讨了动物的音乐意识。

如果埃尔斯发出一个D调,那狗就会发出降E调或E调。如果埃尔斯调整到费德里奥的高音,那狗就会把音滑高或者滑低半个。如果一个人声合唱发出一个谐音,那狗就唱出一个里面没有的音符。不管一簇音高中出现多少个音,菲德里奥总能找见一个里面没有的。(鲍尔斯8-9)

埃尔斯尽力去理解费德里奥的行为,并试图找出狗能与音乐共鸣的原因。他了解到其他具有音感的狗,比如瓦格纳的西班牙猎犬,在他写《唐怀瑟》①的时候会冲不喜欢的片段嚎叫,直到瓦格纳修改那段旋律。埃尔斯关于音乐共性的实验证实了费德里奥和人听到的八度音阶一样多。他羡慕狗这种瞬间可以达到的对音乐的专注力:“对新鲜事物孜孜以求不是她的风格。她对老练之人从不厌倦,但也辨认不出埃尔斯为她演奏过的任何曲调,无论听多少遍。以永远不变的‘两足站立的姿态翩翩起舞”(鲍而斯10-11)。如果人类能够暂时拥有这种专注力,那他们很容易就能走上巅峰,就能欣赏埃尔斯的音乐。然而,只专注于音乐,大部分人都做不到,他们更在意音乐如何进行,期望一个完美的落幕,或者很容易分神思考其他,正如P. C. Hogan (11-12)所说,大多数听众听实验音乐的时候容易浮躁,大脑无法处理音乐信息,以至于任何新颖的音乐对他们来说都如陈腔滥调。浮躁的当代人一直试图摆脱的是焦虑,“9·11”以来各种恐怖所带来的心理阴影挥之不去;物质技术发展令人眼花缭乱,催生的快节奏生活所带来的焦虑如影随形。现代技术给人们带来便捷,为人们提供了各种欣赏音乐的工具,但再高级的技术也替代不了思想,想真正理解音乐,需要用心去聆听、去品味。

远在这个星球另一端的服务器群正把一亿首存储好的音乐声轨塞进她的血压袖带中,却没有一首适合的。品味所做的工作就是让疯狂的人类创造的资源种子缩小到一个可控的水平。但是欲望永远都对品味不屑一顾。一个人需要听多少首歌?再一首。下一首新的。(鲍尔斯82)

焦虑使现代人无法静下心来与自然相处,无法聆听自然产生的最美好的音乐,也无心欣赏身边的音乐。埃尔斯曾经坚信,他可以创造出让观众达到瞬间专注的音乐,帮助听众摆脱恐惧,“做出一些值得听的东西,传递给这世界”(鲍尔斯335)。但费德里奥死后,“他再也不相信自己的余生中还能找到它”(12)。他决定采用非常规手段,用细菌DNA的模式来编码音乐,这样,音乐就会随着细菌代代流传,让他的乐曲走向永恒。他的音乐也因此会拥有非凡的能力,如俄耳甫斯般具有撼动自然的力量。这种将音乐融入自然的创新,尽管对自然的影响只是停留于微小的细菌层面,或许可以吸引那些浮躁的观众。

2. 冥界寻妻——追寻话题

无论维吉尔的《农事诗》还是奥维德的《变形记》,俄耳甫斯神话的核心都是下冥界拯救妻子尤丽迪茜。从文学角度看,此神话中的“冥界”和“俄耳甫斯回头”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也是后代文学作品中引用颇多的两个原型。“冥界”或者“地狱”寓意极端危险的境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或当代作家使用‘冥界(Hades)作为疯狂、无意识、艺术家的遭遇、灵魂的暗夜、政治独裁、艰难困苦之境或者其他任何被压迫以及极端痛苦的隐喻”(Hume 11)。比如美国作家Hoban的小说《美杜莎的频率》(The Medusa Frequency, 1987)就采用此隐喻表达艺术家的遭遇,Turner的小说《迷失的俄耳甫斯》(Orpheus Lost, 2008)通过该隐喻呈现了主人公为美国情报局工作时的政治遭遇。“冥界”的隐喻在文学中应用广泛,《奥菲奥》中也有迹可循。宋赛南认为,《奥菲奥》的“第一个巨大隐喻或许是‘后9·11的时代与‘冥界”②。9·11后美国政府出于所谓安全考虑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整个社会蒙上了一层“恐怖”阴影,包括无所不在的政府监控。小说中埃尔斯被当局怀疑为“恐怖分子”,在惶恐中走上逃亡之旅,就是美国安全政策所导致的。

两个月以前,在同一个地方,他读了某本杂志上一篇关于新《爱国者法案》规定的文章。里面谈到,政府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可以限制公民。关于这篇报道,他所能记得的就只是这半句话了,“排除嫌疑前受控”。(鲍尔斯97)

正如小说中提到的2001年布什总统签署的《爱国者法案》,它延伸了恐怖主义的定义,以防止恐怖主义的目的扩大了美国警察机关的权限,包括可以秘密监视公民的私人信息等。多数人认为,这意味着公民丧失了自由的权利。对于包括埃尔斯在内的美国公民来说,在9·11之后,他们面临的不只是随时可能再次遭受恐怖袭击的“恐怖”,还有政府监控下私人空间丧失的不安。埃尔斯在监控社会中的逃亡之旅,可以说是如俄耳甫斯进入冥界的恐怖之旅。“以前,他曾读到过这样的信息,每个城市居民平均每天出现在监控视频中的次数多达几百次”(255),“另有一个小小的网络摄像头仿佛一个独眼巨人的眼,一直怒目而视”(256)。无处不在的监控如地狱恶犬,让人无法摆脱。与监控共生的,是想象力丰富的网络媒体,任何一段监控都足以为新闻写手提供编写故事的素材,“记者们纷纷猜测,为何一个已退休的助理音乐教授会一直在自家的私室里操控病原体”(195),媒体对事实的扭曲夸大,让神经极度敏感的普通大众产生了莫名的恐慌。读完小说的读者会恍然大悟,小说的开头早就奠定了全部基调,“一支前奏曲”、“世界改变后的第十年”等字眼无一不在揭示:9·11只是前奏曲,十年后的社会才是真正“恐怖”弥漫的冥界,逃亡的埃尔斯如冥界中牵着妻子冰冷的手的俄耳甫斯,对黑暗的前路与手中之物充滿怀疑与不安,“他别无选择,只能回头看”③。

“俄耳甫斯回头”指冥界寻妻途中,冥王要求俄耳甫斯“不要回头”看妻子,直到走出冥界。通常,这里的“回头”除了方位上的意义,还多用来指回忆过去和回望历史。埃尔斯在逃亡路上的“回头看”——回顾人生、思考历史,既是对个人音乐经历的整理,也是对美国重要历史事件的思考。他因为追求音乐创新——将音乐合成进DNA,而被怀疑为恐怖分子,进而走上逃亡之旅。逃亡路上他拜访了前女友、前妻、好友和女儿。这四位音乐上的“尤丽迪茜”,在不同时期对他的音乐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于是伴随着现实的拜访,他回忆了自己从八岁开始到DNA实验之前的所有音乐经历。人到暮年,才幡然醒悟:人类穷尽各种手段制造出来的各种声音都不过是对大自然的模仿;人类一切的音乐创新,其实大自然早将其镌刻在了生命的符码中,即:“摆脱一切人类桎梏的新奇乐声:他穷极一生想要找到的东西竟一直都在这里,可以自由地聆听”(81)。在这样的认识中,埃尔斯的思想回到了丰产的自然之初,对自然的回望“隐藏着作者对于生态和自然的深切关注”(范晓莉 62)。同时,作者也借埃尔斯之口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担忧:“人类的聪明才智从开始就受到了诅咒,势必会在丰产中走向灭亡”(鲍尔斯355)。这或许是当代人在欢呼科技文明和全球化所带来的便利时依然感到焦虑与不安的原因之一。

与埃尔斯个人音乐经历交织在一起的是历史事件:1940年纳粹入侵法国、1950年黑人抵制公交车运动、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剌 、1967底特律骚乱④、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9·11”恐怖袭击等等。对于历史,人类总是在“回头”的同时又带着犹豫 ,因为恐怖事件会引发人类的创伤记忆。如为小说故事提供背景的源头事件——“9·11 ”,对美国来说,这是一段沉重而悲痛的历史,一次巨大的创伤。一方面,美国人民像希望把妻子带回阳间的俄耳甫斯一样,渴忘找回历史,建立与过去的血肉联系;另一方面,他们也像俄耳甫斯一样,害怕回头,害怕被过去的重负摧垮,因此又迫不及待地要回到现在。人们不断地拷问:在精神上重历不堪回首的过去,人类还能不能完好如初地回到现实? 面对历史的伤痛以及“后9·11”的普遍焦虑,主人公埃尔斯又能如何选择呢?他只能与俄耳甫斯一样,“回头看”。只不过与神话不同的是,现代俄耳甫斯的“回头”,是从过去追寻未来:“埃尔斯相信从过去的音乐中才能找到人类期盼已久的自由”(江颖 109)。埃尔斯的毕生音乐追求是“挣脱时光的束缚,听见未来的声音”(鲍尔斯2),逃亡中对个人与民族历史的“回头”,更加坚定了他的自我追求:创造让人摆脱恐惧的音乐——DNA上记录的音乐,将音乐与自然合一,让当代人回归自然,聆听最初的音乐,在人性异化的精神荒原实现自我的价值,求得内心的宁静。这样,才能将焦虑的当代人带出“冥界”。

古希腊神话中的俄耳甫斯“回头看”,将妻子永远留在了无生命与希望的冥界,现代俄耳甫斯——埃尔斯的“回头看”是否能颠覆悲剧呢?小说的结尾给出了答案:

倘若她点点头,哪怕只微微点一下,你就会朝门走去,穿过它。跑去一个清新的地方——那里绿意正浓——重新开始留意所有新的危险之物。你继续前行,如快乐的音符,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你盛有胚芽的小瓶里堆得高高的;你像一个指挥家把手里的指挥棒挑起,给出一个幸运的暗示,比任何人料想的都要幸运。一个小小的无穷大的下拍。你终将听到这首作品如何延续。(鲍尔斯410)

这是小说的结尾。此时的埃尔斯高举一个烧瓶状的东西,打算冲出去,直面反恐人员。神话中俄耳甫斯失去妻子后,沉溺于悲伤,逃避现实,最终死于酒神信徒之手;埃尔斯的逃亡是一种逃避,可他对过去的回忆却是一种面对。在最终拜访了女儿后,他选择直面现实,冲出去,因为他从回忆历史中找到了自己坚定的音乐理想,这是他战胜自我恐惧的一种英雄壮举,彷佛在暗示焦虑的当代人:复魅的关键是直面历史,走向未来。也许人类正不断重复着自己的历史,朝着祸福难测的未来悲壮地前行。但只要不像俄耳甫斯那样在历史中迷失,我们就能如鲍尔斯那样,坚信“人类仍是一部进步中的作品 ”(刁克利 1)。

3. 俄耳甫斯之死——性别与死亡话题

在冥界失去妻子后,悲痛欲绝的俄耳甫斯完全沉浸在音乐和对妻子的悼念里,最终死于酒神信徒之手。不同版本的神话对俄耳甫斯之死的表述各不相同,或说因对酒神的信仰问题,或说同性恋问题。奥维德在《变形记》中认为,俄耳甫斯觉得世间再无女子比得上已逝的妻子,因而拒绝了所有女人的追求,反而与男性关系密切。酒神信徒杀死他,是对他的同性恋行为感到愤怒。自从奥维德后,同性恋这一情节原型相比其他提起较少,直到二十世纪后才引起关注。例如Makowski(1996)专门探讨了《农事诗》与《变形记》中俄耳甫斯的双性恋情结,Cole(2003)在书中列举了法国诗人阿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和美国诗人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等现代主义作品中对俄耳甫斯同性恋倾向的运用。如果说俄耳甫斯因为其同性恋倾向而死,那么,在《奥菲奥》中,埃尔斯最终决定面对不幸的结局,一定程度上在于,他拜访的同性友人给了他最终的勇气。作者对埃尔斯与同性友人的同性恋倾向多有暗示。理查德·邦纳是埃尔斯最好也是唯一的男性好友,他曾经对埃尔斯说:“大师。你不觉得,我们在一起合作得很好吗?要我说,生活里面一半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只要咱们俩有一个长着阴道”(鲍尔斯170)。尽管小说中没有明确提及邦纳的性取向,埃尔斯也没有对他具有邀请性的话做出回应。但是当邦纳强求埃尔斯与他合作歌剧的时候,埃尔斯的反驳更具有暗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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