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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神话”的建构与解体

张秀丽

内容摘要:作为司各特的第一部苏格兰历史小说,《威弗利》书写了围绕“斯图亚特神话”建构的情感共同体的形成与解体,反映出作者对情感在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凝聚和分裂作用的关注。同时,借助于对这一演变轨迹的书写和展演,小说提供给大众一种反思集体情感双重作用的契机,为累积的民族集体情感寻找释放的途径和渠道,以走向基于共享的新共同体的未来。论文指出,对苏格兰已逝过去的浪漫情感是建立苏格兰群体关联的基础,并在群体行动中扩展到更为宽广的社会领域,形成具有共同情感能量的苏格兰情感共同体。但在情感的互动和交流中,这种情感共同体又时刻处在分崩离析的过程中。司各特批判以狂热的集体情感为基础的苏格兰共同体的非理性,肯定了理性框架下的浪漫情感,反映出其试图在联盟框架下诠释苏格兰文化传统的目的。

关键词:沃尔特·司各特;《威弗利》;情感共同体;“斯图亚特神话”

Abstract: As Scotts first Scottish historical novel, Waverley represents the construction and dissolution of the Scottish emotional community based on Stuart Myth, which indicates Scotts concern for the dual role feelings played as both constructive and destructive forces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addition, by the represent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this evolving process, the novel provides the public a possibility of rethinking the dual role of the collective feelings, thus helps to release the accumulated ethnic collective feelings, and create a new community based on shared futur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romantic feelings towards the lost Scottish past serves as the basis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association of Scottish community, and this feeling will spread into broader social realm in the movement of its group members, and thus help the formation of Scottish community that is full of emotional energy.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feelings, this community is also in the process of disintegration. Scott criticized the irrationality of Scottish community based on fanatical collective feeling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believed the romantic feeling within the frame of reason. This reflects Scotts attempt of interpreting Scottish culture and tradition within the frame of the Union of England and Scotland.

Key words: Walter Scott; Waverley; feeling; community; Stuart Myth

Author: Zhang Xiuli, Ph. D., is lecture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specializing in English literature. E-mail: [email protected]

对已逝斯图亚特王朝怀有的浪漫与怀旧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斯图亚特神话”(Stuart Myth),而《威弗利;或六十年前的事》(Waverley; or Tis Sixty Years Since, 1814)作为以最后一次詹姆士二世党人起义(反叛)为历史背景的历史小说,为读者展示了这种神话的兴起与破灭。“斯图亚特神话”的形成具有复杂的文化根源,是在法国大革命后现代国家兴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小说以年轻的威弗利逐步参与到充满浪漫幻想的斯图亚特复辟事业,目睹其走向破灭的历程为主线,书写了他对“斯图亚特神话”从向往,走向積极拥抱,直至看清现实,回归理性的过程。借助于威弗利个体情感的演变轨迹,小说展示了“斯图亚特神话”建构和解体的历史进程,反映出作者对情感在共同体建构中的双重作用的深刻理解。作为对这一深刻影响英格兰-苏格兰政治和文化关系之历史现象的文学表达,小说为19世纪的读者提供了一种释放民族创伤情感的途径,也微妙地引导读者转向一种基于共享和开放的未来共同体。

一、苏格兰情感共同体

具有传奇色彩的君王在大不列颠文化中一直备受推崇,但斯图亚特王朝将这种君王的传奇和神话从一种个人表达转变为一种政治手段,将集体情感转化为一种凝聚力。1688年光荣革命后,在支持和同情斯图亚特王朝的群体中,这种凝聚力借助各种媒介迅速壮大,形成一股异见和抵制力量,在英格兰-苏格兰后联盟时代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司各特的《威弗利》对这种情感的力量做了深刻的刻画。事实上,威弗利一开始就是个生活在传奇和神话中的人,对斯图亚特神话充满了浪漫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情感在《威弗利》中首先是一种个体所具有的道德力,规范着个体的行为。在苏格兰哲学家看来,情感因其道德价值在维持社会秩序中发挥主要作用。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在《人性论》第三卷“论道德”中提出依靠情感来判断公正的观点:“仅靠理智和抽象思维不能鉴别邪恶和美德,能够起作用的一定是邪恶和美德给我们造成的印象或者引发的情感,这才使得我们能够将它们加以区分。我们显然是通过观察和感觉来判断刚正不阿和腐化堕落”(Hume 522)。作为一种道德力的情感约束着“自私的情感”,以防止礼节和国家法律被破坏。司各特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威弗利》中,苏格兰高地首领弗格斯为了满足自己对权势的欲望,带领全氏族走上了不归路,这反映出身为律师的司各特对“自私的情感”的批判。

情感的道德力量还有助于形成集体的道德感,在凝聚和重塑群体认同方面具有积极作用。这是与情感的社会性联系在一起的。情感不仅是个人的,更是社会的,在一定程度上,社会性可以说是情感最本质的属性。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了同情的个体性和社会性意义。在他看来,同情是人之本性,“我们常因看到他人处于悲痛之中而产生悲痛,这是显而易见的,无需用什么实例去证明。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他的原始感情一样,绝不仅仅局限于那些品行高尚的人”(Smith 2)。这种本性通过判断别人的感情是否与自己的感情一致来看它们是否合宜,并根据合宜的程度与他人建立起相互的关系。借助于同情,情感的道德力得以扩展,其凝聚力也得以发挥。帕金森在“情感是社会的”一文中也指出,引起情感的诸多因素更多是人际之间的、机构的、或文化的,且情感主要对社会中的他人起作用,起着人际和文化的社会功能(Parkinson 663)。吉尔伯特从神经学和心理学的视角也肯定了情感的社会调节剂作用,指出社会地位、归属感和关爱关系到身份认同问题。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柯林斯(Randall Collins, 1941-)在其《互动仪式链》(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2004)中肯定了情感在社会团结方面的价值。在他看来,“产生道德团结的机制”使社会结合在了一起,而“这些机制是通过关注、强化与转换情感而发挥作用的”(柯林斯 153)。在小说中,对“斯图亚特神话”的集体身份认同就是通过情感认知和认同来实现的。作为“斯图亚特神话”情感认同的物质化存在,威弗利-昂纳庄园所营造的情感氛围深刻地影响了充满浪漫幻想的威弗利,使他不自觉地形成了对后者的情感认同。之后,在与苏格兰逐步深入的接触中,伴随着想象中的“斯图亚特神话”的真实化,威弗利的情感认同也逐渐加强,身份认同也逐渐建构起来,与苏格兰建立起了一种情感的共同体。正如伊恩·邓肯所言,“这种身份不是意志和行为的产物,而是想象和情感的结果”(Duncan 68)。司各特塑造出威弗利这样一个看似十分被动和意志摇摆的主人公,为充分展现集体情感对个体的影响创造了条件。

集体情感借助于情感触染(emotional contagion)来实现对社会中个体身份的规定和调整。按照柯林斯的观点,集体情感在宏观层面对社会进行分层,而在微观层面则是情感在情境中的动态流动和交换。对“斯图亚特神话”的集体情感在苏格兰,尤其是高地的交互和流动更为深刻。这是一种“渗透在社会生活中的持久的,潜在的氛围或情感状态”(柯林斯 158)。当威弗利逐步深入到苏格兰高地中去时,这种氛围或情感状态便会感染他,影响他,使之浸润其中。珍妮丝·R·凯里等人也认为,情感触染是一种“不自主地模仿他人,在神色、举止和行为上与他人保持一致,以在情感上与他人趋于相似的倾向”(Kelly et al. 176)。正是由于这种趋同的倾向性,情感才具有了集体和社会的属性。诸如神色、举止和行为上的一致会导致共同情感的产生,而一个社会或群体中的共同情感也会引起诸如神色、舉止和行为上的类似。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个体的情感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在《威弗利》中,不同人物之间的情感也具有触染的作用,相互之间以“从上到下”(top-down processes),或“从下到上”(down-top processes)的方式影响彼此,建构起了社会的情感。如,威弗利对詹姆士党人的同情受到了威弗利家族传统的影响,姑妈讲给他听的那些关于英勇祖先的故事、威弗利庄园中的建筑和装饰,甚至每一个物件,都在影响着威弗利的情感倾向。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情感触染。

正是在情感的这种社会聚合作用力下,情感共同体得以建构而成。从词源上来看,英语中的共同体(community)一词本身就含有“共同享有”的意思。威廉斯(Raymond Willians)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对共同体做了宏观而详尽的定义,影响深远。在他看来,共同体是“充满激情、具有说服力的”,具有“共同的关怀”(Williams 76)。在《共同体的燃烧》(The Conflagration of Community: Fiction Before and After Auschwitz)中,米勒(J. H. Miller)不仅表达出了共同体对共同的强调,同时也提到了情感的作用:“在通常意义上,共同体基于这样的一种假设,即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有途径了解他的或她的邻居的思想和感情”(Miller, The Conflagration of Community 103)。也就是说,通过更多地了解在空间上与自身相近的人的情感,并感受彼此的存在,一种共同的东西便有可能建构起来。建构作为一种积极的,主动的,有意识的活动,会在自然状态下发生,更会在一种东西有失去之危险的境况下发生。结合司各特创作《威弗利》的时间来看,建构苏格兰情感共同体是一种文化需要。1707年英格兰-苏格兰联盟法案颁布后,尤其是伴随着大英帝国海外殖民扩张如火如荼的进展,建构一种全新的文化共同体似乎迫在眉睫。

二、苏格兰情感共同体的建构

对苏格兰已逝过去的浪漫情感在“斯图亚特神话”中得以表达,成为建构苏格兰情感共同体的关键。在《威弗利》中,引起英格兰旧贵族、苏格兰低地庄园领主和高地氏族首领情感共鸣的力量可以说是“斯图亚特神话”。这是一种建构出来的话语,在1603年查理国王登上断头台,历经复辟和1688年光荣革命,以及詹姆士党人的数次起义(反叛),尤以1715和1745年最为显著,不断得以建构和强化的话语力量。其中,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冲击,对过去美好已然逝去的怀旧情绪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形成了一种饱满的集体情感力量,引起人们持续而强烈的关注。

正是对已逝王朝的集体情感促进了社会不同群体的结合。关于情感的这种作用,柯林斯与涂尔干(Emile Durkheim)一致。在柯林斯看来,情感是社会结合的“黏合剂”(柯林斯154),他提出了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这个概念,旨在强调情感的动态性和过程性。情感作为一种群体共同性所在,在不断的积累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作用力,推动其成员做出某种行动。情感能量是一种重要的社会驱动力,促使群体成员生出一种共同的关注焦点,一种共同的情绪,进而引起情感的共鸣,驱动不同的成员团结起来,形成一种群体的社会力量。“斯图亚特神话”就是这样一种情感能量。正是对封建王朝所抱有的浪漫幻想推动着旧式贵族、庄园领主和氏族首领们联结起来,形成一股抵抗现代资本社会的群体力量。

在威弗利深入苏格兰的不同情境中,“斯图亚特神话”这种情感能量不断传递,协调,最终促使威弗利建立其与苏格兰文化的团结感。这个过程是借助于情感符号实现的。正如柯林斯所言,“情感能量是由充满了情感性情境的符号所传递的,它跨越了不同的情境”(柯林斯 160)。当来到图莱-维俄兰庄园大门前时,威弗利竟然觉得自己“到了奥戈利奥的城堡,像当时得胜的亚瑟王走进城堡似的”,在久扣大门无人应答时,他觉得自己“仿佛就会看见一个‘须发雪白,老态龙钟的老丈”(Scott 36)。在凯尔特和苏格兰文化研究方面成绩斐然的默里G. H. 皮托克(Murray G. H. Pittock, 1962-)在《苏格兰的发明——斯特亚特神话与苏格兰身份》一书中指出,相对于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神话而言,关于小王子查理和高地氏族的傳奇更真实,更贴近生活,更具有历史性,因而在公众的想象中更能形成持久的影响力(Pittock 1991)。此时的威弗利将自己想象成亚瑟王,反映出他对“斯图亚特神话”的情感认同。当一名高地人前来图莱-维俄兰试图化解高地伊沃族与布雷德沃丁家族之间的冲突时,威弗利受到这位高地人所代表的情感符号的吸引,经对方一邀请,立即决定随其前往高地。在第一次见到伊沃族的首领弗格斯时,就被他“那种首领的独特风采和气派所吸引”(Scott 89)。虽然中途来自各方的压力和阻力使得威弗利对参加起义(反叛)有所顾忌,但是当他面对“英俊、端庄”、“神态威严、高贵”的查理王子时,立即被后者身上的英雄气质所打动。他甚至认为,“尽管他身上没有表示身份的标志:胸前佩戴星章,膝上系绣花袜带,单凭他那从容不迫、温文尔雅的风度,他也能看出他的高贵出身和地位”(Scott 192)。查理王子的“仪表、风采,以及他在这一异乎寻常的冒险事业中所显示的气概,无不符合他想象中的传奇英雄的形象”,于是威弗利没有经过任何深思熟虑,便向王子跪下,“为维护他的权利而奉献他的心和剑!”(Scott 193)无论是“奥戈利奥的城堡”,还是“神态庄严高贵的”查理王子,都可以看作是“斯图亚特神话”这种情感能量在具体情境中的情感符号。威弗利在不同的情境中遭遇这些符号,不断调整自己的情感,最终与之产生了步调的一致和“团结感”。正如柯林斯所言,“互动仪式中成功建立起情感协调的结果就是产生了团结感”(柯林斯161)。威弗利最终参与到了斯图亚特王朝的事业中去,便是情感共同体建立起来的证明。

除了个体在与集体情感能量的互动过程中建构情感共同体之外,个体参与到群体的仪式中,作为参与者分享共同的情感状态,也是情感共同体建构的重要途经。威弗利参与苏格兰高地宴会上的吟诵仪式,以及随后弗洛娜在瀑布前的吟唱表演,都促进了威弗利对“斯图亚特神话”的情感认同。在苏格兰高地宴会上的吟诵仪式上,吟唱诗人麦克·默罗一边吟诵一边往前走,两眼瞧着地上,然后热情似乎随之增高,似恳请,又似在命令,接着他的嗓音拔高,发出狂热的、充满激情的声音,一边作着适当的手势。随后所有在场的人进入到了涂尔干所谓的“集体兴奋”,或“集体欢腾”(corroboree)① :“他们那被太阳晒黑的粗犷的脸上,露出更凶猛、更热烈的表情;他们都倾身向着吟诵者,很多人跳了起来,狂喜地挥舞着手臂,一些人把手放在自己的剑上”(Scott 98)。根据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共同在场,互相认识,共同关注的焦点和集体的象征,激发了共同的情感。当个体参与到集体活动中,或者参与到同一个事件中去时,互动便产生了。在这种仪式互动中,威弗利的情感能量得到不断的堆积,带给他自信、快乐,而这种情感上的愉悦感又强化了人们的共同关注点以及共享的气氛。这就是威弗利主动参与到1745-46年起义(反叛)军中的情感驱动力。它是一个持续增强的,积极的情感流动过程。他的身体运动将其带入事件发生的情境中,与其先在的情感发生关联与共通,产生了一种情感的共鸣。这种共鸣进一步推动身体的运动,情感的增强和积聚,推动着威弗利参与到起义(反叛)群体中,建立起与其一致的身份认同。

三、苏格兰情感共同体的解体

情感共同体基于集体情感,在互动和交流中得以建立。然而,情感共同体并非一成不变。著名学者南希(Jean-LucNancy)、德里达和米勒都曾对共同体之共同提出过质疑。南希提出了由“独一体”(singularity)构成的“不运作的共同体”(inoperative community),来抵制共同体的内在性。在南希看来,共同体本身就包含分崩离析。米勒指出,由于共同体自身含有德里达所谓的“自我免疫”,使得其自身处于一种不断的自我破坏过程中。“共同体就是共有的自我免疫体:没有什么共同体不包含自我免疫体,为了维持自我同一性、为了保护自我的一种自我牺牲原则。其破坏正是为了维护共同体的完整”(Miller, Communities in Fiction 17)。共同体的这种自我破坏和流动使得其在建构的同时也在解体。在小说中,卡洛登战役的失败标志着以“斯图亚特神话”为基础的情感共同体的分裂,这种分裂是由诸多不协调的情感因素逐步发展演变而成。值得注意的是,司各特更多批判了因“斯图亚特神话”所引起的不理性行动,却对这种神话,也即情感本身持肯定态度。联姻、对义军(叛军)的宽恕、友谊的延续等等都反映出司各特试图在大不列颠统一框架下保有对苏格兰氏族文化和封建传统文化的怀旧式想象。这种想象既是理性的,因为它否定任何行为的冲动和狂热,又是浪漫的,因为它是不切实际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书写反映出19世纪英格兰和苏格兰在政治联盟框架下复杂的文化心态。

情感的互动与流动是建立情感共同体的关键,也是产生不协调,引起分裂的关键。在互动过程中情感的协调,也即步调的一致,是产生 “集体兴奋”,进而建构共同性的关键。也就是说,行动与情感具有自己的微观节奏,即发生时的步调,“当互动的焦点变得协调一致,参与者预期到彼此的节奏后,就会赶上‘事态的步调”(柯林斯 160)。然而在小说中,虽然从宏观层面上威弗利的行动步调基本与起义(反叛)军一致,但在微观层面却存在诸多不协调。这种步调的不协调是理解威弗利情感转变的关键所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协调几乎全是由女性因素导致的。小说中有两位重要女性形象:布雷德沃丁男爵之女露丝和弗洛娜。这两位女性都与威弗利有密切关系,象征着他的情感转变。一开始,对“斯图亚特神话”抱有幻想的威弗利爱上了美丽的高地女神弗洛娜。她爱好诗歌,是文艺女神的代表;她信仰坚定,追求自由,是自由女神的代表。更重要的是,作为“长得与弟弟弗格斯简直一模一样的”姐姐,弗洛娜是纯粹理想的象征,她对高地事业的信仰并未像她的弟弟那样“为谋取高官厚禄的私心杂念所玷污”(Scott 100)。在威弗利看来,弗洛娜就是自己所幻想的理想,她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忠诚是狂热而纯粹的。然而,弗洛娜拒绝了威弗利的求婚,“因为你跟我们意见不合,/站在敌对的地位”(129),“你对世事的阅历太少,凡是为你出主意并能影响你的朋友,又离你那么远,——而且是在一时的气愤之下——我怎么能希望你,马上投入这孤注一掷的冒险之中去呢?”(130)正是由于被拒,威弗利离开高地,然而中途与人冲突,被审讯,后又被劫,受伤严重,幸亏露丝暗中搭救,之后被送往已经起义的高地军中。就这样,已经离开高地的威弗利又返回了高地,在面见查理王子后决定向其效忠。在威弗利参与1745-1746年事件的过程中,这段经历可以说是不协调的插曲,但却含义深刻。它至少表明,威弗利与高地军所建立起的“团结感”有许多瑕疵和不纯粹。它还表明,女性的介入促进了整个行动链条中不协调的出现。一开始将全部情感倾注在弗洛娜这个象征性人物身上的威弗利,在与群体的互动中并未得到充分的情感力量,他一开始的自信和热情的感受开始变得消沉,缺乏主动性,再加上受到作为汉诺威政府军人的责任心驱使,威弗利决定离开高地。之后,威弗利开始反思自己对弗洛娜不切实际的爱恋,这反映出他对高地神话本身的反思。然后,阴错阳差被送回高地后,在查理王子的光芒照耀下,威弗利又恢复了对这种神话的信仰,但他对弗洛娜的爱恋已逐渐褪去。而这正是导致威弗利与弗格斯发生正面冲突的根本所在。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层面的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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