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菜单

“十四五”时期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障碍与突破路径分析

张杰 吴书凤

内容提要 中国在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链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是否具备持续性、系统性和重点性的自主突破能力,这既从根本上决定着其产业体系、特别是制造业体系能否形成全球竞争优势,也在核心支撑作用层面关乎其可否于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更制约着其在维护国家供应链安全、应对逆全球化趋势等行动中的主动性。有鉴于此,本文在综合分析当前掣肘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全面突破创新的国内外核心因素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可行的针对性破解途径,具体包括:全面构建“企业+政府”有机融合式的新型举国体制;着力打造产业链、创新链系统性突破能力,强化产业链、产品链、创新链的国内和全球化整体协同能力;全力培育具备“长周期巨额研发投入能力+基础研究能力”的本土龙头企业和跨国企业;加快营造并贯通中国特色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体系。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改革突破口与工作重点,以期为相关部门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 “十四五”时期 2035年远景目标 关键核心技术 基础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1)01—0009—11一、准确理解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全面突破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价值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同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是2021—2035年期间必须实现的既定发展目标。这预示着的重大发展含义是,中国能否在当前和未来的重点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方面,具备持续性、系统性、自主性的全面突破能力,将从根本上成为决定中国能否维持经济高质量增长动力机制的基础性条件,也是成为决定中国能否成功跨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前提条件,更是成为保障中国能否拥有最为基本的经济发展安全权力的核心条件。在此过程中,需要特别明确的一点在于,国家在统筹和规划2035年远景展望的既定发展目标时,对全面突破制约中国当前和未来的重点产业链及战略新兴产业体系中的“卡脖子”“牛鼻子”式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给出了至多15年的刚性时间约束。而鉴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由国内外错综复杂局势而诱发的风险因子和挑战,这一时间约束稍显紧迫,以致有些产业领域需要在2—5年内加以全面解决,另有一些则要5—10年才会有所突破。而对于那些需要从基础研究、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环节发力的未来战略新兴产业,则至少需要提前10—15年做前瞻性战略谋划和布局,才有可能获得先发优势。

进一步,针对制约中国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卡脖子”“牛鼻子”式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实现自主可控、自立自强式的全面突破,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战略价值体现在:

首先,在当前和未来的重点产业链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具备自主能力与否,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国民经济的根基——制造业部门能否实现创新引领发展、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所得到的一个最重要的经验启示是,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可持续发展,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形成至关重要。制造业不仅仅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更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依托。因此,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当前或未来的重点产业链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是否具备自主能力,将从根本上影响甚至决定着本土企业、本土高科技跨国企业,乃至国家产业能否形成全球领先优势、前沿优势,进而决定着中国制造业部门在全球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事实上,习总书记很早就倡导,做实、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特别是培育并保持制造业在全球的综合竞争优势,既是促进中国经济加速形成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前提条件,也是保障中国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核心基础,更是中国经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支撑。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重视和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性。2013年7月,总书记在视察湖北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时指出,“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2017年12月,总书记在考察江苏徐工集团时再次强调,“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抓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制造业”。直至2020年4月,在全球新冠疫情爆发的特殊时期,总书记在考察陕汽集团时更是指明,“制造业是我们经济的命脉所系”。在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公报中更是明确指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是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必须坚守的基本发展原则。然而,针对制约中国当前和未来的重点产业链及战略新兴产业体系中的“卡脖子”“牛鼻子”式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细分析来看,几乎全部集中和体现在制造业部门。更为严峻之处在于,其不仅广泛分布在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也分布在众多的传统制造业领域中;既存在于高端生产设备、关键零配件及关键材料生产部门,更在工业设计和操作系统软件领域深刻凸显。毋庸置疑,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否实现全面突破,已经成为束缚当前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最为突出因素。

其次,在当前和未来的重点产业链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具备自主能力与否,从关键保障条件意义层面影响着中国能否于十四五期间乃至2035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显著缩小的战略目标。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2035年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必须体现在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显著缩小这两个重要指标维度上。而深入探究制约当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提高、阻碍其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显著缩小的原因不难发现,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在城乡间乃至不同区域间的差异性分布,是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瓶颈。具体来看,一方面,鉴于制造业是吸纳就业相对重要的部门之一(见图1),要于2020—2035年间实现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较大幅度提升的发展目标,就必须切实稳步提高制造业部门的人均工资水平。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个问題是,制造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一直在整个国民经济部门工资水平中处于相对靠后水平,与金融业等部门工资水平间的显著差距持续而固化地存在着(见图2)。究其根源,可能仍然在于中国多数制造业仍然处于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形态。由此可知,只有覆盖全产业链、产品链、创新链的先进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部门的人力资本密集型创新研发活动、高技术制造活动、高端品牌和营销活动,才有可能创造和释放出大量高技能、高收入的就业岗位,进而成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张的载体平台。另一方面,先进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带来的地区税收和GDP创造效应,对实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愈发显著。仅从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指标统计便可发现一个基本事实,即高新技术企业在中国不同区域间的分布极度不平衡、不均衡(见图3)。2013—2018年间约有占比72.07%~72.63%的高新技术企业分布在东部发达地区,同期,在西部地区、中部和东北地区的比重则分别为13.57%~14.35%、10.39%~9.71%、3.96%~3.30%。这也是导致中国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距产生的重要因素。

图1 中国主要行业就业人数比较分析图

图2 中国主要行业人均工资变化趋势

图3 中国不同区域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分布状况

再次,在当前和未来的重点产业链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具备自主能力与否,将从核心支撑作用发挥层面决定着中国能否于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如前文所述,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的发展目标之一,便是截至2035年,中国必须跻身全球创新型国家的前列。而位列全球创新型国家前列的战略目标的根本性要义,就是要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这两个关键领域,全面比肩美国等全球创新领先的发达国家,到达全球前沿科技创新的前沿位置。具体而言,一方面,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至2035年,中国的基础研究自主能力要全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特别是在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始创新这两个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另一方面,全面提升应用基础研究自主能力在引领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针对制约中国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全球竞争力提升的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等的突破与创新,可通过强化布局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力量,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全面提升,进而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提供科技创新基础支撑,也为实现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等具体目标,提供技术和产业支撑。然而,一个客观事实是,引致中国全面突破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链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自主能力不足的核心掣肘,恰恰就是企业乃至国家这两个主体层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与动力不足,而这无疑是与研究领域内投资长期不足、甚至缺位密切相关的。从美国等掌握全球重点产业链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先能力和垄断能力的经验来看,针对创新主体层面——企业和国家采取相关直接激励措施,重视并维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长期可持续投入,是推动一国成为创新型国家的关键因素。

最后,实现在当前和未来的重点产业链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中的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与全面突破,是中国应对美国发起的科技创新战略竞争的必要手段,是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国家安全的关键筹码,是成为积极应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推行逆全球化趋势的重要法宝。在全球新冠疫情爆发蔓延和中美战略竞争格局日益严峻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冲击下,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以保护国内产业链安全为借口,试图实施将某些产业链从中国迁出、甚至回归本国的策略,从而达成削弱或遏制中国产业链在全球综合优势的策略目标,最终实现在既有的全球化供应链体系中“去中国化”的战略目的,消除中国经济崛起对西方发达国家既得利益集团的竞争效应。这一点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发起针对中国的华为、中兴等本土跨国企业的全面技术封锁和遏制策略及其深层次动机中可见一斑,它们正是瞄准了中国的本土高科技跨国企业在当前和未来的重点产业链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方面尚不具备自主能力的重要契机,针对中国产业体系的软肋和弱点来实施技术封锁和遏制策略,进而达到全面压制和封锁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崛起空间的战略目标,最终消除中国经济规模赶超美国的可能,维护其“美国优先”逻辑式的全球霸权主义地位。在此情形下,提升中国在当前和未来的重点产业链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中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无疑将成为其所坚持的深化对外开放战略的定海神针,成为维护国家经济正常正当发展权益的关键抓手,成为应对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科技创新战略竞争的重要博弈筹码,甚至是突破和瓦解美国针对中国所发起的“五眼联盟”和新《瓦森纳》协议的核心手段,更是中国在全球化体系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二、当前制约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全面突破的核心外部因素分析

以对重点产业链的35个“卡脖子”领域的归纳分析为基础,同时,辅之以我们长期的实地调查和系统性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严重缺失与不足:一方面,传统制造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定产业部门在先进高端生产设备、关键零配件、关键材料以及关键工艺等领域的自主研发、设计和制造能力严重不足;同时,在自主数据系统、关键操作软件系统等方面的自主研发设计能力也长期缺失。而进一步探究当前制约中国在重点产业领域,特别是在占据全球未来战略新兴产业体系制胜点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全面突破的外部关键因素,不难总结出以下几方面的重要内容。

第一,发达国家已经通过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的长期持续性投入,形成了稳固的领先优势,并逐步构建起了针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联盟体系。分析当前掌握中国重点产业链的35个“卡脖子”领域核心技术的国家,诸如美国、日本、德国、荷兰等的共同行为特征与先进经验可知,长期在国家层面重视并主导持续且高强度投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切实设计助推二者有效融合贯通的体制是决胜要点。很容易陷入的一个重大认识误区是,美国在当今世界科技创新领域的全面领先地位,是完全依靠市场竞争机制和企业主体行为来推动实现的。而客观事实却如比尔·盖茨在2018年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所强调:“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来,美国政府几乎定义了所有领域最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而私营部门实际上是无所作为的”。如此,在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竞争领域,美国取得主要创新领先优势,而日本、德国、韩国等国家则享有其中部分竞争优势的格局的形成,恰是缘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制定和执行了连续性的国家创新资助计划,进而在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方面进行了长期而持续的巨额投入。当然,在承接国家持续推行的基础研究投入的有效支撑下,发达国家企业在相关领域应用基础研究方面所进行的高强度、持续性的开发性、工程化和产业化研究投入也不可忽略。以集成电路产业中的芯片生产为例,2016年全球发达国家8家领先和主流厂商共投入研发经费612.2亿美元,其中,美国英特尔一家就高达127亿美元,而同期中国在整个集成电路产业中的研发经费总投入约45亿美元,并且还分散于数十家企业。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在应用基础研究投入方面的巨大差异可见一斑。事实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五眼联盟”和新版的《瓦森纳》协议,已经形成了针对中国的西方整体阵线的技术封锁同盟体系。

收藏此文 赞一个 ( ) 打赏本站

如果本文对您有所帮助请打赏本站

  • 打赏方法如下:
  • 支付宝打赏
    支付宝扫描打赏
    微信打赏
    微信扫描打赏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验证码: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