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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生态简论

王源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的文化创新表现为思想学术、制度机制与文化传播技术的创新。这些创新离不开中国古代社会在发展进程中不断生成的创新生态。中国古代的文化创新生态由时代与社会的需求、政治环境和文化政策与创新主体的广泛参与构成,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创新、经济的繁荣、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 文化创新生态 思想学术 制度机制 文化传播技术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1)01—0059—11

创新是推动民族进步、国家富强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在各种创新中,文化是创新的母体,文化构成了各项创新的基本前提。但文化创新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创新环境或创新生态。文化创新生态不仅关系到创新主体特定的思维习惯,也关系到一个民族文化创新的基本方向和基本规律。创新生态同样也构成了一个国家或民族重要的文化遗产,并同时对民族文化未来的发展发挥重要的影响作用。深入全面地审视并探讨中国古代的文化创新生态,不仅有利于探讨我国古代文化创新独特的发展规律,也有利于辨析我国人文心理在创新方面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通过历史经验探讨我国文化未来可能的创新方向。正因如此,本文尝试辨明阐述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的表现,文化创新生态的基本构成及其历史贡献,以期为明晰我国文化创新的独特规律,在坚持文化自信的前提下促进我国当代文化创新提供一些理论层面的参考。一、文化创新生态概述

近年来,围绕“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 eeo-system)理论,中西方学者展开了大量丰富的、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涉及到文化创新相关的研究亦有不少,例如Wallner和Menrad认为,创新文化是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开放系统范式的原理与创新文化的价值是一致的。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认为文化虽然不可能被凭空创造出来,但可以由有目的的行动而发生改变或者衍化。文化创新生态是指在文化在创新或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创新主体的外在环境。本文所探讨的是文化创新的整体环境与整体规律,因而将之称为创新生态环境

如何评价环境各因素对文化创新的影响?许多学者曾从多个角度和层面提出不同的环境影响要素。比如兰德利认为影响文化创新的最大要素是创新者生活于其中的生活圈,一些与创新者有联系的关键大众的思维模式、观念及大众组织在一起的形式构成了文化创新生态。另有许多社会学学者与经济学家都指出了环境与文化创新之间的关系。尽管他们着眼于不同的研究目的,但都对文化创新所需要的环境进行了总结。概而言之,由于文化创新者生活在特定历史时期与特定地理空间中,其创新的活力、创新的方式和方向,都会受到某个特定文化体的影响。而这一文化体的思想观念必然也会对后来的创新者构成一种前在的观念或一种特定的历史遗产,从在使得某个文化体的文化创新带有特定的方向。

创新生态相关理论大多带有明显的经济学特点,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创意经济的发展,但揭示出了创新及其环境的一般规律,对我国古代的创新生态研究也有一定的启示。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作为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农耕文明并不格外追求创新所带来的经济效应,而是更看重创新对人类观念和社会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创新,目的是建构古代社会的人文观念、制度环境与物质文明。这三个方面,不仅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的核心领域,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其观念也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的大致方向与基本规律。因此,只有具体分析我国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基本特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创新的实质。囿于篇幅,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的基本条件和创新路径是不现实的,本文选取了在中国古代文化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性创新生态构成,以点带面,剖析中國古代文化创新生态的基本特点、生成机制和历史贡献。二、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的主要表现及其文化交流影响

国内文化理论界较为一致的共识是,文化结构可分为三个层面,即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与此相对应,本文将中国古代文化创新分为三个主要方面,分别是思想学术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和文化传播技术的创新,并选取中国几千年历史进程中较有代表性的创新关键点尝试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1.精神文化的创新

(1)百家争鸣

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的创新,首推百家争鸣。纵观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便是始于“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学,进而至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其间“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的脉络,“自始至终一以贯之”。

春秋末期,宗法制度逐渐瓦解至分崩离析,各国国君为富国强兵礼贤下士,养士之风盛行,为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就是其中颇受瞩目的典型代表。至战国时期,诸子蜂起、学派林立,除孔墨显学之外,还有道法、阴阳、名辩等家。不同学术派别之间既相互辩论、相互驳难、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相互渗透、相互融通,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盛局面,大大促进了思想学术的活跃和繁荣。诸子各派虽有社会地位和学术承继上的差异,但均个性鲜明,各具特色。儒家以孔子为师,得孟子承继,崇尚“仁、义、礼、智”,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视道德伦理的教化和人的自身修为养成。以老子、庄子等为代表的道家主张虚无为本,很多观点都与儒家形成对立面,二者在思想观念上相反相成。墨家在战国也是显学之一,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法家以齐国的管仲为代表,主张强化法律,以法治国。诸子百家不仅开门授徒讲学、质疑辩难,还广泛著书立说。诸子百家编纂、修订的《春秋》《周易》《韩非子》《道德经》等“元典性”著作历经始皇焚书,连年战乱,至汉代百年之久仍获审慎保全。百家争鸣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无可置疑。诸子百家的思想,奠定了中国文化的理论和精神基础,对当时和其后社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有文化史学者借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概念,将春秋战国时期视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成果,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亦是熠熠生辉,有诸多研究表明,西方思想文化史中的多位显赫人物,如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美国意象派作家庞德等,都从中国诸子百家的思想理论中汲取过灵感或进行过深入研究,裨益于自身的思想及创作。

(2)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就是宋明时期的儒学,是中国思想史上又一次不容小觑的创新,其观念的继承发展经清代一直延续至近现代,成为现代中国人所承继的传统文化思想体系的基础构成要素,影响可谓至深至巨。一方面,理学是儒学与释、道二教长期争论和融合发展的理论成果。隋唐以来,受道教以及外来佛教的冲击,儒学逐渐走向没落,理学正是对这种文化挑战的积极回应。宋代理学家们借鉴参考道家和佛学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思想观点,将其融合到传统儒学中,从气学到理学,再到心学,理学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精致完备的哲学理念体系。另一方面,理学从方法论的根本性创新人手,对经学治学的局限性进行了全面突破。“汉代治经追求名物训诂‘疏不破注,唐承汉法,而宋代理学家敢于‘疑经‘改经,打破陈陈相因的状态”,“实现了由汉唐训诂之学向宋明义理之学的转变”。理学的建构可谓是中国乃至世界哲学思想史中的一次关键性的创新发展。

程朱陆王是宋明理学最核心的人物。按其基本观点和影响来分,宋明理学主要有两大派别:一是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二是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心学。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朱熹所谓的理,是宇宙万物发展的规律,也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主敬涵养”和“格物穷理”,即发展德性和学习知识。理学进一步发展,就出现了心学。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主要学说是“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王阳明泯合了朱熹偏于外物、陆九渊偏于内心的片面性,把心与物、知与行统一起来,使人的道德主体性进一步发展。

理学强调个人心性修养,主张通过道德的不断自我规范逐步达成理想人格的建树,并试图由此人手建立和谐的世间秩序,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学的崇尚道德、忧患意识及身体力行,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构建和塑造产生了积极且关键性的影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内圣外王”,这些理学所推崇的精神价值、道德理想与家国信念,几百年来激励和感召无数仁人志士舍生取义,前仆后继。自南宋末期经元明直至清代,理学成为官方显学,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建构和不断完善中,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力和极其深入内里的渗透力。在中外文化的思想碰撞和交流中,宋明理学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作用,例如在日本,宋明理学就有十分明确的思想传播途径和脉络,并在其哲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2.制度文化的创新

(1)科举制度

科举是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考试,科即科目,举谓举士,即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为国家政治管理体系选拔官吏。科举制度以客观标准挑选人才,对于促进政治统一、消融社会阶级、增强文化凝聚和促进学术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自宋元以后,我国的科举制度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东渐西传,被很多国家效仿。钱穆就曾指出:“西方在其选举政治领袖之外,还得参酌采用中国的考试制度来建立他们的所谓文官任用法。”孙中山也曾在考察欧美各国考试制度后指出:“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

科举制是从汉朝到魏晋南北朝的选官制度演变而来,选官制度在汉为选举附带考试,在魏晋为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在隋唐正式确立,“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度,由州郡岁贡士人,隋炀帝始设进士等科考试取士”,以考试代替了前朝的选举方式。唐代科举完全面向社会公开,即所谓“怀牒自列”,无须地方官员察举,亦无须中央九品中正评定,任何人均可自由报考;自由报考的唯一限制是必须身家清白,即报名者不得为出身商贾之人和作奸犯科者。科举制度的内在精神在于开放政权,公开竞选,使寒门子弟也有机会参与国家治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度彻底打破贵族政治以“血缘”“门望”“任子制”等为基础的制度,开启了官僚集團的平民化、世俗化进程,是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的一大创新。孙中山曾盛赞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创立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中的重要意义:“朝为平民,一试得第,暮登台省;世家贵族秘不能得,平民一举而得之。谓非民主国之人民极端平等政治,不可得也!”“此于酌古酌今;为吾国独有;而世界所无也。”

与唐代相比,宋代更为重视科举,考试制度由原有的两级制增加为三级制,录取范围与人数更加宽泛,考试规则也日趋严密,有效防范徇私舞弊。因国家经历了五代时期的长期黑暗,宋代朝廷刻意尚文轻武,极其重视养士。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而且只要及第,未经切实历练即可进入仕途。宋代的科举制度已成为一个相当严密的人才选拔体系,在国家政治、社会发展领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直接促成一大批有才之士得以进入官方视野,施展抱负,有所作为,在历史长卷中占据一席之地。

至明清两代,科举应试文章的写作逐渐演变成一种固定的格式,即八股文。客观看,八股文是一种便于检测的标准化的论说文体,“这种标准化正是为了选拔人才的某种公正的‘客观性”,同时也是封建官吏必需的职业训练手段,其出现顺应了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也为职业化的公文写作理念及规范奠定了一定基础。八股文本身并无好坏之分,但后来由于科举考试规定应试必须采用这种格式与文体,对内容的要求也必须是朱子一家之言,否则考生便无录取之可能,其形式僵化、思想禁锢的弊端逐渐远大于其正面积极的意义。但明代的科举制度也有创新,即进士入翰林制。进士及第后,留在中央政府读书,读满三年参加考试,通过者可人翰林院,继续读书修学,培养学识。进士制与翰林制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养贤储才,明清两代许多优秀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出身于翰林院,受益于翰林院专业的、全国最高层次的教育、培养和思想启发。

(2)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中国,联接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因最初用于丝绸贸易而得名,后来逐渐成为东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积极有效交流的主要途径。丝绸之路为中西方文明互相借鉴、互相影响提供了历史舞台,在中外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丝绸之路从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是以西汉时期首都长安为起点(东汉时为洛阳),经甘肃河西走廊至新疆,再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这是一条联结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重要路径。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兴盛于唐宋,转变于明清,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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