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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逻辑”走向“人本逻辑”

谢欣然

内容提要 城市空间作为人类社会空间的一种基本类型,既是空间生产在物质空间层面的一项符号表达,又是资本转移自身危机并进行利润生产与再生产的物质载体。在关乎城市规划和疆域拓展的实践中,资本对城市空间资源的选择占有和对局部空间效率的高度追求决定了其必然是城市空間生产的原动力。资本不仅在物质空间构型上形塑着城市面貌,同时资本主导下的城市空间生产也因过分关注资本增殖需求而陷入伦理精神缺失的异化状态。当代城市空间发展的困局无疑是由资本的历史局限所触发的,然而探讨城市空间问题却不能局限于洞察资本力量对城市空间的宰治层面,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还蕴含着重要的生存论意蕴。中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一条异于西方“以资为本”的现代城市化道路。基于资本僭越造成的实用主义和价值失范倾向对个体生存根基的切割,探寻弥合城市空间生产价值缺失的伦理路径,加快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既是对资本逻辑主导下城市空间发展局限性的反思,也是开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生存论意蕴的积极实践。

关键词 城市空间生产 资本逻辑 以人为本 中国实践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1)01—0070—09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资本积累过程都发生了巨大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统治开始扩散于空间。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了明显的“空间转向”趋势,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哈维(David Harvey)、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等在理论上确证了空间的主体地位,也在实践上开启了审视和评判城市问题的全新视域。在对技术理性的运用中进行经济提升和社会结构变化是城市空间发展中最容易辨认的标记。“空间”对于资本积累来说不再是隐喻般的存在,而成为资本运作的载体和资本增殖的内在张力。这一点尤其在资本统治发展到把空间生产本身当作维护自身存在的重要依据的阶段最为明显。对“进步”极度推崇的意识形态大多源自技术理性对城市生活的深广驱动,势不可挡的技术理性凭借对空间的强势占有,弥散于城市空间生产的诸多领域。这种渗透使空间配置朝向提升资本流通效率的方向发展,空间已经被改造并参与到资本运作过程之中。技术理性作为一种进步力量以激发资本占有率为目的进行生产。资本主义不惜一切代价攫取可兹利用资源的逻辑同城市空间可持续发展产生抵牾,同时,也给生存主体所持存的道德价值理性带去威胁。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所诱发的物化倾向消解了生命存在的价值伦理,并产生因信仰衰微造成的人性异化现象。因此,当落脚于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主体消解和空间失序等现实问题时,努力探索基于伦理关怀为始基的城市空间至善发展道路,不仅有利于生存论意蕴下属人空间的生产,同时基于中国本土经验而言,关于城市空间组织及空间实践的伦理思考,亦是新时代背景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所要面临的重大课题。一、空间、城市空间生产及其意义

时空作为人类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属性,嵌入到人类生存经验的各个层面。但在西方二元对立模式主导的哲学传统中,时间“第一性”对空间“第二性”的贬抑成为时一空走向割裂的根源。正如福柯所述:“对于那些把历史与旧式的进化、生存的连续性、有机发展、意识的进步或者说存在的规划混为一谈的人,对空间术语的使用似乎具有一种反历史的味道。”对于时间而言,连续性是其最恰当的定义,而连续性作为存在得以置换自身的模式构成了进步的可能性。西方理论话语生产始终聚焦于社会流动和变化的过程,时间层面不可避免的运动之矢成了理论丰富多产的保障。而空间作为附属元素则隐匿于时间进步观念之后,“沉湎于历史”的知识传统长期主导理论实践的思维方式。然而,将现代主义带向极点的绵延不断的时间总是在20世纪中后期激变出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伴随传统社会秩序的式微和生产分工的日益优化,现代风格早已将机械规整的时间观念纳入个体生命,反自然的技术工作对生命生理——心理生态的挤压铸就了面向未来加速前进的现代性时间一历史心态机制。而当后现代主义以拼贴和杂糅风格颠覆标准的学术界限和实践模式时,空间才逐步从时间囿限中解脱出来,并且开始塑造人类对后现代的理解和体验。空间作为在同一时间中描述多样性存在之可能的先验条件,同后现代状况存在一定的亲和力。在实践和理论的框架中重新安置空间性议题显示出对先前社会历史论域中时间特权的反拨,“这种对空间性重新安置的核心,是对长久以来之本体论的和理论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提出批判。”

西方现代空间观的出现与近现代资本全球扩张策略所创生的全球化语境密切关联,后者催生出的各种空问力量和空间问题是激发新型理论范式成形的源动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嬗变击垮了借助时问单元度量生产尺度的模态,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展形塑了全球劳动分工的空间体系,为资本的空间梯度转移和剩余价值实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在充斥着空间代码的时代,物质空间这一客体作为人类主体活动的场所,连同人类活动技能的不断攀升逐渐消隐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资本主义的空间问题在直接可被体察的层面上表现为城市问题。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开拓者,列斐伏尔、卡斯特尔、哈维等学者敏锐地捕捉到社会空间问题在其时代背景中的特殊性。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城市空间的理论,为揭示以城市结构为核心的微观分析和以全球资本动态积累过程为重点的宏观分析之间的内在关联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城市空间作为特殊的交往实践场,对其功能的剖析不能停留于物质属性层面,而是要将物质属性与精神属性辩证统一起来。资本主义的生存之道是在尽可能广阔的空间中瓦解阻碍其流动的限制,进而缩短运行周期、加速生产和消费,以此获取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发展机制说明城市及其空间正是资本延展拓殖的据点。质言之,空间生产聚集着城市发展背后错综繁杂的社会关系和物质实践,成为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空间规划得以展开的前提。一方面,城市空间生产将愈加多的自然空间转化为资本利润,全球范围内已出现对自然空间的激烈争夺,自然空间作为生产对象被纳入各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生产实践之中;另一方面,人类改造活动不断助推资本主义以寻求利润最大化来重新组织和规划城市空间,城市空间结构设计的革新由此带动城市内部社会关系的变迁。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空间内部社会关系的流动说到底源自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本身。空间作为人类用以确证自身存在的重要维度之一,建构了个体间交流最基本和最普遍的存在环境。城市空间生产作为资本市场的独特运作方式,除了为资本积累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之外,也自然而然地折射出作为不同意义符号的空间单元的城市主体实践的伦理意蕴。空间研究的哲学基础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和生存方式的巨大转型,空间构想被抛入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城市空间生产的语境之中。

当代城市空间问题无疑具有资本共性。中国正在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市化发展道路,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发展却表现为资本和工业理性双重刺激下的城市空间重构及快速扩张的过程。资本支配下的空间生产必然与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目的产生龃龉。现代城市化在营造繁荣景观的同时,也使城市居民被裹挟到由强大资本所构筑的利益网络中。事实上,城市空间景观的规划与建设不能仅仅以资本增殖为目标,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本性也必然要贯彻于空间生产实践之中。虽然中国当前所处的空间生产历史阶段尚且无法脱离空间资本化推动,而符合人本伦理精神的空间形态与空间关系的建构,无疑为观照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话语导向。列斐伏尔和哈维等新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人们日益发现改变自己生产于其中的自然空间、社会空间、知识空间,可能比改变宏大的社会结构、社会形态更有意义也更为困难;人们日益发现实现日常生活的合理化、秩序化,实现自身的空间权力,改变自身在空间生产中没有权力、被决定的不合理状况,是实现主体价值的现实路径。”正是在此意义上,空间同主体性范畴有效串联在一起。实际上,当代空间生产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有必要立足于人的标准和尺度来完善解决。后现代语境下的城市空间设计倾向于以市场为导向,对于市场的迎合暗含对生产消费的崇拜。作为城市空间生产基础条件的物质生产实践被嵌入以资本逐利为导向的空间快速扩张之中。虽然技术的高度发展极大挖掘了人作为有限存在物的无限发展潜力,但是它的直接后果是将人的自然生命节律纳入劳神操作的工具活动之中,从而搁置了以价值理性为主导的伦理关怀。“理性的历史任务是解放人类……迄今为止的政治与历史记录却显示,其结果是惨不忍睹的失败景况……现代社会距离理性的允诺园地相去遥远。”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抑制极易畸变为技术对人的贬损,一种以利润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在空间生产中占据宰制地位。资本逐利对人类生活的操控促使纯粹功利主义蛊惑人心,人类固有的自我感性和价值理性消融于事功至上的空间生产实践之中。在空间生产活动中,要警惕对空间增长主义(唯GDP论、唯效率论)的片面追求,反对以空间遮蔽主体的做法。城市本质上是人与空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归根结底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积累和呈现。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空间应该彰显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辩证统一,因此具有属人特性的城市空间必须维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谐共存。当工具理性致力于满足整个社会的顺利运转时,它并不应该妨碍个人的意志自由。城市空间说到底是“人”的空间,并非是“物”的牢笼。二、城市空间生产中的资本僭越和伦理式微

如果从基础的物质性层面来定位城市空间,那么城市空问生产过程就意味着要创造人工环境作为物质基础来服务于资本生产。然而,城市本质绝非停留于物质层面,实际上也包含从伦理层面来审思和反观城市存续的合法性和终极意义。空间的存在以个体存在为基础,个体是人文意义上的最小空间尺度,而个体空间发展却是一切空间运动的“元空间”。全球化时代下的城市空间规划与设计作为建成环境代表着资本图像策略,成为部分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参与城市竞争的砝码。在追本逐利原始驱动下的资本生产不仅加速改变空间扩张速度,同时也改变着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日常生活空间的渗透形塑着生存于其中的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城市空间生产是新马克思主义讨论的重点。新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空间作为资本流通与积累的特殊领域,服从于利益最大化的需求。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过程直接形塑了资本主义城市的空间面貌。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按照工具理性规划,并在工具性的空间中得以维持。“技术化”意味着工具理性正在成功地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科技和机械生产,对技术的掌握真正体现出益于整个城市空问资本利益的理性。以资本逐利为主导的空间生产由不断增长的技术生产力和对自然的征服欲而获取成就感。城市空问生产被资本增殖的外在目标所驱使,凭借机械化和标准化的工艺程序绑定并生产着全球城市空间。对于空间生产的控制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扭转为技术的形式,具有生产性和擴张性的资本技术运作机制在高交易效率和高利润率的掩盖下渗透到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滥觞于启蒙运动的理性在科学技术的助力下合理配置和利用空间资源,维护并保障了社会经济的有序进行,将整个城市空间都纳入生产体系之内。城市作为人造空间是资本积累和循环的建成形式和资本扩张的物质形态。资本主义的空间组织一方面突出地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凭借机械化、标准化、秩序化的技术手段对城市空间的配置和改造;另一方面又彰显为科技高度发展的工业文明以其整齐划一的生产方式对批判意识的削弱。技术化操纵导致当代城市空间问题具有资本共性,资本对于空间的宰制塑造了其特有的空间秩序。任平教授曾指出:“城市化、全球化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物象的空间结构或者人们‘选择的空间造型,本质上不过是这一时代的资本的空间存在形态,资本按照自己内在的规律在城市或者全球空间上进行布展。”经由资本主导的城市开发策略对城市空间造成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物质形态的空间层面,尤其表现在渗透于空间内部的资本消费观念正在改塑着个体生命未来的生存方式。当个体认为自身同强加于他们的资本逻辑相一致并从中得到认同和满足时,异化现象就真正产生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通过控制与支配空间生产实现资本增殖的进程作为既存的现实构成了异化的高级阶段。资本逐利所进行的统治模式不再强行改塑个体生命,而是转化为以追求光明未来的进步主义信念引起个体自觉的仰望奔赴。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能够按照自身利益分配对城市空间资源进行选择性占有。如果在生活水准不断提升的前提下,对资本向城市建筑环境的流动采取不顺从态度似乎对城市繁荣与资本扩张毫无助益。毋宁说,生存个体大概没有理由通过否定性思考将最合乎成本效益的资本逻辑作为拷问对象。这种隐藏逻辑导致现代日常生活空间日趋为资本积累所洞穿,人在资本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沦为工具,自我感性及价值理性逐渐消隐在技术理性横行和消费主义盛行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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