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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目击媒体的使用满足与未来

傅蓉青
内容提要:随着互联网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深潜,新闻业同样受其影响。专业媒体借互联网获得新闻信息,普罗大众也利用互联网进行事件摄拍。基于时空局限,专业新闻媒体无法到达每个第一现场,但“用户”却时时事事在场。“用户”不仅是个人,更是整个群体,他们用手机记录现场,成为该事件“第一目击证人”,记录的“信物”经专业媒体传播,成为每次新闻事件中“目击媒体”的一部分。本文讨论“目击媒体”下用户使用的原因,并总结用户使用该媒体方式的三种“使用与满足”:“信物”“遥控器”“圆桌会议”;并借由“新制度辐射型模式”探讨未来新闻发展的可能。
关键词:目击媒体;使用与满足;选择性注意;未来新闻学
随着秒拍、直播等新兴第四媒体下“在现场”方式的流行,目击成为当前新闻传播的又一重要途径,并派生新媒介传播方式——目击媒体(eyewitness media)。
传递信息时如何让新闻更令人信任?答案即作为公民真实地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取得新闻。之所以有时人们对媒体报道不信任,多数人认为其高高在上,或是背后利益集团的传声筒,认为其报道并非“真实”。目击媒体的出现,用户手中拥有了调查取证的手段,该前提下“目击媒体人”记录的信息对公众更具真实感。
本文将从以下框架展开:首先,分析目击媒体下用户使用动机,分析其“使用与满足”;其次,分析用户使用该媒体局限,探讨用户自身的“选择性注意”;最后,结合“志愿新闻”与“未来新闻学”的理解,做出对目击媒体未来的建议。
一、目击媒体用户的使用与满足
目击媒体,是用户基于日常生活,作为目击者的普通人使用智能手机拍摄、直播软件摄录甚至是广播录音系统收录的出乎事件本身历史意义、对未来舆论走向起源生性、具有证据性事件的瞬间。[1]该情况下目击媒体强调用户本身自主选择结果,用户本身动机占极大部分,也是“用户生产内容”的组成。但某些特殊情况下,目击也能以一种见证方式出现,如公共场所的监控录像、检查机关出警佩戴的出警记录仪,乃至车辆安裝的车载监控,也是特殊形式的目击媒体。但我们必须要明确范围,目击媒体之所以与“记录方式”相异,是因目击媒体的来源虽是普罗大众,但其必须经专业新闻媒体的二次传播扩散使其由单纯“记录”进化为“目击现场”的高层次。若无大众媒体参与,这也只能称为扩大的个人朋友圈。正如大众媒体由纸媒广播到电视的发展脉络,用户自主生产的内容也经历了由博客文字为主要载体的初级生产,到蜻蜓FM为代表的个人广播电台与微博近年流行的短视频为主的“动媒体”时代。以微博为例,其不仅是当前娱乐信息聚合点,同时作为见证方,成为不少重大事件的“第一开源者”。前有“温州动车事故”作为在场参与者的微博网友“Smm_苗”于2011年7月23日20时27分率先发布动车行驶缓慢的信息,而11分钟后该网友描述列车在温州市双屿路段与另一列车追尾。随即,第一条求救信息同样由网友在车厢内发出:“求救!动车D301现在脱轨在温州南站不远处!现在车厢内孩子的哭声一片!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出来!快来救我们!”[2]作为在场发布者,在当时无工作人员、无紧急救援情况下发布的目击第一现场的微博,即目击新闻的参与方式,处在该情况下用户对目击媒体的使用即为处在孤岛中的受伤群众与自己的一种求救型满足。后有2015年8月12日发生的“天津港爆炸事故”,由于这起事故突发时间在深夜,导致专业媒体即刻报道事故情况难以实现。同样,最早的相关信息来自网民在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发布。该事故中,网民的微博作为目击媒体在社交平台与专业组织间率先沟通,成为两条平行轨道交织契机。[3]此发布信息过程中,用户再一次扮演“目击证人”的角色,并使用信息发布获得满足。由此,我们可以大致由传播学家卢姆认为的人们从媒体使用中获得满足的三个主要的社会与心理根源:1.常见原因:性别、年龄及社会角色不同使人们产生对传媒的特定需求和期望;2.接触媒体给人们社交机会,或由于缺少社交机会想从传媒获得补偿;3.个人对他人社会状况的主观反应调整中,总结用户使用“目击媒体”时的满足:[4]
(一)信息还原的“信物”(Evidence)。作为日常无意间拍摄记录留下的事件“目击证据”的传播形态,目击媒体常成为用户反证论点的有效论据。当我们讨论特殊情况的“目击媒体”时,如城管与城市小贩的各种“猫捉老鼠”。2016年6月1日,郑州市中原区城市管理执法局首次尝试网络视频直播执法,两位工作人员各拿一部手机与执法队员共同执法,并对执法过程全程录制,通过移动网络平台视频直播。这次“目击媒体”的尝试,是政府对新媒体形态的创新性使用。若执法过程中再遇到与小贩的冲突时,记录第一现场的直播视频,就作为记录“信物”,还原现实场景。监控录像亦是目击媒体特殊存在形式。
(二)控制主导的“遥控器”(Remoter)。自报纸杂志到广播电视,几乎在以往的大众传播过程中,受众都是被动接受的,即使反馈也难激水花,如大众媒体播出节目的议程设置(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受众无法自己掌握内容“拍板权”。目击媒体使用户手中有了自己掌握“生杀大权”的权力,用户可自行决断什么被摄录,什么不加理会,选择权大大提升。大众传媒的有些报道与用户实际反应不成正比,如“老人摔倒不要搀扶以免惹祸上身”的实际大众心理机制,与大众传媒倡导的“乐于助人”道德范式有很大距离。受众对某一事件缺乏深入系统了解,个人基模(Schema)不足以支撑对该话题的思考时,过多“海塞式”报道反激起受众“弹簧式”叛逆、自主意识不断觉醒造成新闻传播负效应( Negative Effect ),促使想要了解事实真相的“受众”(Audience)自己成为“用户”(User),拿起手中的相机手机,寻找相关的素材。[5]
(三)平等慎议的“圆桌平台”(Round Table)。作为“对面打字的可能是狗”的戏谑性说法下的网络媒体,确实有作为哈贝马斯所提“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下由一定藏匿功能保护的平等、平衡、平行特点并可以展开同一个公共议题中公开的、理性的、非支配性的辩论空间。公众可在不具政治国家与社会组织般严密的开放性公共空间中讨论,借由网络媒体中讨论者行为身份的虚拟性、平等参与下的交织性与网络空间低准入门槛的包容性,开启一场同心圆平等交流的圆桌会议( Round-table Conference),该形式相传是英国王亚瑟和他率领的骑士举行会议的方式。与以往长桌与会者位置带来的地位尊卑不同,该方式可使每个人平等自由发声并充分协商。“3·04北京地铁骂人事件”中录像的用户使用短视频这一“目击媒体”,后大v转发在微博平台上进行大规模扩散。然最开始该用户摄录时并无主观目的,他只是单纯录像,而后作为一份“目击物”供网友讨论。该录像中,“目击”如一张慎议的圆桌平台,供大家在同一议题下进行观点的交织对抗。既有对地铁上同样遇到“要求扫码者”不胜其烦骚扰而对视频中男子行为表示理解的、也有对男子行为过于粗暴而批评的、亦有对无人劝阻关心被推女子探讨社会冷漠的角度等,每种观点之所以能在该目击物下说出,都是基于目击媒体作为自由讨论平台的结果。
施拉姆把使用与满足理论喻为“自助餐厅”(Cafeterias)——受众参与传播,如在自助餐厅就餐,每人据自己的口味食欲挑选饭菜。[6]故在使用与选择中,用户当下角色心理情绪各不相同。“目击媒体”靠主观情绪而走向,个人在其中扮演角色之重要甚至决定了整个事件的摄录方式与情节走向,由此接下来我们讨论用户在选择“目击媒体”时以主观选择性注意为代表的现场信息的“目击”的相对局限。
二、选择的目击
“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外界错综复杂光怪陆离的信息爆炸刺激下,用户选择有针对性,无法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及注意力中将每个细节信息完全顾及处理。用户在目击现场也有基于自己人本主义的选择、当时当地外在条件的限制内外因两方面的选择性瞩目。 所谓“鸡尾酒会效应”(Cocktail Party Effect),该理论原特指听觉系统中信息“外爆”情况下,注意力集中在与某一人的谈话交际,排除背景音乐、他人嘈杂,不会将所有信息全然纳入,而有删除抉择。利用“类比”,用户进行“目击”时,调动自己的感觉器官,针对目击媒体的信息选择分析。例如,某些信息在接收能量相比之下,用户常会选择“直达内心”的一面;视觉符号的交互,不同语言语境下用户更会选择偏向于熟知的语言;乃至目标对象的空间位置、内容及用户对目标的熟悉程度都会影响目击媒体内容的选择。[7]当前经济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升,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层次较低的生理安全需求均已满足,从自身主观能动人本主义情感出发,人们获取更高层次的尊重、实现自我的精神需求越发强烈,进而影响行为。在“目击”中,受众选择如掌握“生杀大权”,可自行决定采用或放弃,整个节目由自己完成,每个节点有自己的满足感。这种满足内心对目击事件的选择,是使用与满足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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