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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纵横家书》——国最早的新闻信辨析

韩鸿+贺冬琴

摘要《战国纵横家书》是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主要记载了战国时代纵横家苏秦等人的书信和说辞。本文认为《战国纵横家书》中的上行文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新闻信。《战国纵横家书》上行文书具有时效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等新闻价值属性,“5W”要素较为齐全.同时还体现了中国早期的劝服传播理念以及两面提示、恐惧诉求等传播技巧。本文认为,《战国纵横家书》的上行文书已初具现代新闻故事结构,孕育了中国的早期新闻文体。上行文书的传播活动推动了策士与战国各诸侯国君间的信息交流,是唐代进奏院状的先声。

关键词:战国纵横家书;新闻信;新闻价值;5W要素

《战国纵横家书》是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一批帛书,共27章,其中有九章内容与《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因其性质及内容与《战国策》相同而被定名。帛书收录了苏秦、韩珉等战国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其中苏秦的篇幅最多,共16章。帛书的主要内容是向各国君主游说的书信,共计14章。由于多是苏秦等向各国国君汇报情况的文书,即下级对上级所行之文书,故一般把这14篇称为上行文书。上行文书除个别处与《战国策·燕策》相同外,其余均不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书内容涉及各诸侯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要信息。出土40余年来,围绕《战国纵横家书》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多是局限于史学、文学、语言学等领域,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对《战国纵横家书》的研究尚是空白。由于其面世时间较晚,不管是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还是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等新闻史著作中均无论及。而实际上,《战国纵横家书》作为新闻信的早期形式,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不仅开启了中国传播学的劝服实践,而且也体现了早期中国劝服理论的基本思想。

一、新闻信的源起及其理论界定

新闻信是用于传递新闻、交流信息的书信,起源于公元前500年的古罗马,是史上流传最久的手写新闻传播形式。作为通报情况的书信,新闻信分公信与私信两类。公信指官方新闻信,多传递政治及军事情况。私信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内容更为丰富。关于新闻信概念界定,国内外尚无统一共识。卡斯特(RICHARD CUST。1986)曾经对“非正式”的新闻信、写给朋友或其他交往关系的夹杂在私人和商业信件中的新闻及“纯粹的”新闻做了区分,并把它们都归为新闻。艾瑟顿(IAN ATHERTON,1998)则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不足以涵盖众多含有新闻因子的信件。塔格(LAWRENCE TAGG,1993)认为,很难对新闻信,尤其是带有商业性质的新闻信做出定义、识别及评价。《韦氏大词典》把新闻信定义为一种印在纸上传播新闻的通知信。一种印刷纸、小册子,或是小型的报纸,上面有新闻或流行信息,并与特定群体的利益相关。这是一种较为晚近的基于近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定义,解释过于笼统。应该说,早期新闻信与《韦氏大词典中》所说的新闻信还存在不同特点:造纸术发明之前,西方用动物皮作为书写材料,古罗马的新闻信即是写在羊皮纸上流通的;印刷术未出现时新闻信也是以手写方式传播。学者李彬把唐代进奏院状报定位为新闻信,其与方汉奇先生的谈话中,方也着重提到唐代进奏院状报与新闻信的对等关系。其中,敦煌进奏院状体现出中国早期新闻信特征:1.信息有价值,不定期传发,读者主要为地方官员;2.行文上有公文色彩,又异于一般公文且时效性强于一般公文;3.提供的消息多是朝廷政事活动,当中内容有的与收阅者有直接关系,有的无直接关系;4.消息来源一般是进奏官员自己采制,也有进奏官从朝廷动态消息中筛选的,筛选的内容一般是上级关心和期望了解的内容。如果与敦煌进奏院状相比较,《战国纵横家书》上行文书不仅具备以上所有特点,而且具有较强的新闻价值属性和文体特征,只不过传者为战国策士,读者为诸侯国君。

事实上,新闻信的发展贯穿于手写新闻的发展过程中。国外手写新闻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一是公元前509一前27,手写新闻存在两种主要形式:公告式(原始形态的官方公报)及私人新闻信。此时新闻信尚处于原始阶段,主要在社会上层官僚和贵族问流行,小众传播、未发行和出售是这一阶段的特征。实际上这也是我国的新闻发展的早期特点。倪延年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分为口传、记传、信传及书传新闻等7个阶段。其中“信传”新闻阶段特指社会成员借助文字书写手段,把发生在一时一地的新闻信息书写在纸张上,并以密封的方式由专人向身处异地或异时的特定社会成员传播新闻信息的新闻传播活动阶段。二是公元前27年一公元476年,手写新闻发展成《每日纪闻》(ACTA DIURNA)并于476年随着西罗马灭亡而停刊,其内容主要是帝国政事、战争消息等。这一阶段罗马出现盈利性手写新闻信,面向一定范围的受众传播和发行,盈利性是这个阶段的突出特点。三是文艺复兴至近代。古罗马帝国崩溃后,古典时代的手写新闻传统断裂近一千年,文艺复兴时期才重新恢复。15世纪末16世纪初,产生第一份由专人进行生产和售卖的手写新闻信AVVISI。手写新闻发展成《威尼斯小报》(VENICE GAZZETTA)这些新闻信的内容主要是商品行情、船期和交通信息、政局变化等。手抄多份、大范围发行并沿街叫卖兜售是这一阶段的手写新闻的特点,虽不定期发行但已接近近代报纸形态。

比照上述新闻信的发展史,可以认为本文研究对象《战国纵横家书》上行文书就是一种含有新闻因子的书信,属手写新闻第一阶段中的私人新闻信。

二、《战国纵横家书》上行文书新闻价值辨析

战国群雄割据,战争频繁。“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身逢乱世的诸侯国君对其他国家政治、军事信息有着强烈需求,需要外交途径辅佐战争攻势。此时擅长游说的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策士便开始活跃于各诸侯国的外交舞台上,“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除了口语传播外,书信往来也是他们传播方式的一种。彼时各诸侯国均设有驿站和传舍,传播活动频繁。作为沟通情况的上行文书对传受双方具有重要的传播价值,可谓“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对各国间的邦交也有着重要作用。《战国纵横家书》上行文书作为纵横家与君主互通消息的信件,具有多种新闻价值属性。

新闻价值是选择和衡量事件是否能成为新闻的核心标准,也是事件本身固有的能构成新闻的种种因素的总和。嘉尔顿和卢吉(GALTUNG,RUGE 1965)最早对新闻价值进行系统界定。他们把新闻价值总结为明确性、有意义、意外性、持续性、组合性、发生频度、门槛、共鸣、倾向精英国家、精英人物、负面事物、以人为中心等12个属性。目前理论界在分析新闻价值属性时,通常将其概括为时效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及趣味性等五种要素。本文认为,《战国纵横家书》上行文书体现了时效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等四种新闻价值属性。

(一)较强的时效性

时效使得事件成为新闻,“新闻网在空间上的定位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元素,它帮助我们将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划定出一个排除的界限,决定哪些可以成为新闻,哪些不能……”塔克曼(TUCHMAN,1978)的“新闻网”概念本质上重视“时间”这一特质。时间在新闻选择的考量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战国纵横家书》上行文书从形式上看属私人书信,其中包含大量新近的、事关重大的信息。我们虽无从得知其具体写作日期,但时隔两千多年,仍可以以判断某些书信具有相当的时效性。

帛书第六章《苏秦自梁献书于燕王章一》显示,齐王进攻宋国时得知燕国密谋攻齐,为防备燕,决定提前于八月收兵。齐王派人把撤兵一事告知苏秦,苏因系燕国细作,迅即将这一重要情报通知燕王。齐第一次攻宋约在公元前288年,结果宋国割让淮北之地与齐讲和。本章所述的是第二次攻宋的情况,时间应在公元前288年之后。信中内容显示,当时齐王尚未收兵,只是计划八月收兵,故撤兵计划一事当发生于公元前287年八月之前,而苏秦给燕王写信同样在公元前287年八月之前。马雍指出“第六、第七章为苏秦自梁寄燕王书,时间均在公元前287年上半年”。可见这封信的时效性非常强。

帛书十一章苏秦向齐王报告了攻秦联军的情况:“臣之勺(赵),所闻于乾(韩)、粱(梁)之功(攻)秦,无变志矣。以雨,未得蘧(速)也。”信中显示韩、梁攻秦联军正因雨水天气而未能加快行军速度。中原地区雨季往往集中于夏秋之间,只有这一阶段的降水量才足以造成交通的毁坏进而影响行军速度。本章是苏秦初到赵国时寄给齐王的信,从梁国到赵国是在公元前287年夏秋更迭之际。这足以说明苏秦在得知韩、梁攻秦情况的同一时期写了这封书信,其时效性可见一斑。

再举一例。苏秦于公元前286年期间自赵返齐,说服齐王不要把蒙邑封给奉阳君,并离间齐赵关系。此时,齐王对燕有过辞,燕王又听信诽谤苏秦的谣言,传令要另派人接任苏秦在齐职务。苏秦便写了一封很长的书信向燕王解释,这便是帛书第四章《苏秦自齐献书于燕王章》。有史学家认为这章当在公元前286年,是帛书前十四章中最晚的一章,笔者认可此说。文中提到“今齐王有过辞,王不谕(喻)齐王多不忠也,而以为臣罪,臣甚懼”,说明齐王对燕王有所不满,燕王归咎于苏秦。其实,我们只要弄清楚“齐王有过辞”的时间就能判断苏秦这封书信的时效性如何。帛书十一章早有显示齐对燕的不满:“然而燕王亦有苦。天下恶燕而王信之……尽以为齐,王猶听恶燕者。”说明齐王听信“恶燕者”的话,对燕王产生了嫌隙。前文已考证过第十一章写于公元前287年夏末秋初,那么“齐王有过辞”之事当在公元前287年夏末秋初左右,而苏秦写信在公元前286年,说明这封信的时效性也较强。

远古时期几乎不存在时间观念,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道路不畅、交通隔绝,古代的信息传播,数月甚至数年的信息也可被视为新闻。《战国纵横家书》上行文书作为通报情况的书信,是较为原始的私人新闻信,并带有较强游说意图和情报性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争不断,政治、军事情况变幻莫测,时局瞬息万变,君主需要不断了解外界变动以便做出正确的判断,采取相应的政治军事策略。这些纵横家信中的情报信息尤其是及时的情报对各诸侯国意义重大,重要情报甚至关乎国家兴亡。

(二)重要性和显著性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局势变幻莫测,及时掌握其它国家的政治、军事的最新动向尤为重要。帛书上行文书中多涉及信息和情报的传递,以及军事地理情况、近期各国政要行动等,在当时信息渠道不畅的情况下,极具新闻价值。

如帛书第六章,齐王攻宋时得知“今燕王与群臣谋破齐于宋而功(攻)齐”,为防备燕,迫不得已决定于该年(即公元前287年)八月收兵。齐王使臣把撤兵之事通知了苏秦,身负助燕弱齐职责的苏秦转而向燕王汇报。苏在这封信中为燕王提供了两条重要情报:一是齐国将于八月撤回攻宋的军队,二是让燕王不要忧心,齐虽欲袭燕,但目前还不敢造次。燕国一心想报齐当年背弃之仇,苦于自身赢弱,无法与强齐正面抗争,故谋划偷袭。可以说齐国提前收兵的军事动向对燕王来说至关重要,这封书信传递了一条事关战略决策的重大“新闻”。

又如帛书十一章,苏秦在赵国时掌握了一些军事情报:“臣暨(既)从燕之粱(梁)矣。臣之勺(赵)……臣之所得于奉阳君者,乾(韩)、粱(梁)合,勺(赵)氏将悉上党以功(攻)秦。”苏秦从奉阳君处得知韩、魏同盟的攻秦军队已会合的消息,赵国也准备在上党攻打秦国。齐与秦一度被称为“东西二帝”,实力不相上下,在当时“力征争权,胜者为右”的政治斗争形势下,秦与齐各怀心思,为谋求霸主地位暗中互相倾轧。苏秦信中传递的秦国将被三国合攻的消息对齐国来说具有重磅价值。

总体来看,战国时期纵横家往往朝秦暮楚,需要在瞬息变幻的时局中把握稍纵即逝的机遇,因此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成为当时信息辐辏的中心,其频繁传递的书信中往往含有绝密的重要情报及信息。如帛书第三章《苏秦使盛庆献书于燕王章》,苏向燕王解释齐赵交恶对燕的好处及齐赵相善的不利,劝说燕王使之继续留在赵国破坏齐赵邦交。帛书第七章《苏秦自梁献书于燕王章二》苏向燕王报告了当时对破齐有影响力的人物奉阳君、薛公、韩徐为的最新动向,希望燕王派赵弘、田贤监视三人动向,使薛公和韩徐为坚定攻齐之约。苏秦履行自己助燕弱齐的职责,在书信中向燕王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帛书第六章,苏的情报使燕国避免了一场徒劳的恶战。帛书第三章,苏向燕王阐述齐赵关系恶化燕便可从中渔利,燕王需统筹政治、军事及外交策略。在苏秦的配合下,齐赵关系被成功离间,使得齐国不再将战略矛头指向燕国而是转向赵国。同时,攻齐之约也得到稳固……这些重要的时政信息促成燕王政治策略的调整,为日后五国攻齐一战做足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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