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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墨家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及其意义

朱传棨

[摘  要]深入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实质,是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前提。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应重视墨家文化研究,墨家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特征优于其他学派文化特征,特别是其科技文化和工匠精神为其他学派所罕有,且很有当代意义,研究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需重视墨家文化。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墨家文化;文化多元;儒、道、释

[中图分类号]B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9)10-0004-06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性

首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单一性的,它是多元文化成分相融合的概念,其内涵是多元性的。它既包括儒家文化,也包括与其同时存在的诸子百家文化;还包括文化发展历史长河中不断形成和积淀的具有新思想、新内容和新形式的文化。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成分,但不是全部。近年来,在社会思想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国学热中,儒家文化得到进一步宣传和推广。但是,有很多人误把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而且只宣讲儒家经典,认为这就是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了。其实这种认识是有失偏颇的,这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予以单一性和狭窄化,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儒家文化不能代表全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的百家争鸣时代,就深刻表明诸子百家各学派为使社会健康和谐发展,都提出各自的关于治理社会动乱无序、化解社会矛盾、克服和解决民生救济之困乏等问题的主张和方略,而且其中均具有推进社会改革和前进的思想精华之基因,这些都会融入发展着的传统文化中的。例如:道家老子提出的宇宙观、人生观、方法论以及为人处世、治国兴邦等思想,庄子的崇尚自然的生存文化、“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等,都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不能全然代表整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秦汉之后,儒家虽然取得了受尊崇的主导地位,但实际上也没有独占全部思想文化领域,因而其文化也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因为,秦汉之后,不仅道家文化逐渐的普遍流传和盛行,而且外来的佛教文化也融入传统文化中流传和盛行。同时,先秦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化,也出现了新的思想和形式,特别是有些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有利于实际生活的先秦文化,若隐若显地在民间流传和发展着。如墨家学派鲁班的工匠精神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直流传至今。

其次,学界有研究者撰文提出:“全面认识传統文化的内涵”,认为儒、道、释是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根柱子,这三者既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文中进一步提出由这三根柱子撑起的“两层楼”,上面一层的文化是由文化人创造的精英文化,包括孔、孟、老、庄、唐诗、宋词、元曲……,其共同载体是汉字,并借助汉字传承中华文化。然后包括口头传承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内涵。然而此见解并不全面,因为通篇文章中始终未提到曾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文化。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和宣传中,忽视对墨家文化的研究和宣传是非常不当的。墨家的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蕴含的思想文化是十分丰富的,它涉及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兼爱”“互利”的人道主义文化观;“尚贤使能”改革社会政治制度和治理行政管理的文化思想;“强力从事”发展经济的文化思想;“兼爱”“非攻”建立国际和平相处的文化思想;“节葬”“节用”移风易俗的社会文化观;“非命”“非儒”反对宿命论的人本主义文化思想;“贵义”“法仪”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文化思想;“亲士”“修身”“所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等;特别是墨家的科技文化观,更凸显其文化思想独特的优秀本色,非常值得研究和传播。因此,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忽视对墨家文化的研究是不全面的,也不符合文化本身发展规律的基本特征,即文化的多源发生和多向发展的特点。

墨家文化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享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之后墨家文化虽被排斥而“中绝”,但其精华部分仍影响着主流文化的发展和流传。特别是在社会历史发生变革时期,墨家文化治理社会和选用贤才等进步主张,为后来实行变革者所积极传承和弘扬。再如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等十大主张,不仅在历史上有重大的进步意义,而且在当下也不失其现实意义。

再次,就作为精神文化本身发展规律而言,文化是不断地随时代的发展而处于不断发展中的,它不是静态的。它不仅始终处于发展和变动的过程中,而且还是始终处于开放的状态。因而,传统文化既要保持和传承自身固有内容,又需要吸取、容纳现时代的文化基因及其新的形式,以利于自身的发展和繁荣。所以说,传统文化是多元统一的,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决定了传统文化不是单一的,也不是静止的,而是发展着的多元统一。在研究方法上,要求我们依据社会历史的发展,多视角、整体性地作综合创新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有利于传统文化内涵的丰富、完善和发展,更能使得传统文化社会功能发挥得更深刻更广泛。

二、墨家文化的基本特征

墨家学派是由手工业者、小生产者组成的劳动者集团,墨子本人和其他成员一样都是来自社会的下层。墨家学派是在墨子的领导下,自动组成的有严格的纪律、过着极端刻苦朴素生活而掌握一定技能的学术团体,其思想文化渊源来自夏、商、周三代文化。其中以夏、商两代为主,对周文化有所批判,所以,墨家学派特别崇拜夏禹。《淮南子·要略训》中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家文化优于其他学派的基本特征,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兴万民之利”是墨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墨家提出“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既有历史上的依据,又有理论宗旨的基础。

在墨家看来,“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在古代历史上对社稷的发展和万民的福祉都是行之有效的策略。圣王禹汤文武均实行“兼爱天下百姓”,为万民谋福祉,竭力废除“七患”,积极推行农事发展五榖丰收,以利万民生活和社稷发展。“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不仅有历史的依据,还有理论宗旨的基础。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宗旨,就是它的理论基础。墨家的十大主张: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其实质内涵和最终结果的要求,均是服务于“兴万民之利和除万民之害”的实现。

《墨子·天志》中明确指出,“天志”的实质内涵是“爱利百姓”“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是“天”的意志,“天之爱利天下之百姓,为政者必须要顺天意”。《墨子·天志上》强调,“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爱利百姓”既是“天志”的实质内涵,同时也是实现“尚贤”“尚同”规范的主导性原则。《尚贤》是实行贤良之士主政,《墨子·尚同》是同于“天志”。因此,各级贤良之士必须遵守和执行。《墨子·尚同上》中强调:“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的“尚同”规范原则。也就是说,各级贤良之政、乃至全社会都要以“天志”统一思想认识和行动原则,以保证“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的要求变为现实。墨家为使万民百姓获得实际的利益,提出了具体的策略和举措,竭力倡导“节用”“节葬”“非乐”“非命”等主张和举措。在这些主张和举措中,贯穿着强调重视和调动“人和人的能力”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的思想。《墨子·非乐上》和《墨子·非命中》均着重说明:“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认为,人之“力”可以改变自然,创造物质财富。只要强力从事,勤勉生产,人们就会生活得富裕,饱食暖衣。反之就会招致贫穷,缺衣少吃。在“强力从事”中特别强调农事的重要性。反对统治者为了享乐把青壮年农夫征之学歌习舞。应该让“农夫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使“仓廪府库”实满,人们生活富裕,饱食衣暖。所以,他进一步指出,若人力怕无奈何者,是力不足也,并非命也。这一思想观点与儒家倡导的“不废人事的命”之思想是截然相反的。坚持倡导“强力从事”反对“命定论”,是墨家文化一大显著特征。

第二,实践的针对性是墨家文化的又一显著特征。墨家学派不仅在思想理论上提出十大主张,而且十分注重付诸于社会实践的具体实情中,即墨家文化的实践性特征,是富有针对性的实践特征。墨家学派高举“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旗帜,以崇高的人格和富有针对性实践的入世精神,摩顶放踵,日夜不休,行劳天下,拯世救敝。据史书记载,墨子为了“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曾“席不暇暖”“突不暇黔”,急急遑遑,周游列国,“上说下教”,未尝一日宁处。他的弟子,为了人民的利益,每个成员都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墨子和墨家学派为救治列国弊病和社会无序,提出的十大治国理政的方略,都是针对实际存在的具体情况的。在《墨子·鲁问》篇,墨子曾教导诸弟子:若去列国从政务民,“必择务而从事”。清代孙贻让对此在《墨子间詁》序中作过阐释:若去存在昏乱为主要问题国家,要竭力宣传和促使施行尚贤、尚同;若去存在贫穷为主要问题的国家,要力主节用、节葬,勤于农事;若去沉湎于淫乐的国家,则积极实行非乐、非命,推行勤务力行,反对命定论;若去存在法礼违乱问题的国家,要强调尊天、事鬼,实现贵义法仪原则;若去企图欺凌他国的国家,则强烈告诫:“诚以兼爱、非攻”。由此可见,墨家学派提出十大主张,即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十大方略并非平列,也不是全部同时使用于一个国家的,而是依据列国的实际国情和社情,有选择的推行其主张。但是,在这十大治理方略之中,仍具有内在的思想逻辑联系,而且都贯穿着“兼相爱、交相利”的宗旨,以及“兴万民之利,废万民之害”的原则要求的。同时也表明:墨家文化的实践性特征,不是一般的实践性特征,而是具有鲜明针对性的实践性。

第三,墨家文化独具的特征,就是它的道技统一的文化,即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统一。一般说来,科技文化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创造活动中的产物。墨家学派的科技文化,是他們集团进行创造性生产活动中形成的,其科技文化的特征,是由他们集团工艺生产的特点决定的。墨家学派是由从事工艺的能工巧匠组成的,也是当时获得很大发展的手工业者集团,这个集团的每一个成员为了百姓的生产生活的方便,以及他们自身的生存,终年不停地进行工艺技术的创造活动,而且还不断地改进和提高工艺技能的水平。如墨子同公输盘关于削竹、削木是用于制作飞鸟供主政者享乐还是用于改进车轮的“销子”,以利于劳动者减轻劳动强度的对话争辩,对话的最后结论是,用于制作车轴的“辖”。这样不仅能使劳动者减轻劳动强度,而且也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同时,以此作为甄别工艺技能的“巧”与“拙”原则标准。《墨子·鲁问》中指出:“故行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从而深刻表明,墨家的科技文化观,是富有人文精神的科技文化。由于墨家学派主要是由具有工艺技能的手工业者组成,其生产的目的性是“以利万民”。所以其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统一。因而,它不存在近现代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的协调问题。墨家学派宣传和推行其科技文化的主张,是与其文化的实践性特征结合在一起的。墨家推行实施其“兼相爱、交相利”根本宗旨,是依靠其广大成员的工艺技能进行的,每到一处,既宣讲其宗旨,又同时做实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游说列国为政者。如《墨子·公输》篇记载,墨子为止楚攻宋就是通过与公输盘关于“云梯”之辩与试验,说服了楚王放弃攻宋。墨家为不断提高百工农肄的生产技能,改善其生产工具和工作环境,同样是边说边模拟示范,充分体现了墨家学派注重实践,反对空谈的基本特点。由于墨家学派既出身于社会下层,又是具有精湛技艺的工匠,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广大百姓的生活需求,对当时列国的互夺欺凌的局面、统治者的无能及淫乱无礼,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万分疾恨。所以,作为工匠群体的墨家学派,为了自身的生存及其技能的发展,迫切要求有一个公平和谐、相爱相利的社会环境。因此,在《墨子·天志》上、中、下三篇中,墨家学派将自身和庶民百姓的意志外化为“天志”。主张“天为法仪”,天的意志是“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反对儒家提倡的“天命说”。

以上论述表明,《墨子》各篇中的科技文化的实际基础,主要是各篇中关于工艺的实际应用和具体技术的改进与提高,这些都是工艺技能的实际经验,并没有升华为理论层面的科学。而后期墨家在《墨经》中将前期墨家的工艺技能经验概括升华为许多科学定律和科学原理,丰富完善了墨家科技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是其他学派无法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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