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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治国思想要旨概说

郭忠义 王梦昕

[摘  要]商鞅对战国后中国制度文明建设影响巨大,其战略思想以其特有的实践力量推动了中国古代史上最重大的制度变迁,为国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力量。霸王天下是商鞅治国战略的宗旨。富国强兵,耕战为王是兴国之道。变法而王、重刑而治是强国之路。尊君抑臣、强国弱民是治国要术。治国作壹、一统天下是治国纲领。如何克服“治权代理人问题”是商鞅治国战略思想的逻辑主题,“极端化”是其基本理论特征。

[关键词]商鞅;治国战略;霸王天下;治权代理人问题

[中图分类号]B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9)10-0010-08

在先秦诸子中,商鞅对中华制度文明的影响巨大,却在思想史上被严重低估。从先秦始,《商君书》几乎成为史上君王的必读之书,而历代儒生文学贤良则批判有加,鲜有正面肯定之言说。商鞅在现代因梁启超、章太炎等大师的学术关注和评价改变了人们对他的传统认知,并在20世纪70年代“评法批儒”运动中红极一时,然而对其全面的科学研究却远远不足。美国学者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认为,在国家建设上,中国先于欧洲1800年。笔者认为,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的诞生是5000年中华文明尤其是儒家文明绵延不绝的政治制度条件。按照当前学界多数认同的“西周封建”说,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西周封建分权制到中央集权制制度变迁的基本完成,此后汉承秦制直至晚清。而秦国最终威扫六合,一统天下,与商鞅的治国理论及实践有重大关联。关键在于其克服了治权代理人问题。

一、商鞅的战略宗旨:霸王天下

春秋战国之交,是中国史上最剧烈的制度变革时代之一。诸侯争霸,烈度空前。弱者求存,强者争霸,霸者争王。以军事竞争为主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诸侯国间主要的竞争方式,掩盖了生产力进步导致社会根本变革的历史本体,战争成为由西周贵族分权封建制到中央集权官僚制变迁的直接动力。于是,如何富国强兵、乃至统一天下成为时代精神的主题,儒法两家的“王道霸道”之争成为百家争鸣的焦点问题。从现代制度变迁理论来看,西周贵族分权封建制的治权结构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根本弊端:封邦建国、分权而治必然产生治权主体下移或旁落趋向,在一定條件下会出现权力异化趋势,可以称之为“治权代理人问题”。

西周宗法封建制度是周王与各级贵族分权而治的国家制度。周天子将天下(全国)的土地、人民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分配给自己的亲族和重要功臣封邦建国,将封国国君的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各封国按同样原则分配土地、人民给卿大夫,“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有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左传·桓公二年》)。各级贵族都是按照嫡、庶关系分配权力,按嫡长子继承原则继承权力,并将与治权融为一体的全部权利用周礼固定下来,以“尊尊、亲亲”为根本原则维持这种等级森严“礼制”秩序。

法理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王与贵族是治权分散的委托——代理关系。周王代天而治,各级诸侯代天子而治。周天子名义上拥有“王天下”的国家最高治权,但实际上只能直辖“王畿”的土地人民。其他广阔疆土的“治权”是通过各级诸侯的“代理”来实现的。诸侯的“治权”又是通过卿大夫的代理来实现的。各级贵族都可以在自己封地独立的行使治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诸项权力。这种国王与贵族分治的封建权力体制要想克服权力下移和旁落趋向而有效运行必须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周天子必须具有德才兼备的领袖能力和人格魅力才能服众诸侯;二是国王和诸侯必须恪守以“尊尊”“亲亲”为基本原则的礼制秩序;三是各诸侯国经济政治军事发展始终均衡。这些实际上是无法满足的。周天子的“王不王”往往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表率,世袭制不会保证世代精英。时间和代际会冲淡血缘伦理亲情,从而使“亲亲”“尊尊”难能。封国独立、诸侯分治必然导致激烈的封国竞争和综合国力失衡,实力胜出的诸侯乃至卿大夫要求打破过去固化的权力运行和继承机制,按照综合国力重新分配治权。

春秋以降,王室衰微,诸侯陵替,治权异化现象蔚然成势。天子失位,政在诸侯,陪臣执国命,政在大夫等“治权代理人问题”泛滥列国,终致礼崩乐坏之乱局。周王已经没有一统天下的治理能力,无奈被迫认可诸侯之长——“霸”代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子“治权”,开始了“王治”到“霸治”的转换。这说明“天下”的治权主体已经发生了从天子到诸侯的异化。国力最强的诸侯王开始以会盟的方式实际行使周王室的治权,协调诸侯间的政治关系。

如果说“霸治”貌似解决治权代理人问题,维护周王治权,实则本身就是治权代理问题的突出表现。例如,齐桓公的“霸治”貌似“尊王攘夷”维护周王的一统天下,实则以国家实力和军力为后盾,“挟天子以令诸侯”而称霸天下。历史证明,这种以诸侯之长的身份代行周王的对天下治权的“霸治”形式,不能挽救礼制秩序,只能加剧诸侯争霸、列国争雄。“《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则是“霸治”无法解决治权代理人问题的最好证明。

“田氏代齐”“三家分晋”两大事件说明,“霸治”不能克服“治权代理人问题”,只能导致西周贵族分权政治全面崩溃。

公元前481年,田成子杀齐简公与诸多公族,另立齐平公,十年后田成子四世孙田和废齐康公。公元前386年,田和自立为国君,同年周安王册命其为齐侯。史称“田氏代齐”或“田陈篡齐”。其过程恰恰发端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收留了避乱逃亡的陈国公子田完。陈氏历经286年,最终取代齐国吕氏政权。

晋文公是春秋时期第二位霸主。公元前632年,晋文公在城濮之战打败楚军后大会诸侯于践土,与各国约定共尊周王。践土会盟上,周天子策封晋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并赏赐他黑红两色弓箭,表示允许他有权自由征伐。晋文公成为第二位霸主,开创了百年霸业。其重大原因之一是晋文公任贤举能,通商宽农,设三军六卿制度,使得国力强盛。然而,辅政的韩、魏、赵、智、中行、范等六卿,各有武装和封邑。公元前493年的六卿内乱中,中行氏、范氏被灭。公元前455年,赵、魏、韩三家灭掉智氏,瓜分国君领地。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分封赵、魏、韩三家,成为新的诸侯,封邦建国,史称“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说明称霸中原的齐、晋两国皆被臣子颠覆,“霸治”不能克服“治权代理问题”,同时,周王室还要为乱臣贼子破坏礼制发放公证书,这标志“礼制”的彻底崩溃。诸侯间竞争已经没有正义非正义的标准,由“争霸”到“争王”,军事竞争已成为主要形式。于是,如何解决“治权代理人问题”而一统天下,如何增强综合国力在军事竞争中胜出,成为战国时期的时代之问。

所谓“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也都是要回答这一时代之问,如何治国理政也就成了诸子百家的核心议题。正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商鞅全部理论就是要回答这一时代之问,其理论要旨就是如何富国强兵、霸王天下。

二、商鞅的兴国之道:耕战为王

1.理论策略:王道霸道化

商鞅亡魏入秦,四见秦孝公面陈自己的治国之道。第一次谈尧舜帝道,孝公时睡弗听。第二次讲禹汤文武之王道,而未中其旨。第三次“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第四次详谈强国之术,“君之欢甚”。因为孝公求贤,旨在重振秦穆公霸业,收复东部失地。帝王之道见效久远,百年时不我待,强国之术速成,即可显名天下。商鞅的治国方略最终取决于秦孝公的选择,富国强兵、霸王天下就是其战略目标。

司马迁曾批评商鞅对孝公讲帝王之道是言不由衷。他站在王霸之辩的解释模式上否定商鞅独任霸术,可能有失偏颇。因为当时王霸之辩尚未展开。孔子盛赞文、武、周公之王道,力主礼治德政,也主张君子怀德亦怀刑,赞桓公“正而不谲”,“九合诸侯”之功和管仲辅政之仁(《论语.宪问》)。齐国田常欲攻鲁之际,亦派子贡游说诸侯,行纵横权谋之计。可见,孔子并非绝对排斥霸道。“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的王霸之分只是在孟子那里才泾渭分明。

同样,商鞅从未否定王道的治国政绩,只是讲古之王道与时俱进。“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故曰:治世不一道。”(《商君书·更法》)商鞅的智慧是以“霸道王道化”(霸道即王道)的方式来论证霸道的合理性。通过论证用霸道之术可收王道之效,进而以王道之名行霸道之实。

“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商君书·开塞》)“世事变而行道异也。故曰:王道有绳。”(《商君书·开塞》)“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商君书·说民》)因此,只有通过法制,才能实现王道;只有通过强力才能产生道德,圣君独有强权,才能“述仁义于天下。”(《商君书·靳令》)商鞅对兴王之道的“逆取顺守、力取义持”的解释,实现了霸王合一,对后世制度建设影响甚大。

那么,如何富国强兵,霸王天下呢?

2.霸王之道:耕战为王

商鞅继承了齐法家学派“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管子·治国》)的思想,认为农业是财富之源,国力之本,富国唯农;战争是强国之道,致霸之途,强国唯战。因此,耕战是富国强国的根本手段,民务耕战是霸王天下的必由之路。正所谓“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而后得其所乐。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强。能行二者于境内,则霸王之道毕矣。”(《商君书·慎法》)

首先,民“抟之以农”,国合力于战。即是将士农工商四民都用国家力量整合成农民,使民专心于农,不务末业,也就是说统一全部资源致力于农业,建立农业主体型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农民全部财富在于土地家业,逢敌入侵必拼死卫家保国。农民朴实听令,易于为国所用形成战力。“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君书·农战》)商鞅与儒家先哲一样,都认为土地是国家财富之源,农业是国家立国之本,都更突出强调农业是国力和战力的基础地位。他认为,判断一个国家国力强弱的标准就看在人口结构中务农的人口比例。“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者之农也”。(《商君书·农战》)因此,圣人“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故先王反之于农战”。(《商君书·农战》)不以农战,其国必无力。即是说农业是综合国力的核心,军力的基础。要强国就要将全部国力集中于农战。要胜天下,国家必须形成合力,正所谓“天下胜,是故合力。”(《商君书·画策》)“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商君书·农战》)

其次,建立一整套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制化制度機制“抟力于农战”。一是建立严明的官制统一管理农业,建立按粮产量征税的统一税制奖励垦荒,使农民“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则壮民疾农不变。壮民疾农不变,则少民学之不休。”(《商君书·垦令》)世代为农,安于本业。二是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境内》)上无通名,下无土地,建立什伍连坐制,实现经济管理军事化,行政管理刑律化。三是建立“利出一孔”(《商君书·弱民》)、“利出于地”(《商君书·算地》)的经济机制,“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商君书·外内》)四是建立身贵荣显、必由耕战的政治激励机制,“富贵之门必出于兵。”(《商君书·赏刑》)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使“民壹务,其家必富,而身显于国。”(《商君书·壹言》)

再次,实现生产体制、军事体制一体化。兵农合一体制古来有之,齐、晋两国有了很大发展。商鞅的创新在于,一是实现农民的小农化和国家化,农民直接由国家管理而非归于私门,按军事建制设置行政单位,“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商君书·去强》)“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商君书·算地》)。二是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去强》)三是国家统一量化管控全部资源,悉“知十三数: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商君书·去强》)随时能够实现战争动员和机制转换。例如,守战之时,全民动员,将壮男、壮女、老弱男女分为“三军”,统一管理,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全民皆兵。这样就能做到“地少粟多,民少兵强。”(《商君书·慎法》)“兵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商君书·去强》)实现经济体制、行政体制、军事体制的高度整合,实现国富兵强,霸王天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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