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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

罗熙

[摘  要]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历史发展的视野来看,中国共产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中国现代化的实现经历了全面抵制、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和批判继承四个历史阶段;从思想的维度来看,中国人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觉醒、探索、实践到发展的思维过程。中国共产党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贡献在于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建构。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传统国家;现代国家;历史考察;现代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9)10-0034-06

一、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历史发展的视野来看,我国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西方国家凭借先进的坚船利炮等现代化的军事技术,在鸦片战争中强硬地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其表面上看是为了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彻底的半封建半殖民社会,但是从实质上来讲是为了将“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华封建帝国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之下。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讲,中国的现代化被迫开始于鸦片战争。如果要追溯中国更早的现代化进程,可以从16-18世纪讲起,“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并东侵,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印度和东南亚,但却不能大规模入侵中国南大门”[1],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中国成为了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其特征为典型的农耕社会,其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与现代核心家庭相对的农耕家庭,这些家庭广泛分散存在于中国各个区域的小村落里,因此遥远的地理距离阻断了西方资本主义向中国广袤的内陆地区入侵。[2]10历史上中国依靠先进的农业文明,在农耕地区建立中央集权的有足够政治和社会凝聚力的官僚政治,主要通过赋税从农耕区获得维系统治的最大财政和人力资源,通过官僚体制主要在“治国进程中,不断强化、整合并完善着家/国/天下这三层制度的勾连和互补”。[2]29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和对外开放条件下,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具有历史惯性的“超稳定系统”[3]5之中,传统中国并不能迅速有效地应对西方文明的侵蚀和挑战。

在现代化国家的建构进程中,根据西方世界之经验,从传统中国自身的主观角度来说,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的困境就在于实现中国的自我现代化。但是,中国长期以来处于“中央之国”或者“天朝上国”的优越地位,再加上中国儒家思想“大一统”的政治传统等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中国从一开始就难以接受来自西方模式的国家“现代化”。清朝统治集团在吸取太平天国动乱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以后,开始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目标在于学习西方先进军事科技抵御外国侵略者,其深层次的国家意义是在超稳定系统中保持传统一体化结构不变的条件下实现(国防)现代化之尝试。[3]57何谓现代化?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从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的经验来看,现代化被看作是在特定的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业已经历或者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它会涉及社会各个层面。[4]3现代化的趋势就在于“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这样一种巨大转变”。[4]1

孔飞力从中国本土知识和历史文化出发,他认为,“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建制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二,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三,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5]由此可见,现代国家的核心问题为: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公民权利及其实现问题、财政汲取能力问题、公共利益及其维护和实现、社会需求及其实现与分配。

二、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传统中国的断裂

传统中国构建的是大一统帝国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自上而下共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上层组织是以皇权为中心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中层组织是县以下的地主乡绅自治;下层组织是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家族家庭。[3]7-11中国封建社会以“皇权不下县”的基本原则统治全国,地主乡绅帮助官僚政府承担了管理基层各类事务,如征收赋税、调解民事纠纷、承办公共工程等。在不存在开放条件下,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逻辑可以使得大一统的中央官僚集权存续两千多年,从而促使农耕文明发展为世界前所未有的高度。从农耕文明发展和成熟的几乎任何一项标准来衡量,中国至少在2000年内即使不是唯一领先的文明社会,也是领先的文明社會之一。[4]1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资本主义开始兴起并且东侵,传统中国开始受到来自西方工业文明的侵蚀和挑战。在全球视野下的现代化进程中,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不是一个主观意愿的过程,它是一个不断被依附、不断被推动的现代化过程,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在这样一个逻辑前提下进行的。从历史叙事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全面抵制、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和批判继承四个阶段,主要由一系列的重要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政权建立构成。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一个不断与传统农耕文明割裂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接受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过程。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转变的现代化过程,正如前文所言涉及到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公民权利及其实现、财政汲取能力、公共利益及其维护和实现、社会需求及其实现与分配等重要议题,这些问题急需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解决。

1.全面抵制的早期现代化

传统中国之所以会在早期全面抵制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一方面源于传统中国的统一的意识形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传统中国统治人民最重要的思想工具。“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整合力量,成为了帝国制度的官方意识形态。它的基础是一个有文字记载并受到更广泛研习的思想体系,它被规定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因而深刻地影响了一切社会关系中的行为。”[6]另一方面源于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区域地理。传统中国是由一个个分散的村落组成,村落是传统中国文化与宗族的核心。村落对于所有民众,无论是官僚系统的政治精英,还是在科举功名之外的普通的民众,都是一个村落共同体。“即便那些参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军事文化精英,也都首先生活在村落共同体,然后走出去,参与国家治理;而无论一生多么辉煌,他们也都将告老还乡,叶落归根。村落社区,对于农耕中国的几乎所有人,仅皇室除外,这里不仅是他们生命意义的渊源和根本,也是他们想象世界的出发点。”[2]23-24与此同时,传统中国的区域地理广袤,又缺乏先进便捷的铁路交通运输网络,使得中国的大多数民众(农民)无法与外界交流,造成了农民的封闭性和狭隘性。在面临世界早期现代化的潮流时,传统中国自然而然采取全面抵制的态度。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爆发,传统中国被迫接受和推进了现代化进程。清朝政府和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但是对于幅员辽阔的传统中国来说,《南京条约》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仅局限于在沿海几个开放通商口岸。

2.中体西用的中期现代化

1842年,《南京条约》划定的通商口岸由北至南依次为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和广州,英国也由此逐步打开了中国市场,传统中国开始正式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框架中。随着中国与世界商业和贸易的往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逐步被推进。当时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表现出与以往农民起义不同的特点,“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农民大起义被称为介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大动乱。说它是传统的,是因为无论从农民起义的原因还是它导致的后果来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均和历史上农民大起义没有本质的不同,是超稳定系统第二重调节机制的体现。但是,这次大动乱发生在中国对外开放十年以后,超稳定系统相对孤立的条件已经开始打破,农民大起义也具有对外开放条件下的新特点。”[3]52在这种对外开放条件下,清朝政府丧失了领土主权和对外关税制定权利;对于传统中国内部而言,清朝政府无法保证自上到下的官僚控制权,导致了中国内部的不稳定,处于失序的状态。因此,在清朝政府和外国军队的联合下,一起平息了阻碍现代化进程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19世纪60年代中期,大动乱初步平息后,社会结构全面复苏,史称‘同治中兴。”[3]57清王朝政府及其一批有识之士,开始了“中体西用”的中国现代化尝试。然而,洋务运动的兴起及其历史功能就在于促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但又进一步割裂了与传统中国的联系。

3.全面西化的后期现代化

1894年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输给了日本,是中国历史上屈辱的一年。中国人民怀有的“天朝上国”的民族优越感被彻底击碎。自此,洋务运动宣告失败。传统中国从“器物”到“制度”的转变,开始了改革封建皇权制度的步伐。维新变法促使一批维新派的有识之士提出改革旧式国家制度,建立新式国家制度的建议,虽然百日维新失败了,但是最终还是开始了“清末新政”。清末新政是中国接受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标志性事件,这意味着传统中国开始逐步构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必须建立相应的单一的中央政治权威之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在鸦片战争以后,传统中国社会转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具有权威性的中央集权政府已经受到资本主义帝国的挑战,而在亨廷顿看来:“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7]尤为重要的是,要想从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其核心问题就在于构建统一的国家权力并加强其合法性。在晚清时期,地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导致了农村基层社会结构的变化。传统的宗族开始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具有现代化倾向的基层组织,如建立新式警察制度。从洋务自强运动开始,一大批地方绅士开始进城兴办现代工商业,即绅士城市化。绅士城市化带来一种长期的效应,在城市中逐渐建立自身的权威,与传统的“皇权不下县”的权力结构产生了矛盾甚至对抗,它成为推翻清王朝、瓦解一体化上层组织最重要的社会势力。[3]115四川保路运动的连锁反应,促成了辛亥革命的发生,从而推翻了封建晚清王朝政权,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的本质是城市化的绅士与革命党人联合摧垮王权,也是一次地方分權运动。[3]120如果说辛亥革命是一次巨大的胜利,那也只能说它与传统中国愈来愈远,但是距离中国的现代化目标还相差甚远。中华民国从名义上建立了一个具有唯一合法性的中央政府,其实质是松散的、并不听从中央命令的军阀联合政府。因此,从政治合法性地角度来看,普通民众并不信服中华民国,而是继续依附于传统宗族或者依附于地方绅士和地主的权力网络之下。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体现了中国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传统农耕文化或儒家意识形态文化对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具有不可磨灭的阻碍作用,他们极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反思未来国家的前进方向,但却陷入了盲目全盘西化的思想解放陷阱中。

4.批判继承的当前现代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华民国作为胜利国参加巴黎和会,本以为可以得到帝国主义的尊重和认可,但是现实的打击使得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西方列强并不是中国的盟友,一个国家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前提条件就在于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在世界背景的前提下,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俄国学习到了一套组织群众革命的领导方法,并且逐步建立大众动员的现代政党——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国民党进行改组并联合中国共产党,共同担负起反封建、反军阀的历史使命。1900年—1942年,处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渡时期,以华北农村为例,农村基层社会出现了权力真空,同时原来的农村秩序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大量的农民变为贫农。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到湖南做了32天的考察工作,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他指出:“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8]由此可见,乡村中的贫农成为了乡村社会中的分散的、原子化的和无组织的力量。1927年,四一二政变促使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依靠城市为中心,建立了一个代表大官僚大地主利益的中央政府。但是,国民党一直不能够深入基层农村社会组织动员,从而使得“国民党的官僚网的末端达到县以下的区一级,它比传统一体化结构的末端——县稍为深入,但仍无法达到乡和每一个自然村”[3]282。因此,中华民国始终无法建立自上而下的唯一合法性的中央集权的全国性政权,这恰恰没有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经历国民党反动派血腥武装镇压以后,积累了丰富的组织动员人民参与革命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毛泽东从实际出发,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重新思考了如何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前提条件。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凭借着自身的优势和力量,建立了共产主义新政权,由此彻底告别了传统国家,正式踏上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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