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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建设的双重意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系统

袁红 张延丽

[摘要]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治建设”具有双重意蕴,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总布局中的政治建设,二者构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系统。方向系统的有效运行带动着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沿着中国共产党设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从而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各个领域产生全面影响,勾画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底色。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方向系统;政治建设;双重意蕴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69(2020)10-0034-05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显然,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明确的方向性,这是中西方国家治理的根本区别。那么,这一方向性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就需要深入探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系统,这个方向系统是由国家治理体系中政治建设的双重意蕴构成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1]。实际上,除了党的建设中的政治建设这个概念外,还有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政治建设。将政治建设的双重意蕴联系起来综合考察,就能探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系统。

一、政治建设双重意蕴的形成

中国自从开启改革开放的进程以来,政治领域的改革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1980年,邓小平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話成为新时期政治领域改革的纲领性文件。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同时,还强调“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2],并提出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的任务。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3]16,到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4]38的范畴。党的十七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确定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在党的十八大上,又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一直延续至今。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发展的整个历史中不难发现,政治建设始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重要位置,并不断发展完善,这在历次党代会报告中都有充分体现。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在党代会报告中成为重要议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党的建设中的政治建设在改革开放后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却呈现出另外的景象。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明确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即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党的政治建设的主要内涵正是体现在这一原则中。另一方面,在党的建设的具体布局上,党的政治建设并没有与其他方面的建设并列出现。例如,党的十三大提出加强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党的十五大强调“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3]39;十六大则提出要将三大建设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4]50;从党的十七大到十八大,党的建设又发展为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布局。总体来看,只有党的十四大提出“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5]。可见,党的政治建设的主要内涵蕴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中,并居于十分重要的指导地位。但是,从具体布局来看,党的政治建设并不突出,直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党的政治建设这个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

据统计,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共出现8次“政治建设”,并包含不同的双重意蕴。其中,1次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政治建设”,7次指党的建设中的“政治建设”。这说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中,政治建设都被突出到特殊的位置,从而构成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政治系统,这一政治系统的形成既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发展的逻辑必然,也更加明确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进方向。

二、政治建设双重意蕴的治理背景

政治建设的双重意蕴在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历史中并不总是处于同等地位,但在事实上是一直存在,并且呈现出的总趋势是二者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都越来越显现出重要的地位,直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政治建设双重意蕴的同时出现。这一发展脉络深刻反映出形成政治建设双重意蕴的客观必然性,这种客观必然性源于中国特殊的治理结构。关于中国治理结构的特殊性,学者已有诸多研究。例如,有学者比较中西方政党的结构性差异,提出西方自由民主制条件下政党的结构性位置是“政党在社会中”,而党国体制中的政党的位置是“政党在国家中”,这种结构性差异演绎出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二分法与三分法的不同框架体系,与西方传统的二分法相比较而言,政党、政府与社会三分法更适合于分析党国体制条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政治现象的复杂性和特殊性[6]。这样的分析为我们研究中国特殊的治理结构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在西方国家的治理结构中,政党将社会利益加以整合与汇聚,形成施政纲领,输入到国家政权系统中,形成国家决策。“政党就是把社会中思考和讨论的水导入政治机构的水车并使之转动的导管和水闸”[7]。这样的结构地位决定了西方政党自我价值追求的淡化,其自主意识集中体现在对赢得选举、上台执政的强烈追求。与西方治理结构不同,中国共产党引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成为制度化的自主性存在。“中国共产党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与主体理性于一身”[8],是一个兼具理想信念和使命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代表的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显然,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的功能,更具有指明社会发展方向、构建先进价值观念的引领功能。因此,在中国的治理结构中,中国共产党以其强烈的自主性和目的性起着领导核心作用,以自己的政治理想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意志和方向。政治过程的动力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向则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稳定性以及持续不懈的理想追求保证了国家治理的持久动力和稳定方向。

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制度的自主性存在要求中国的治理结构在政治变迁中更加科学高效,而不是根本改变这种结构,这就决定了中西方国家治理的根本差异。诚然,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实现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民主化、法治、效率和协调等目标[9],这是世界各国都要面对的共同目标,中国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当然需要按照这些要求去深化改革。但是,除了这些共同点之外,国家治理现代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方向问题。现代国家治理的共同目标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的国家治理不存在原则和方向的分歧。各国的发展道路和治理结构的不同决定了其治理的方向和道路的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殊的国家治理结构决定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10],方向问题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11]。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的自主意识十分明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2]很明显,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而不是改弦更张。国家治理现代化如果迷失方向,就会混淆中西方国家治理的根本区别。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结构的解体与更换,而是优化与发展,这就内在地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治理发展中政治建设的特殊位置及其双重意蕴。

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政治建设

国家治理有着丰富的内涵,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是全领域治理的现代化。在这一庞大的系统变迁中,各领域的治理现代化都承载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在现代化理论中,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标志,具体表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逐步实现、人民收入的大幅增加、文化教育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變、健康水平的明显提高、大众媒体的普及等方面的要求。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的急剧变革带来的结果就是社会成员政治意识的觉醒、政治需求的提高和政治参与面的拓宽,这种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的迅速发展将政治现代化的问题推到了整个国家现代化系统中的关键位置。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不仅经济差距在不断扩大,政治差距也是迫切的问题。“社会的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日新月异,而政治上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却步履蹒跚”[13]4。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史经验表明,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并不必然带来政治的现代化,经济差距的缩小并不必然带来政治差距的消灭。因此,在推进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同时,也要同样重视解决政治差距问题,实现政治现代化。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迅速发展,使得政治建设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日益突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14]6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是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型,现代政治的特点是“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离异化及大众参政化”[13]27。这种现代政治能有效解决经济与社会现代化带来的社会成员对新的生活方式、社会平等以及政治参与的需求,从而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为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相应的制度支持。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实际上标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即现代政治。然而,正如前文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各国的共同目标,也有各自的特殊性。中国要建立现代政治以解决经济社会现代化带来的秩序失范问题,但不是西式的民主、法治和政党,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这种现代政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根本特征,它既是政治建设自然历史进程的客观总结,更是作为治理领导主体的中国共产党的自主选择。这种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确立了政治建设的根本原则,从而也就为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从客观上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从主观上说则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原则。这一根本原则不是对传统政治的简单重复,而是在经济社会现代化日益推进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政治中党的领导、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法制的继承与发展。它要求既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更要建立起适应现代社会权力运行规律的制度体系,要求改变传统治理中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全能型政府的特征,形成政党、国家、社会互相协调的多元治理系统。在推进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同时,还必须坚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要实现多元治理与党的领导的有机统一。这就要求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在现代治理体系中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实现政治制度的成熟定型,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来推进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使政党、国家、社会三元结构更趋合理,用成熟的制度使其结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国家制度、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就是中国治理体系的核心元素,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定”[15]61。总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关键在于政治建设所坚守的根本原则与时代发展。

四、党的建设总布局中的政治建设

如前文所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建设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因此,只要坚持政治建设的根本原则就能抓住牛鼻子,从而把握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有其自身的规律可循,它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赖于中国共产党为其明确方向、指明道路。因此,坚持党的领导就包含着政治建设的双重意蕴。其一,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政治建设要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三者有机统一为根本原则和衡量标准。其二,坚持党的领导也对中国共产党自身提出了更高的时代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适应这些新要求,这就指向党的政治建设。

在中国的治理体系中,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党的领导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如要求实现多元治理与党的领导的有机统一,要求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等,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更是对中国共产党自身提出的新挑战。西方政党的执政地位源于选票,其执政合法性的获得与丧失通过定期的选举来调节,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则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长期保持下去的”[14]92。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源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因素,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能否得到实现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政治建设是致力于外部制度建设,党的建设总布局中的政治建设则着眼于内部的领导主体建设,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的主观条件,“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便在于此。

首先,党的政治建设指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主体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定力的追求。党的政治建设对政治信仰、政治路线、政治立场、政治使命、政治目标、政治追求等的要求都保证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定力,这就从治理领导主体的主观意志上确保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和道路不出现偏差。其次,上述政治上的各项要求要从理论规定转变为现实,就必须具体落实到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及对政治领导、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政治生活、政治觉悟、政治担当和政治本色等方面的要求上。否则,“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16]。因此,只有将党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定力内化为全体党员的政治自觉和政治本领,才能在整体上形成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其外部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观谋划和实践推进。可见,党的政治建设对党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定力的追求与落实是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和原则得以实现的主体因素。

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系统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根本意义在于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方向上的不同是中西方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不同。从治理目标来看,西方的治理目标是实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善治”理想,而中国的目标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从治理背景来看,西方治理理论的提出是为应对日益强大的公民社会中政府失效和市场失效的困境而做出的被动回应,其运转是在西方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空间中展开的,政党处于桥梁的地位。与此不同,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作为领导主体的中国共产党的自觉选择和主动行为。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领导核心,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具有宏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从而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中国国家治理发展的时代之需和历史必然,同时也融入了中国共产党强烈的历史自觉。

这种客观必然性和历史自觉性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具有更为鲜明的方向性特征。从现代化的普遍要求来看,中国共产党按照世界现代化的共同标准来推进国家现代化,使经济、社会各领域具备日益全面的现代性要素。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力图开辟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这也就彻底改变了现代化的世界格局。而中西方现代化道路之所以不同,其实质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方向改变了西方现代化旧模式的性质,这个新方向的核心就在于政治领域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以其制度化的复合地位和多重功能造就了政治建设的双重意蕴,并构成政治系统的变迁。一方面,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政治建设指明社会主义民主的标准与主体内容,另一方面,坚持国家治理现代化方向的主观条件是中国共产党自身,通过党的政治建设以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因此,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依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党的政治建设,二者相互作用,协调推进,构成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政治系统,这一政治系统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系统。这样,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宏大系统中,方向系统的有效运行带动着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沿着中国共产党设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政治系统的这种定向功能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各个领域具有举旗定向、明晰价值的作用,其所确立的根本原则、价值取向、制度体系、运转程序等都在各个领域得以充分展现。所以,政治建设双重意蕴的合力将对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的现代化带来深刻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经济治理要秉持新发展理念,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文化治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治理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增进民生福祉;生态文明治理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等。这些领域的治理目标、治理理念、治理体系的革新都充分体现出政治系统现代化为其他领域的治理现代化确立方向、原則与方法。毫无疑问,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系统变迁中,由政治建设的双重意蕴所构成的政治系统把握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进方向与基本原则,勾画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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