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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习近平干部激励观的辩证思维向度

雷巧玲 陈梦婷

[摘要]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在于干部,如何有效激励干部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干部激励,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向度考量干部激励的原则及方法,必须坚持严管和厚爱的辩证统一、坚持贵品德与重才能的辩证统一、坚持初心使命引领与制度约束的辩证统一、坚持“显绩”与“潜绩”的辩证统一、坚持人文关怀与物质保障的辩证统一等方面。从辩证思维向度研究习近平关于干部激励的重要论述,有助于全面把握新时代干部激励的治理逻辑,有效激发干部潜能,促进干部勇于担当、积极作为,进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习近平;干部激励;辩证思维

[中图分类号]D6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69(2020)11-004-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优势,而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则在于有效激励干部,所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但如何完善激励机制以有效激发干部活力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早在2015年8月,《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调查就显示,55.74%受调查者表示干部干事创业缺乏“适当的激励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大全面从严治党的同时,高度重视干部激励,强调“要更广泛更有效地调动干部队伍积极性。这个问题极为重要,现在看来也十分紧迫”[1]。习近平总书记对干部激励有着一系列重要论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从坚持严管和厚爱的辩证统一、坚持贵品德与重才能的辩证统一、坚持初心使命引领与制度约束的辩证统一、坚持“显绩”与“潜绩”的辩证统一、坚持人文关怀与物质保障的辩证统一等五个方面全面把握新时代干部激励的治理逻辑,有效激发干部潜能,促进干部勇于担当、积极作为,进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坚持严管和厚爱的辩证统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干部激励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2]。“严管”就是要对干部实行严格管理,通过制度约束、问责追责、外部监督等刚性举措,整顿干部风气、引导干部思想、规范干部行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纠正“四风”虽然成效显著,但值得注意的是“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华社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一文中反映的情况高度重视,他指出,从表面上看是新表现,而实际上是老问题,再次表明“四风”问题依然顽固、反复。当前,我国部分干部“不愿为”“不会为”“不敢为”等“为官不为”的现象依然严重,从严治吏的现实需要和完善干部激励机制的理论需求,要求对干部实行严格管理应持续推进、不容停缓。将严管干部、从严治吏的举措具体化、操作化是有效激励干部的关键。一是中央和地方出台相应的激励制度、问责制度、监督制度等法律文件,如《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既能为严管干部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又能给干部施加外部压力,从而激发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释放广大干部社会治理潜力;二是建立健全领导干部问责机制,“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3],严管干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要促使广大干部承担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积极投身现代化建设,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不力,选人用人失察,巡视整改不落实,干部作风不正和贪污腐化等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和责任倒查机制,以问责的方式倒逼干部落实责任,从而推动干部激励与治理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的转变;三是微时代干部激励与治理生态发生巨变,充分发挥自媒体交互性强、参与度广、震慑力大等特点,扩大普通民众话语权[4],将其纳入干部激励与治理的监督主体范畴,激励我国干部从“为官不为”向“为官乐为”“为官愿为”“为官敢为”的转变。

但也应该认识到,“严管”是对干部的刚性约束和底线要求,想要真正激发出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关心与厚爱不可缺少[5]。“厚爱”即对干部深切关心和殷切爱护,要给予干部政治鼓励、工作支持、能力培养、经验历练、待遇保障、心理关怀等,全方位地深切关心、爱护担当有为的干部。厚爱干部既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又有现实的理论依据。古代“仁政”“民本”等思想无不体现统治者对臣民的宽容、爱护;现代激励理论也早就指出下属有被关心和爱护的需要。怎样对干部厚爱、厚爱到何种程度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严管有“尺度”,厚爱有“温度”,解决好“边界把握难”“尺度拿不准”“容纠易脱节”等问题是坚持严管与厚爱辩证统一的关键[6]。“尺度”易把握,“温度”难调节,一是要关心爱护、鼓励支持、表彰奖励积极有为、勇于担当的干部,发挥优秀领导干部的“关键少数”的模范作用,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从严治吏,深化实施不作为不担当专项治理行动[7];二是广大基层干部任务重、压力大、待遇低、出路窄,要给予充分理解信任和关心爱护,让其安心、安身、安业[8]352;三是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对于锐意改革、大胆创新的干部,我们党是宽容和厚爱的。《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指出要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和错误,为担当有为的干部撑腰鼓劲,焕发广大干部求实创业、真打实干的精气神。我国干部问责机制并不是死板的、固化的、僵硬的,而是灵活的、变通的、宽容的、有原则的。当今世界没有也不存在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能够给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模式,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试错、容错、纠错”中探索中国发展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整顿干部风气、治理干部“不善为”“不敢为”“不愿为”“不作为”“假作为”“慢作为”等“为官不为”现象,调动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增强干部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完善干部激励机制和干部问责机制,从正向激励与负向问责的二元维度出发,实现问责与激励并重、严管与厚爱结合,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这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干部激励观坚持严管与厚爱辩证统一的鲜明特色。“严管”与“厚爱”是辩证的统一体,“严管”是給干部的外在压力,“厚爱”则是内在动力[9];“严管”与“厚爱”看似是矛盾对立的,实则是相互转化、互为统一的,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一味追求高压与严管会打击干部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难以释放活力,而一味宽容与厚爱则会使党和政府丧失权威、治理效率低下,唯有宽严并济,在涉及方针政策、纲领原则、使命责任等方面从严治吏,在改革创新、开拓新事业上容错、试错、改错,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释放干部活力,保证国家治理效能稳健提升。

二、坚持贵品德与重才能的辩证统一

德才兼备,方堪重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强调德才兼备,并强调以德为先,严把“德”“才”标准,广大干部既要有过硬的品德,还要有过硬的本领[10]。“贵品德”即贵重干部在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方面的品行操守和自我修养,坚守正道原则,要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重才能”则贵重干部在政治领导、组织决策、协调沟通、驾驭风险、群众工作、狠抓落实、改革创新等方面的本领。将政治品德过硬、专业本领高强的优秀人才纳入干部队伍,既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又有时代发展的现实诉求。

我国古代选官任吏重视“才德兼收”“勋贤并进”由来已久,用人得当、人尽其才、德才先行,则政事清明、政治豁达。早在商朝时期,伊尹在《尚书·商书·咸有一德》中就有“任官唯贤材”的论述;战国时期,荀子认识到“德”与“能”的重要性,在《荀子·王制》有言:“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元朝苏天爵在《国朝文类》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我国官吏选拔标准更是可以追溯到南宋政治家、思想家叶适,他在《水心别集》中提出,“以贤举人,以德命官,贤有小大,德有小大,而官爵从之,一定而不易”,以才能为标准选拔人才,以德行为标准任命官吏,选官任吏大概依此而行。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认为,导致国家颠覆灭亡的多是“才有余而德不足”的乱臣贼子,因此“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可见德才兼备者乃是官吏的最佳人选,若“德”“才”不能兼有,“宁舍才而取德”。此外,他还强调“凡用人之道,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适,任之欲专”,选人用人既要贵品德,也要重视专业技能。

新时代发展机遇与风险挑战并至,不少干部陷入道德滑坡、本领恐慌的状态,如何將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对干部的政治品德、公仆操守、应变能力、创新能力、拒腐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1],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是时代发展的现实诉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实好干部标准,关键在于严把政治关、品行关、作风关、廉洁关、褒奖和重用担当有为、清廉务实、锐意改革、实绩突出的干部,惩罚和处置阳奉阴违、弄虚作假、溜须拍马、不干实事的干部,大力整治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选官任吏注重德才兼备,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政治共鸣和政治通则,区别则在于“德”“才”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具体内涵。新时期,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扎实的专业素养、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勤政务实、敢于担当、廉洁奉公的干部就是好干部。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品德”是“才能”的统帅,统领“才能”发生作用的方向;“才能”是“品德”的支柱,牵制“品德”的作用范围[12];两者辩证统一、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习近平有关干部激励的论述无不体现坚持“贵品德”与“重才能”的辩证统一的特点,同时习近平强调德才兼备与以德为先的辩证统一。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标准,还要求广大干部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在工作实践中夯实品德根基、增强学习本领。曾国藩以“德根才枝”比喻“德”“才”关系,即“德若木之根,才若木之枝”“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形象而贴切。“德行”是干部立身之根基、从政之根本,“才能”为干部立身之辅助,唯具有“修己安人”“内圣外王”高尚品德和忠诚爱国情怀的干部,方可大有作为,实现政治人的价值,才能保证其“才能”为民服务,为民谋福。相反,干部若是有才无德便会置社会公众利益于不顾,谋求私利,损害干部队伍形象,从而滞缓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速度。

三、坚持初心使命引领与制度约束的辩证统一

百年建党历程充分证明,加强干部初心使命引领、健全法制体系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坚持“初心使命引领”就是以党的初心使命引领干部求真务实、谋事创业、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坚定信仰,推动广大干部更加自觉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当前,一些干部政治意识薄弱、形式主义严重、官僚主义泛滥、摆“花架子”,有的干部奉行奢靡主义、享乐主义、骄奢淫逸无节制,有的以公谋私、违法乱纪等状况频发。针对新时期我国干部尤其基层干部“为官不为”现象、加强初心使命引领,一是要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强化广大干部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二是要引导广大干部发扬新时代斗争精神和钉钉子精神,争当改革实干家,创新创业、实干担当;三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充实思想、推动现代化建设;四是引导广大干部定期自查自纠,抵御“四风”问题等。加强对干部的初心使命引领、补足精神之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上述“为官不为”现象的出现,究其根源,内则是干部理想信念缺失、党性修养不够,外则是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中国古代历来就有“德治”“仁政”“民本”等内在教化思想和“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等外部严刑峻法相辩证统一的传统,即“内儒外法”。习近平同志高度赞同商鞅“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的观点,认为法治是稳定政治秩序、强化社会治理、保障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再者,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设计一个合理的激励机制来约束干部行为,防止官员的“自由裁量权”演变成“合法伤害权”,实现官员个人利益与政府治理目标之间的激励兼容[13]。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化制度建设,出台了相应法律文件,如《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等,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面从严治吏,从外部规章制度出发,严格规范和约束干部行为。

习近平新时代干部激励观既带有“内圣外王”“修己安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儒家情怀和入世操守,还带有“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家思想和政治事功,这体现其坚持了初心使命引领和制度约束的辩证统一,即将初心使命引领的道德教化作用与法律制度的规范约束作用结合起来,两者互为表里、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和谐共生。只有坚持了初心使命引领,强化干部理想信念教育,提升广大干部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抵挡政治诱惑的能力,才能将我党的“初心使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根本上认同、服从制度规范和约束;只有健全、完善、创新了相应的干部选用机制、干部激励机制,落实了监督制度、问责制度、考核制度等才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塑造“不能贪”“不敢贪”“不愿贪”的政治氛围,促进政治生态向“为官愿为”“为官乐为”“为官敢为”良性发展,培育富有创新精神和钉钉子精神的好干部,打造实干兴邦、知行合一的干部队伍。

四、坚持“显绩”与“潜绩”的辩证统一

绩效考核的结果是奖惩、职位调动的重要依据,对引导干部行为有重要导向作用。“显绩”是短期内就能见效的、可以量化的实绩,如GDP的总量和增速、招商引资的数量与规模等。“潜绩”是短期内难见成效的、难以量化的实绩,如环境治理、生态重建、居民幸福感、社会风气等。习近平同志强调“大胆开展工作、锐意进取,同时也要保持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14]。但某些省市在干部任用上存在内外流动性大、任期短的特点,加之某些干部为追求其任期内的政绩,而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和牺牲生态环境为条件,完成经济效益指标(显绩),之后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则是遗留给下一届领导干部的难题,然而环境治理、生态重建是一个长期过程,其政绩不易显现(潜绩),这种情况在资源型城市尤为突出。另一种情况则是国家战略层面的发展规划和纲要的顺利完成可能需要耗费几任领导干部的心力,如《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家能源发展战略规划(2020—2050年)》等,如何确保国家发展规划和纲要的按时高质完成和具体方案、具体政策的连续性贯彻执行,既取决于国家发展规划和纲要的科学性、可行性,又取决于几任领导干部对具体方案和具体政策的把握程度,但“把握”准确与否又因干部个人的成长背景、性格特点、知识结构、工作经验等主、客观因素有很大关系,进而影响绩效显现速度。

当前,我国干部绩效考核普遍存在“重显绩、轻潜绩”的现象,一是因为“显绩”有据可查、有物可考,具有“眼球效应”;二是由于“潜绩”难以立竿见影、立见成效,部分干部为追求其任期内的政绩,偏好“政绩工程”;三是不少干部缺乏正确的政绩观,一味注重GDP,做一些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四是与干部考核体系现存漏洞有关,以往GDP指標在干部考核中所占比重较大,不少干部产生了“唯GDP论”,为追求政绩,大搞“形象工程”,严重损害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扭转“重显绩、轻潜绩”局面、有效激励干部发扬“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关键在于以“潜绩”为重点,“显绩”与“潜绩”两手抓[15]。激励干部尤其是资源型城市的基层干部重视当地可持续发展、谋求资源经济、能源经济向智慧经济、绿色经济的转型。一是要引导广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片面追求“显绩”,埋头苦干做实事,创造润泽后人的“潜绩”;二是要将“潜绩”纳入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8]344;三要提升干部考核机制与失职追责机制的耦合性,生态效益、社会效益较经济效益而言存在滞后性和潜藏性的特点,建立和完善终身责任制和责任倒逼机制,激励干部谋求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统一;四是资源型城市的干部绩效考核要偏重“潜绩”,提升从“显性政绩”看“潜性败绩”、从成功看隐患的能力[16],注重“未来价值”。

习近平同志指出,干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保持历史耐心,发扬钉钉子精神,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17]。这体现了干部激励要坚持“显绩”与“潜绩”辩证统一,即兼顾“显绩”和“潜绩”、注重“潜绩”的考核。“显绩”与“潜绩”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潜绩”是“显绩”的基础和前提,“显绩”是对“潜绩”的积累和结果。如万物生长之规律,即“本固枝荣”“根深叶茂”“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显绩”不可能一蹴而至、一挥而就,需要前人奠基铺路;只有“潜绩”积累到一定“量”的程度,“显绩”才能实现“质”的飞跃。“显绩”“潜绩”两手抓,要求广大干部不能以GDP论英雄,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兼顾民生改善、生态发展等多个方面的效益。只用“显绩”考核来激励干部,虽能激发干部重视发展速度,但也会滋生急功近利心态,从而导致“形式主义”盛行、“形象工程”泛滥;只用“潜绩”评估来激励干部,虽能倒逼干部关注发展质量,但一味注重“潜绩”,则导致干部办事拖沓、社会治理效能低下。坚持“显绩”与“潜绩”的辩证统一,既是我国干部激励和干部队伍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也是习近平新时代干部激励观的鲜明特色,有助于减缓广大干部经济建设的指标压力,发挥广大干部“环境治理”“生态重建”“绿色发展”等“潜绩”建设潜能,为建设美丽中国塑造敢担当、愿作为的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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