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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新冷战”抑或战略合作重启?

〔提   要〕 美国肆意对华打压,使中美关系有滑向“新冷战”的风险。但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和经济相互依存、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其他各国力量的牵制,使中美仍有避免“新冷战”、重启战略合作的可能。基于对全球事务管控以及美国自身长远利益的考虑,美国新政府有可能会策略性调整对华战略。对中美战略合作路径的探索表明,两国既要保持经济合作大局的稳定,也要尝试在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

〔关 键 词〕中美关系、新冷战、战略合作、美国对华政策

〔作者简介〕王帆,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1)1期0055-14

近年来,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力出于一己私利和政治偏见,对中国进行不择手段的造谣抹黑,毫无理智的打压制裁,甚至挑动意识形态对立,企图把世界推入“新冷战”的深渊,中美关系经历建交40多年来最严峻局面。学界对中美关系是否进入“新冷战”有不同的认识,但均认同两国关系“变冷”,甚至有螺旋恶化的危险。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将对美国外交政策作出调整。中方对中美关系抱持一定期待,“希望双方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本文重新检视中美关系当前状态,探讨中美重启战略合作的路径。

一、中美存在走向“新冷战”的风险

在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尤其是亚洲影响力相对下降而中国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大背景之下,美国认为大国主导力转变的临界点已经出现。中美冲突实质上是以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竞争为主线的比拼,辅之以军事施压或军事对抗等手段。在经济层面,美国的目的是阻止中国可能出现的经济超越,因此出现了中国对经济发展的合理诉求与美国试图限制中国经济全面发展的冲突。同时,在国际体系层面,美国谋求建立新的排斥中国的国际体系,出现了美国计划另起炉灶而中国试图维持现有国际体系的矛盾。

在一些美国反华势力看来,中美冲突有着同冷战相似的特征,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分歧是明显和根本性的,几乎不可能通过谈判得到解决,也始终不可能真正得到缓和。军事上,中国致力于推动美国海军和空军远离西太平洋(中国南海和东海),但美国人不会在西太平洋地区让步。经济上,贸易谈判难以取得实质上的进展。在意识形态上,美国和中国制度之间的鸿沟正在变得像美国民主制度和苏联共产主义之间的鸿沟一样巨大。“这是两个主要大国(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就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展开的战略竞争……这也关乎中美治理体系的差异以及各自社会如何组织运转,这些都源于他们自己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

过去几年,美国不断升级对华战略竞争,包括挑起贸易摩擦,以国家安全名义升级对中国投资的审查,拒绝给在美国学习科学和技术的中国学生发放签证,将中国公司加入黑名单并施加制裁,等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对华强硬政策变本加厉。美国严厉指责中国的涉疆政策,游说欧洲禁用中国安检企业同方威视的产品,因涉港问题对相关中国官员实施签证限制,终止一些由中国资助的文化交流项目等。美国上述挑衅抹黑必然引发中国毫不妥协的回击。中美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针锋相对、限制与反限制的较量。

随着中美全面竞争格局的形成,美国的“冷战体制”正在复活,美国政府正动员资源,加紧对华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以及思想文化战、意识形态战。2020年8月15日,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其中东欧之行中发表了一次演说,一些人把这次演说比作对中国的“冷战宣言”。蓬佩奥强调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盛行的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模式”已经不复存在。《纽约时报》记者黄安伟和史蒂文·李·迈尔斯解释说,这些敌对言论所带来的综合效应可能成为特朗普政府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遗产:“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根本性的战略和意识形态对抗得到牢固确立。”

对于当前中美关系的现状,各方有不同的评估。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已经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国一些政界人士认为,与中国的“新冷战”已经开始。而且,美国领导人需要用“冷战”这一框架向公众解释国家安全决策。美国人通常理解,“冷战”意味着强国之间的竞争,涉及政治、技术、军事和价值观领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中美人文交流课题组对国内 100 名学者进行了电话问卷调查,其结果显示:超过六成的中国学者认为,美国的确是在对华发动“新冷战”。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关系还没有进入“新冷战”。美苏“冷战”是你死我活,竞争是全球、全方位的。中美的竞争不是全方位的,主要还是集中在地缘政治和技术领域,在地缘上也不是全球的,只是在西太平洋这一帶。中美当前的竞争只是大国竞争的一种量变,而非走向“新冷战”的质变。中美关系处于“新冷战”前夜。

还有观点认为,美中对抗不是另一场“冷战”,而是一种新的形态。中美两国的竞争领域同美苏“冷战”不同,技术领域是美国遏制中国的一个重要战场。美国将会把重点放在限制技术向中国流动、重塑全球供应链等领域。中美竞争已经出现一种不同于“冷战”的新的大国冲突形式,这种形式包括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生物战甚至是舆论战和网络战。也有人认为,现在出现的不是“新冷战”,而是“新铁幕”。“新铁幕”与“新冷战”的区别在于对抗的低风险性、成本的高敏感性和结果的可控性。“新铁幕”战略希望达到的目的不是消灭而是控制。

尽管当今中美冲突不同于美苏冷战对抗,但美国对华“新冷战”战略已经成形,其实质就是想把中国变成苏联,迫使中国不得不以“冷战”的方式应对,卷入竞争,落入陷阱,尤其是利用中国急于在高科技上取得突破然而又有技术不足的时刻彻底卡住中国。美国试图发动的“新冷战”的重点在没有硝烟的无形战场,即贸易战、金融战、网络战、科技战和人才战等。然而,为了配合无形战场,美国在有形战场的造势有可能持续升温,不断踩踏中国红线,制造战争边缘危机,力图打乱中国的应对节奏,让中国自乱阵脚。虽然中国无意于加大中美冲突的烈度,但美国不断在涉华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上对中国进行挑衅干涉,中国将不得不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虽然中美目前尚未陷入“新冷战”,但如果美国延续当前政策,中美进入“新冷战”的危险将进一步增大。

二、中美战略合作重启的可能性

中美当前的战略态势为战略对手,还不是战略敌手,避免两国关系由对手转为敌手是当务之急。对手之间也有可能存在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从历史经验来看,中美并不是无法调和的宿敌,两国之间并无领土争端,也没有长久的历史恩怨。二战期间,中美携手抗击法西斯主义。新世纪以来,双方在反恐和防扩散领域加强协调合作。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成立二十国集团,中国实施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发挥重要作用,帮助世界经济走出衰退,这成为中美合作的成功范例。2014年,两国向非洲派出医疗队,与多国合作成功阻遏埃博拉病毒蔓延。2016年,两国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达成《巴黎協定》。实践表明,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性意义和影响。

巨大的经济相互依存使中美难以完全“脱钩”。贸易摩擦的斗而不破表明,中美在经贸领域可以也必须找到共赢之道。“过去40多年仅双边贸易就增长250多倍,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支撑了美国内约260万个就业岗位。累计7.25万家美企在华投资兴业,绝大多数都赚了大钱。”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美人流虽断,物流却逆势增加。2020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340亿美元,仅6月一个月就突破500亿美元。调查显示,大量美国企业不愿撤离中国,愿意保持或增加对华投资。中美冲突将日益尖锐的竞争与仍然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结合在一起。如果一国真的要与另一国“脱钩”,一定要有替代方。美国“试图与中国完全脱钩是不现实的,最终会适得其反”。

非传统安全挑战依然严峻,两国需携手应对。中美面临着大量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恶化、恐怖主义、网络安全、跨国犯罪、流行性疾病等,这些问题的危害性和迫切性大于中美之间的矛盾。仅就新冠肺炎疫情而言,美国的财富、就业以及生命的损失就远远大于所谓的中国经济竞争给美国带来的损失。此次疫情表明,全球范围的流行性疾病可以打乱人类正常生活,阻断正常的经济交往,对人类社会构成巨大灾难,其影响和负面后果堪比战争甚至超过战争。“即便美国认为中国已成为比苏联更可怕的竞争对手,中国也已成为美国必不可少的合作伙伴,如果中美没有共同合作,那么就无法解决两国共同面临的全球问题。”

中国无意与美国展开“新冷战”。中国并不寻求在世界各地推广本国的政府形式。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独特的,但中国并未认为这个发展道路需要推广到其他国家,反而倡导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路径。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强调应持有包容的态度,一直努力避免意识形态领域的直面交锋,强调意识形态之争也是可以化解的。中国无意与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相互替代和针锋相对的较量。虽然美国不断对中国进行挑衅,但中国的反应还是冷静而谨慎的。中国仍然希望将中美竞争与冲突控制在有限范围之内,希望两国仍然会遵循“避免大国直接军事冲突”的惯例。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美国学者也意识到中国的反应是理性克制的,中国从没有刻意扩大或加深中美之间的对抗。面对争端,中方为中美关系树立了清晰框架。“一要明确底线,避免对抗;二要畅通渠道,坦诚对话;三要拒绝脱钩,保持合作;四要放弃零和,共担责任”。

美国国内缺乏支持“新冷战”的民意基础。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度依然很高,导致中美“新冷战”的成本远高于美苏。中美如果出现“新冷战”,美方将付出比冷战更为巨大的代价。“160家美国企业向美国会提交联名信,要求取消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信中说,2019年美民众为此多支付了500亿美元的关税,每个家庭平均多花费1277美元。中美贸易战使美上市公司市值缩水1.7万亿美元。”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威廉·伯恩斯撰文介绍了其就美国俄亥俄州、科罗拉多州和内布拉斯加州三地中产阶级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进行的调查研究。研究表明,美国政府与它所服务的公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理念差距。比如,与目前在华盛顿政策圈提出要有更强硬姿态的鹰派不同,受访的美国人对与中国展开一场新的“全面冷战”并没有兴趣。“如果一场新的‘冷战真正开始的话,我们(美国人)都将为加剧对中国的敌意付出某种代价(即使不会导致热战)。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新冷战的第一个后果可能是从冠状病毒引起的经济崩溃中复苏的力度低于预期。”美国两党虽然在对华强硬打压方面有共识,但对于“新冷战”并没有形成一致看法。

美国的“新冷战”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48个国家的前政要、专家学者发起“任何针对中国的新冷战都违背人类利益”的全球连线会议,发表14种语言的“拒绝新冷战”共同声明,可以说是对美国拉帮结派、分裂世界行径的有力喝阻。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在全球范围内造就了巨大的利益共同体。中国是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等美国的主要盟友。在冷战期间美国可以通过强调苏联对世界安全的威胁而调动盟国,但现在美国盟国不愿意放弃与中国的商业合作。美国很难形成一个围堵中国的阵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自己都承认,组建一个针对北京的国际联盟是困难的,对有那么多的国家支持中国感到“吃惊和失望”。

总之,中美关系的相互依存性没有改变,一是两国关系的“全球性”和“战略性”没有改变,二是两国关系的“互补性”和“互利性”没有改变,三是两国关系的“交融性”和“互鉴性”没有改变。中美仍然存在合作的可能性。美国新政府上台后,中美亟需推动形成新的战略共识。拜登新政府可能就应对中国挑战采取现实而平衡的看法,在策略上进行比较大的调整,在一些不得不合作的重大问题上强化与中国的联系。两国是有可能通过解决彼此关切来发展某种“竞合”(竞争与合作)关系的。

三、中美战略合作的路径探索

中美之间始终有合作,有时合作是主流,有时合作则是支流。战略层面的合作对技术领域的功能性合作具有单向促进作用。战略层面的合作一定能促进技术领域的合作,而技术领域的合作并不一定促进战略上的合作。奥马巴时期气候变化领域是中美合作的亮点,但并没有外溢到其他领域。特朗普时期中美只剩下肿瘤医疗的合作。欧洲一体化是以功能性合作促进国家间合作的典范,但也是以战略领域煤钢联营的合作开始的。而且,即使是重大战略对手之间也能形成一些领域的合作,功能性的合作对于大国战略稳定也是必要条件之一。冷战期间,美苏之间也有合作,比如1967年达成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美之间冲突的尖锐程度并未超过美苏,双方的合作空间还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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