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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略收缩与中美关系演化

〔提   要〕 美国处于战略收缩周期,特朗普主义是美国战略收缩的极端版本,未来拜登政府可能延续战略收缩的逻辑。美国战略收缩以及“他者崛起”加速了国际秩序重塑的大变局,单极秩序趋于解体,世界回到多元权力中心的时代。在多元权力中心时代,“中心-边缘”的国际秩序结构瓦解,国际政治“去极性”和“去阵营化”,多元权力形成的复合三角外交体系将成为常态。中美关系是多元权力中心时代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避免走向冲突与对抗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必须通过政治决断和历史担当构建新的战略竞合框架,实现双边关系的“协同进化”。

〔关 键 词〕美国战略收缩、多元权力中心、复合三角关系、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孙兴杰,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8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1)1期0069-17

在“美国优先”原则指引下,特朗普政府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整体呈现出战略收缩的态势。美国战略收缩与中国崛起复兴交汇,中美关系的重构与国际秩序重塑共振,二者加速大国关系分化组合和国际秩序变革。准确研判美国战略调整所引发的大国关系重组和国际秩序演变,对运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特朗普主义:美国战略收缩的极端版本

二战结束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会用一种所谓的“主义”来标识其外交观念、主张和政策。特朗普主义重新界定了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重构了威胁的排序,进行了持续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动员,调整了美国外交战略。从美国对外战略周期来说,特朗普主义是美国战略收缩的持续。进入21世纪,美国遭遇了两场重大危机的挑战,反恐战争持续了近20年,未有终期;2008年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美国经济模式的神话破产。从小布什后期,美国就开始了战略收缩。奥巴马上台之后,以“战略收缩”和“战略克制”为主基调,“外交整体收缩”,调整重点,优化资源,在出兵干预上慎之又慎。奥巴马政府时期推动的“亚太再平衡”,从整体战略来说,是“收缩性战略”格局之下的战略重心的调整。美国的战略收缩是其实力地位相对衰落背景之下进行的战略调适,降低成本、减少承诺,着力提升本国实力,如外交政策专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所说:“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乃至以后的岁月里,不断上升的国内经济压力将日益压缩美国外交政策的活动空间。”奥巴马主义可以视为战略收缩的温和版本,而特朗普主义则是战略收缩的极端版本。

“美国优先”是特朗普主义的核心理念,是特朗普政府关于战略收缩理念的直白表达。特朗普2016年大选演讲论述自己外交政策时提出了“美國优先”的理念:“我的外交政策永远将美国人民、美国安全放在第一位……美国优先将是我施政的重大和首要主题。”“美国优先”意味着维护国际秩序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美国国内利益,尤其是硬实力的增长才是首要的目标。特朗普主义比奥巴马主义的“不做蠢事”更加直白,就是“不做吃亏的事情”。特朗普认为,美国被沉重的国际义务绑架了,需要从中解脱;美国没有从自由贸易中获得利益,对贸易伙伴让步太多。特朗普政府从多边贸易协议中退出,从多边转向双边,依靠相对优势,通过双边谈判,实现相对利益的最大化。具体表现在:从奥巴马着力推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退出;与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谈判,签署了《美墨加贸易协定》取代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投资、劳工待遇等议题进行升级,以保护美国的产业和就业岗位;对韩国、日本等盟国进行“敲诈”,重签美韩自贸协议,韩国向美国进一步开放汽车市场,日本则被迫对美国开放农产品市场。

特朗普政府大幅减少了海外义务和承诺,尤其是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美国与其军事盟友是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也是美国主导权的基础。但特朗普政府更倾向于从“性价比”的角度看待结盟问题,将与盟友的非对称依赖关系作为获取利益的筹码,迫使盟友承担更多的军费开支。比如,修改了美韩防务经费分担磋商的规则,每年进行一次磋商,大幅增加了韩国承担的份额。在战略收缩期,大国同盟管理面临的问题是成本和风险之间的权衡。降低了成本,承诺可信性会受到质疑,而特朗普政府反其道而行之,千方百计让盟友花钱“购买安全”,特朗普首次访问沙特时双方签署上千亿美元的军火合同,便是非常鲜明的例证。

通过“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特朗普政府对美国面临的威胁重新确认并进行了政治动员。所谓“安全化”,就是将某一威胁贴上最高优先的标签,从而以超常规的手段予以应对。巴里·波森认为:“如果特朗普真贯彻竞选时的想法,那么他就可能会聚焦于现在世界安全的各种问题。克制的大战略,始于美国是非常安全的假设,而且极少事情可以损害这一安全。”特朗普主义对于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的认知做出了比较大的调整,从关注海外事务转向国内实力建设,重建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特朗普优先照顾的美国白人,尤其是白人蓝领是其主要支持者。在全球产业调整中,很多产业工人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和优厚的薪水,社会地位急剧下降。特朗普将就业岗位、产业发展、贸易赤字等问题贴上“安全”标签,并进行了安全化的动员。在2016年11月的葛底斯堡演讲中,特朗普提出了执政的“百日计划”:清除华盛顿的腐败和游说集团;保护美国的工人,此外,还要进行中产阶级减税、离岸外包、能源和基建、教育、医疗、养老、非法移民、国防等十大领域的立法。为兑现对白人蓝领选民的承诺,特朗普四年任期中倡导“雇美国人、买美国货”。通过对非法移民、贸易失衡等议题进行安全化动员,他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贸易伙伴进行限制和打压,试图扭转美国贸易赤字,实现产业、资本回流美国。2019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对5G等高技术产业进行了高强度的安全化动员,对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进行严厉打压,同时动员美国盟国加入所谓“清洁网络倡议”中来。

另一方面,特朗普对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支柱性议题则进行了“去安全化”的动员。这些议题在“美国优先”框架下的优先性被大大降级,比如多边国际组织、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特朗普执政四年从一系列国际组织中“退群”,本质是对多边主义进行了“去安全化”动员,尤其是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中退出。特朗普认为,气候变化是个阴谋,妨碍了美国的化石能源的开发,不利于美国经济增长。对于美国的军事同盟网络,特朗普政府也进行了“去安全化”的动员,他在竞选期间就有一问:为何我们花钱保护日韩这样富裕盟友的安全?特朗普追求的是有性价比的军事同盟,而北约的盟国很少能够达到防务支出占GDP2%的标准,因此,他认为“北约已经过时了”,此言一出,引起了北约的震荡,副总统彭斯和时任防长马蒂斯在参加北约会议时极力安抚盟友。即便如此,特朗普还是决定从德国撤军。另外,特朗普延续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收缩”态势,加速了美国从中东“撤出”的步伐。特朗普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退出伊朗核协议,强化美以关系,推动以色列与中东国家和解并建交,这些举动打破了历任美国总统的“默契”和共识,也打乱了中东秩序,其目标是让美国的中东盟国“抱团”遏制伊朗,为美国从中东“撤退”创造条件。

特朗普主义具有鲜明的特朗普个人风格,如对等交易、结果导向、极限施压等。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首位纯粹的商人总统,其在商业丛林中沉浮兴衰的经验被腾挪到华盛顿的政治场域中来。特朗普主义具有强烈的结果导向:“开始我决定做什么我就会勇往直前。但最后,我们总是以结果论英雄,而不问过程中的付出。”他大幅调整美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贸易政策从自由贸易转向“对等”贸易,2018年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以来,美国对全世界发动了几乎无差别的“关税战”和“贸易战”,其根本原因在于特朗普认为美国在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中“吃亏”。特朗普自诩为“谈判大师”,在其任上,“对等”(reciprocal)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中高频使用的词汇。在贸易政策上,特朗普政府从一系列多边组织中退出,转而倚重双边谈判,发挥美国相对优势,伴之以极限施压等谈判手段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在特朗普的谈判法则中有一条便是,“比谈判对手多一点竞争优势”。特朗普将美国的相对优势以及与盟友的非对称依赖关系作为武器,以“对等交易”的原则迫使盟友承担更大的防务成本,做出更大的让步。“对等交易”是特朗普主义的鲜明特征,其意味着美国不再情愿“白白地”供给国际公共产品,而更关注自身的相对收益。

特朗普主义是美国各种政治周期“汇合”和“共振”的产物。美国进入亨廷顿所说的“信念激情”政治长周期,种族矛盾和阶层政治激化,海外扩张过度带来沉重负担,二者相互叠加,造成了美国战略收缩的极端版本——特朗普主义。

二、多元权力中心的出现与灵活三角外交关系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获得了空前的国际地位,其追求海外利益的野心也隨之增长。美国对全球化的想象以及对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造的野心都是基于“历史终结论”的误判。但历史没有终结,而“历史终结论”的确终结了。进入21世纪以来,反恐战争、金融危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给美国造成了战略冲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心脏地带出现了紊乱。“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其庞大的生产力、金融实力和军事力量构建了霸权,但其生产能力已经在1970年之后被赶超,其金融实力也在被赶超,现在美国霸权的三大支柱只剩下了军事。美国国内局势的发展将决定新帝国主义的最终面貌。”特朗普削弱了美国的全球地位,拒绝接受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标志着单极时代的最后一声叹息。特朗普主义是对自由国际主义霸权战略的刹车,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包括库普钱、哈斯、米尔斯海默等人的呼吁,从过度的海外责任中回撤,关注本国的利益,夯实美国的实力基础,顺应多元权力中心时代的到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修复美国霸权秩序的漏洞。

从国际格局变迁的角度来说,世界正回归“多元权力中心时代”。冷战后美国拥有的绝对优势地位丧失,世界权力中心多元化,不只是新兴大国崛起,还有非国家组织力量的兴起,无人机、病毒、机器人等技术革新赋予了非国家组织巨大的破坏能力。罗伯特·卡根认为:“替代世界新秩序的是,利益的冲突与大国的野心重新产生了联盟与敌对联盟,还有19世纪外交官马上就能分辨出来的伙伴关系的苦心经营与分化组合。同时,这还产生了大国雄心重叠与冲突的争议性地缘政治断层线,未来的灾难性事件很可能在这里爆发。”“历史的回归”意味着世界不会沿着美国设定的方向和路线演化,没有线性的历史进化,而是“多线程”、不同步的演变。与19世纪欧洲协调不同的是,当下世界各个大国具有不同的历史传统、文明标准、意识形态,如伊恩·布雷默所言:“冷战的胜利既没有恢复国际和谐状态,也没有出现美国君临天下的局面。相反,它只不过是加快了新一代越来越自信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速度,而且每一个新兴市场国家都带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脆弱性。”每个新兴国家最终都需要寻求一种与自己历史相适应的国际地位和国家身份。

19世纪欧洲大国政治的主题是霸权竞争与转移,而当下的大国政治的主题是美国的霸权护持与其他大国“复兴”之间的竞争以及在不同的节奏和频道上进行的博弈。其他大国的复兴是恢复历史上的“应有”地位,但是会被美国理解为权力转移或者是挑战美国霸权地位。因此,多元权力中心时代的大国政治改变了19世纪以来欧美主导的“中心-边缘”结构,也使得“帝国式”的金字塔结构难以维系,而具有了系统性特征和全球性影响。“历史的回归”对于美国来说是重新认知自身的优势和挑战,美国正在经历从威尔逊式的扩张民主到杰克逊主义的美国本土优先和杰斐逊主义的小心翼翼地参与国际事务的回归。哈斯认为:“夹在‘我们仍然是世界老大和‘我们已经输了这两种牵动感情的看法之间的美国仍然拥有其他任何一国无法比拟的实力。”基于美国实力和优势,“美国衰落”可能是一种选择,未必是一种宿命,美国需要选择和界定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衰落,而是美国回归自身实力建设。当然,这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外部世界的威胁对美国影响较小,而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来自国内。

历史的回归或者“报复”是美国霸权秩序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国际秩序的时空调整。从19世纪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扩张,将非西方世界“卷入”其中,并且将空间“时间化”了,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序列之中,在地理上形成了“中心-边缘”的分野,而与之对应的是在时间上形成了“文明-野蛮”之间的区分。市场经济、技术创新突破了农业文明的局限,将欧洲带入了明时代,工业革命赋予欧洲巨大的能量。通过殖民的方式,欧洲人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等级性的国际秩序。二战结束之后,工业化、城市化向全球扩散,现代化进程也全球化了,东西方之间的差距大大缩小了。“20世纪不仅是西方时代发展到极致的时期,也是这一时代走向终结的开始。”“他者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打破了西方主宰之下的时空结构,发展时序的差距被消弭,“中心-边缘”结构趋于瓦解。多元权力中心的国际格局是“中心化”国际秩序的终结,能否回到历史上的多元权力并存的格局,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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