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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战略竞争的新趋势、新格局与新型“竞合”关系

摘 要 当前,如果仅仅把中美之间贸易摩擦方面的问题视作为双方战略竞争的基础性问题,就有可能在面对来自美国的持续性战略竞争压力情形下,干扰中国做出全面理性判断及采取合理的应对策略。美国作为试图主导和控制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和WTO新规则调整改革权力的最大最强发达国家,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利益特别是中小发展中国家发展利益的代表,今后双方的战略竞争,不仅仅落在两个国家自身利益层面的博弈和斗争,还会进一步延伸到科技创新领域和WTO及其新规则的主导权方面。在我们的思维和判断中,无论是美国针对中国的“全面接触”战略,或是美国针对中国的“彻底遏制”战略,双方博弈到最后的可能均衡状态是中美双方之间逐步形成一种特定的稳定的新型“竞合”战略竞争关系。今后一段时期内中美战略竞争格局中作为突出的现象仍然是遏制与反遏制关系;不过,中国应对美国遏制战略的综合力量以及中国式智慧决定了中美之间新型“竞合”战略竞争关系的形成以及发展方向。在全面分析中美之间可能的新型“竞合”战略竞争关系的内涵和形成机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中国面临即将到来的中美新型“竞合”关系及WTO新规则变化格局的可能应对策略。

关键词 中美战略竞争 科技创新领域 新型“竞合”关系

一、中美之间战略竞争的新趋势:全面转向科技创新领域

当前,中美之间在诸多方面逐步暴露出来的冲突、矛盾和较量,成为全球最为引人关注的重大问题。然而,究竟如何理解中美双方之间正在凸显和激化的诸多矛盾和冲突的战略竞争本质,却是需要持续深入探索的重大问题。如果仅仅把中美之间当前的贸易摩擦等方面的问题视作为双方战略竞争的基础性问题,就有可能在美国持续性的战略竞争压力情形下,给中国所做的全面理性判断及其采取的各种应对策略带来极大地干扰效应,甚至导致错误决策。客观事实是,当前美方对中国发起的各种战略竞争存在很多复杂甚至是矛盾的信号。一方面,自从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后,以强制要求实现中美之间“对等贸易”、“公平贸易”关系为藉口,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额外关税,首先对中国单方面发难,导致中美双方陷入到以相互增加关税为主要形式的多轮次的贸易摩擦困境之中。甚至有美国某些智库的战略专家以及政府层面的高级官员鼓吹,中美之间应该改变原有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彻底实现中美双方“经济脱钩”的新全球格局;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是一把“双刃剑”,持久的双方贸易高关税政策,即便按照美方的某些战略专家设想造成所谓“不对称”效应,或者“胆小鬼博弈(Chicken Game)”效应,也必然会对中美双方经济利益带来巨大损失。因此,在“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效应的压力下,2018年以来美国战略界针对中美贸易战的效果进行了反思和讨论。2019年11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威尔逊中心专门就中国政策再度专门发表演讲,称美国正在就对华政策进行“根本性的重构”。他明确表示,特朗普政府并不寻求与中国“脱钩”,不寻求对中国的发展进行遏制,不希望让某些挑战“阻碍与中国之间的务实合作”,美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共享和平和繁荣的未来”。因此,在2019年年末,中美之间就“顺理成章”地初步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谈判成果。

然而,一直主张对中国强势遏制甚至恶意批评中国政府的彭斯副总统的表态可信么?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谋略和意图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在我们看来,这可以从美方针对中国科技创新型企业所实施的一系列制裁行为中窥探一斑。具体表现在:一是美方出人意料地对中国的中兴、华为科技企业发出了严重的制裁行为,并且严格限制中国的科技企业使用美国创新研发生产的关键零配件以及美方企业掌控全球标准的软件系统,并且规定中国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的零配件或产品中,来源于美国的各种产品价值部分不能超过25%。最近,有将此比重调整为不超过10%的动向。这实质上就基本上完全禁止了中国的高科技跨国企业与美国之间的任何市场交易联系;二是美国针对中美双方的科技人员交流以及中国学生去美国的某些所谓“敏感性”学科领域学习,实施了最为严格的限制性措施。并且针对美国学者在中国的兼职行为和学术交流活动,以法律的方式给予审查和起诉,基本上断绝了中美在科技创新前沿领域的正常学术交流机制;三是利用美国已经构建的同盟体系,以各种国家安全和价值观体系为借口,强制性地要求其他国家不要采购和使用中国特定高科技企业的产品,也强制性地要求其他国家不要向中国出口特定的高端生产设备;四是将限制国有企业、禁止技术强制性转让、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取消国家支持创新的产业政策等方面的条款,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核心内容以及WTO新规则的核心内容,并试图与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组成战略联盟来主导WTO新规则的制定。通过对这些重要信息端倪的汇总和归纳,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是,当前,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并不是要实现所谓的中美之间的“经济脱钩”,而是在谋划中美之间的“科技创新脱钩”,从围堵和遏制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培育和提升的角度,来彻底遏制中国经济规模追赶甚至超过美国的战略空间和机会。因此,尤为需要清醒认清的重大现象是,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正在出现一个极为重要的新趋势,即由贸易领域全面转向科技创新领域。这具体表现在:

首先,之所以科技创新领域竞争正在成为中美之间战略竞争的最为重要和最为本质性问题,是因为当今世界科技创新能力愈发成为国家发展能力以及体现国家制度乃至价值观体系优势的决定性因素。不容否认的是,当今世界,国家发展能力愈发表现在一国在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和融合体系层面所蕴含的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综合实力,愈发依附于一国在国家和企业层面所拥有的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应用基础研究、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全球领先能力,愈发体现在一国在有效激励国家和企业层面自主创新能力的政府和市场有机结合体制以及制度体系优势。表面上来看,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竞争,背后直接体现出的是国家发展能力和体制优势的竞争;从深层次角度来看,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竞争,背后间接体现出的是国家制度模式和价值观体系的持久竞争。而在多数美国人的心目中,美国作为全球最强大国家的因素,既在于美国全球领先的自主创新能力体系,更在于美国始终强调个人权利最大化的独特民主自由体制和包容性的文化价值观体系,因为国家价值观体系和经济发展能力,特别是制度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密不可分,相互支撑。中国正在逐步全面崛起的自主创新能力体系以及背后隐含的举国体制优势已经引起美国从精英阶层到多数普通民众的各个阶层的警觉和巨大压力感,极大地动摇了美国人对自身国家制度体制和价值观体系的信心和优势感,这必然会诱发和激发美国对崛起中国的制度体系的全面敌视情绪以及难以摆脱的“围堵”和“遏制”冲动。由此,我们的判断是,今后一段时期内中美战略竞争和博弈的重点,必然体现在科技创新之间的全面竞争,必然延伸到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和利用、国家产业政策体系、国有企业部门(出于担心中国特色的新型举国体制)、全球创新链和价值链主导权等方面的问题。最后,美国将会对中国的科技创新进行的战略竞争直接延伸和绑架到美国号称自己所捍卫的“西方民主价值体系”上。最新的动向是,美国将全球各国采用来自中国的科技创新产品直接定位为“选择独裁而非民主”行为,将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进步直接定位为中国谋取“帝国地位”的野心。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2020年2月的第56届慕安会上警告欧洲国家,如果让中国的华为参与全球5G网络建设,那就是“选择独裁而非民主”。必须正确认清的基本事实是,美国在众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创新、原始创新以及颠覆性技术创新领域,均处于绝对的领先和前沿地位,而中国只是在某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模仿创新、低成本化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方面,以及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培育和提升。因此。美国对中国跨国高科技企业的遏制戰术,背后隐含的实质动机是,针对中美之间正在逐步形成的创新链分工和协作体系,美国正在试图实施相应的“围堵”和“隔离”战术,以及“遏制”和“脱钩”战略,试图全面控制乃至遏制中国在全球创新链分工和协作体系中的崛起机会和发展空间。

其次,国家发展能力具体体现在全球市场规模效应和自主科技创新能力这两个方面。全球市场规模既指对全球高端市场的控制能力以及跨国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也指本国自身的本土市场规模以及为全球产品提供的销售市场规模。自主科技创新能力既指一国的前沿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整体实力,也指在具体产业链或产品链的应用基础研究实力、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能力、关键共性技术积累能力以及颠覆性技术创新自主能力等方面,甚至包括“一致性产品质量”的大规模生产工艺制造实力

张杰.中美经济竞争的战略内涵、多重博弈特征与应对策略[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3).。然而,需要高度认清的内在逻辑是,这两个因素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互为支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国在只有拥有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体系的坚实基础上,方可体现出对全球市场的持久控制力和占有率,而一国自身的本土市场规模,则可以通过“需求引致创新”、“供给创造需求”等渠道,来获得构建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战略空间和发展机会。因此,从这个内在逻辑来看,当前美国针对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围堵”和“遏制”层面的诸多战术和战略,呈现出特定的多重内在两难性和矛盾性:一方面,由于全球的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利益交织纠缠在一起,创新链的市场利益依附在产业链之中,而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则依附在创新链的部分和综合实力之中,这二者难以简单切割。如果美国试图通过限制双方的贸易关系来削弱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进而阻断中美之间的创新链分工和协作体系的形成,从而遏制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培育和强化,最有可能造成的后果是,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在中国市场占有率的下降,甚至造成美国高科技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彻底退出,这最终会损害美国跨国公司的自身利益,削弱美国引以为傲的全球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美国针对中国所图谋的创新“隔离”和“阻断”战术,在中国大国所拥有的“母市场”效应优势下,其效果不仅会大打折扣,甚至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效果,倒逼中国本土企业利用自身庞大的内需市场规模,在不借助国外市场需求和国外技术的情形下,依靠“需求引致创新”和“创新商业化产业化”渠道,来促进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培育和提升,进而加快激励中国本土企业的全球化以及中国跨国公司的全面兴起。理所当然的是,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及政策决定者们,已经充分认识到针对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简单“隔离”和“脱钩”战术,对美国的全球经济优势和跨国公司已经产生了显著的负面效应。比如,将中美之间所谓的“冲突”和“矛盾”,聚焦于当前美国政府以及智库指责的中国针对美国的“非对等”、“非公平”贸易的关注点,以及美方将中美贸易谈判焦点所聚焦的中国的“强迫”技术转让规则、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及政府补贴产业政策等一系列方面问题的角度来看,这就可窥见美国针对中国实施的谋求“不对称市场开放”优势的战略意图。一方面,通过制造贸易摩擦来单方面强迫中国对美国单方面开放国内高端需求市场;另一方面,依靠中美之间的贸易协议以及试图主导未来WTO新规则的主动权,针对中国企业到美国高端产业市场投资和创新合作实施更加严格的审查和禁止政策。由此,凭借精心策划的“不对称市场开放”策略,既进一步抢占中国国内的高端需求市场,又防止中国对美国国内高端市场的渗透,彻底遏制住中国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的自主创新能力体系提升和全球竞争力强化机会。

最后,需要搞清楚的基本问题是,美国领先于全球其他国家的科技创新实力究竟来源于哪里?在我们看来,关键原因有:一是美国拥有最为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能够提供给全球最顶级科学研究人员的最好收入待遇。这是美国能够吸引全球最优秀科学研究人才聚集的核心因素;二是美国价值观体系主张充分尊重和激发个体自由探索权利以及尊重科研领域的市场自由竞争。这是美国能够吸引全球最优秀科学研究人才聚集的核心因素;三是美国政府能够利用自身强大的财政实力对基础研究领域的高度重视和持续巨额投入。这是美国能够利用全球顶级人才创造全球领先创新成果的关键因素;四是美国能够针对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前沿变化特征,不断设计和创新出适应性的制度体系来鼓励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全面对接,塑造了美国领先于全球的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比如,被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价为“美国国会在过去半个世纪中通过的最具鼓舞力的法案”,开创了美国技术和风险基金产业进行合作的新境界的《拜杜法案》的出台和实施。再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进入以产品链一体化的特定阶段后,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垄断地位以及攫取巨大的创新垄断利益,将反垄断法束之高阁。由此,显而易见,无论是从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前沿领域来看,还是从高科技产业全球优势角度来看,或是从最为强大的全球高科技跨国公司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全面领先优势均建立在聚集“全球化人才”和发展“产业全球化”这两个立足点上。毫不夸张地说,美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自然而然也应该就是全球化的最大推动者和全球治理机制的捍卫者。然而,进入21世纪后,美国对自身推动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以及由此形成的WTO规则,表现出出人意料的“反叛”和“背离”精神,美国的跨国公司巨头们、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似乎对美国获益最大的全球化形成了“憎恨”甚至“敌视”的統一战线。理由很直观,因为美国的中等阶层和白人社区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和富裕生活,陷入到一种美国式的“中等收入阶层陷阱”,或者进入到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所描述的“新资本主义陷阱”。由此,在美国国内催生了“全球化有害论”思潮的流行,以及“美国是全球化最大受害者、中国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等狭隘思维,最终激发了“美国优先”逻辑的新版“门罗主义”。由此,美国引以为傲的民主主义似乎正在演变为民粹主义,而民粹主义似乎又成为影响美国国内重大对外开放决策的决定性力量,成为中美贸易战的主要推动力量,成为美国实施“美国优先”战略以及遏制其他国家追赶和赶超美国科技创新全球领先优势实力的主导力量,最终造成民粹主义“绑架”了美国的全球自由贸易主义和全球科学合作主义。这与美国精英阶层和政治决策者一直宣扬和鼓吹的“自由科学精神”、“全球科学主义”、“科学超越主权”、“科学为了全人类”等美国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因此,可以得到的一个结论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以及即将到来的科技创新领域的全面战略竞争,是美国内部阶层矛盾无法内部解决的外部化现象,是美国内部制度体系陷入到改革僵化阶段的外化表现,是美国精英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试图通过操纵外部“替罪羊”来转移内部矛盾的惯用伎俩。

二、中美之战略竞争的新格局:逐步聚焦于WTO新规则

(一)WTO及其新规则的主导权逐步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

当前,从美国提出的“美国优先”战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到日本倡导的CPTPP协议的达成、美加墨自由贸易新协定的达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逐步推进、中国倡导的RECP协议的推进,以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实施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事件来看,这似乎暴露出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会出现倒退甚至解体的风险,也似乎展现出地区一体化协议要逐步替代WTO协议的重大现象苗头,全球似乎正在全面进入“逆全球化”的特定碎片化发展阶段,全球化的坚实支柱WTO似乎也要处于风雨飘摇甚至分离解体的危险境地。然而,针对这些过于悲观的担忧和判断,实质上,容易忽视的一个最为决定性的规律是,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无法创造出另一种更好的全球化组织体系能够替代WTO,给绝大多数国家带来和平、开放和融合发展的机会。因此,在我们看来,要担心的问题不是现有的WTO会不会解体,而是究竟谁来主导和控制下一轮WTO新规则的调整和改革方向,WTO新规则还能不能代表最大范围国家特别是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以及全球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机会?

在美国精英阶层和政策制定者的眼里,在现有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中,不仅仅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利用美国的“弱点”或“仁慈”抢占了美国中产阶层的就业岗位,成为美国梦和美国价值观的最大竞争对手甚至是最有力的敌人,美国西方的同盟国们也占尽了美国的“便宜”,喝尽了美国人民的“血”。在美国精英阶层和政策制定者的谋略和谋划中,既然WTO及其既有的规则体系是由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来主导的,自然下一轮WTO的调整改革及其新规则体系的制定也应该由美国为首的同盟体系来主导,并且如同20世纪70年代后兴起的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的,以优先服从发达国家高科技跨国公司谋求全球垄断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连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新一代的WTO调整改革及其新规则的制定,也应该由美国来主导,必须完全服从于“美国优先”的基本逻辑。因此,美国在21世纪初突然抛出“美国优先”战略,并不是一时兴起的冲动,而是蓄谋已久的成熟战略布局,其根本动机就是抢先宣布和谋划美国对主导全球经济治理权和WTO新规则的“天然”权力,维持美国在全球经济层面的绝对霸权。在美国精英阶层和政策制定者所宣扬和认定的逻辑中,美国是当今全球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普选式民主价值观的关键创造者和捍卫者,必须享有独特的“超国家”权力,才能继续作为全球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价值观的捍卫者和保护者。然而,事与愿违的是,一方面,美国国内看似具有的“永恒优势性”国家制度和价值观体系,其实已经出现了制度僵化以及不适应全球化经济的内在特征,导致美国资产阶层和金融投资投机阶层没有制度激励动力,将从全球化获取的巨大垄断收益,转移到美国的中等阶层和底层白人阶层,弥补这些阶层在全球化中的可能造成的利益和福利损失;另一方面,美国宣扬自身提供给全球的制度或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公共产品中,夹带者大量的美国利益私货,甚至变异成为美国维护自己一国利益的制度藩篱或制度陷阱,所有国家均对此心知肚明。同样出于维护各国自身的发展利益以及安抚本国内部同样积累和即将爆发的民粹主义,美国的同盟国已经无法完全服从美国利益至上主义的全球化逻辑,自然就不会再盲从式地跟随“美国优先”战略。最为关键的是,此轮全球化已经彻底唤醒众多发展中国家对发展自身经济、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以及进行国家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迫切需要在新的全球化治理机制和WTO规则的调整改革进程中,发出维护自身发展利益权力的强烈呼吁,当然不会再盲目跟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持续谋求把持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和WTO新规则调整改革的主导权的战略意图。因此,多哈回合谈判的停滞,本质上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不同诉求和内在冲突,在短期内难以调和妥协造成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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