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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问答

问:请谈谈您与北京大学的因缘。

答:1978年3月,作为受惠于“扩大招生”的一员,我比大多数同班同学晚了一个月才走进北大的校门。没想到,由此开始的与北大中文系的缘分竟绵延了三十多年,直到如今。入学前,我像很多77、78级的同窗一样,并没有接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虽然我们这一级不再称为“工农兵学员”,但除了末当过兵,吉林插队七年、北京工厂一年半的履历,已足够让我与“工农”沾上边。这样的人生经历也使我的就读专业除了文科变得无可选择:只学过一年初中数学,理化课程完全空白,我自然不会存非分之想。只不过,在这看似无奈的接受中,已有的社会阅历却成为学习人文学难得的凭借与底蕴。大学毕业前夕,假如不是因为担心被分配做中学老师,我很可能已经承继父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干上编辑一行。按照当年的分配方案,我应该去该社的《当代》杂志,和在诗歌散文组的父亲成为同事。而此“一念之差”,让我又一次无可选择地报考了研究生,并得以投入季镇淮先生门下,收敛起大学时代对唐诗的兴趣,转向那时对我来说还相当陌生的近代文学。从此,近代、尤其是晚清也让我倾注了最多心力,它对于我的意义已不只是研究对象,同时也内化为一种眼光与态度。无论走到哪里,“晚清”都会超越时空,介入我所在的当下。

研究生学业终了,何去何从的问题再一次出现。自认为不适合做教师的我,仍然本能地希望逃避。填写分配意向时,我问季先生:“是把去文学研究所放在前面,还是留校作为第一志愿?”季先生并不理会我在问话中暗藏的排序,十分肯定地说:“当然先填留校。”我又是无可选择地服从了导师的要求,北大任教的生涯就此开始。而二十六年过去,教学相长,逐渐成熟的不仅是学生,也包括我自己。讲授专业课的压力,驱使我无法止步,必须不断开拓研究领域,探讨新的课题。如今回想,我之所以能一路走来,有尺寸之进,最根本的原因是入读北大,并且自此没有离开燕园。我的无可选择,其实也正不必选择。

我很庆幸,在我读本科的时候,北大的老师们由于“文革”十年的压抑,未能在讲台施展才华,遇到我们这些求知若渴的学子,于是每常小叩大鸣,倾心指授。作业发还,不但可见多处批点与评语,而且不乏字斟句酌的文词修订。但凡论述中有一点可取之处,老师们都是揄扬鼓励,毫不吝惜;即使意见不同,既坦率批评,又不强求接受。那真是一段其乐融融的求学经验。也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老师指引与提携,我才能够在漫漫学术之路上起步。我也很庆幸,在我读研究生阶段,导师为季镇淮先生,他把我领进了近代文学研究之门。相对于辉煌的古代文学与热闹的现代文学,时当1982年,夹在中间的近代文学还是一块灰暗、冷落的地带。季先生却以他高远的文学史眼光,认定此中大有可为,率先在此方向招生。我也得以追随先生,较早地踏足这块未经大力开垦的沃土,并与我喜欢的梁启超其人其文相遇。可以肯定地说,日后我所以在近代领域留恋不去,其发端尽在季先生的宽容与赏识。从梁启超研究出发,晚清向我展开了更生动的面容与更丰厚的蕴藏。由此开掘出的晚清女性生活、晚清启蒙教育等新话题,虽然似乎已游离我的本业“中国文学”,但在我看来,这恰是精彩纷呈的“近代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而晚清文学的价值,已越来越得到学界体认,“附庸”正在

“蔚为大国”。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的研究也可以作为这门学科逐渐成熟的一個印证。

在一个不高的起点上,能够走到今天,我觉得自己很不容易。而重新触摸那些发黄的纸页,温习当日老师的教诲时,在一张草稿的背面,无意中发现刚刚毕业的我第一次授课的记录——《人民日报新闻研究班近现代文学讲座计划表》,不久前还是学生的我,名字竟然与我所尊敬的季镇淮、沈天佑、孙静、严家炎、孙玉石等老师们排列在一起:其中明白显示出的是,在学术之路上,老师们对我一贯的呵护与扶助。书中收录的三十年中的三十篇文章,从1980年的课程作业《谈谈李白的“好神仙”与从政的关系》改写而成的第一篇稍微像样的论文,到2。09年为所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一书撰写的《缘起》,都是写于北大,可视为我的问学经历的一份记录。名之为《燕园学文录》,既是写实,也是留念。

责任编辑:韩少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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