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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化阁帖》与宋四家书法探论

吴晓懿 胡小龙

内容提要:北宋初期所刻的《淳化阁帖》是我国第一部汇集历代名家书法作品的法帖,因其摹勒逼真、世代流传而被誉为“丛帖始祖”。这部法帖对前代的书法文献传播和后世的书法教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宋四家生活在艺术丰富而多彩的时代,他们追求不受法度约束、直抒胸臆而自由创作之精神,在书法风格上亦表现出卓然独立、意态各异的艺术特点。本文拟以《淳化阁帖》为出发点,来初步探讨宋四家的“尚意”书学理论及书法传播与教育等问题。

关键词:刻帖;法书;宋四家

中国书法发展到宋代,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出现了一批学识广博、功力精深的巨匠。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佛、道、儒三教的融合,佛教的妙悟、道教的自然、儒家的中和都体现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文人荟萃,艺事兴盛,各种思想交流活跃,逐步构建了北宋以士人文化为中心的社会体系。特别是有欧阳修、蔡襄、苏东坡、曾巩、黄庭坚、米芾等文坛领袖的积极参与,高举“尚意”旗帜,扫除苟守陈法的唐代书风,推崇萧散率真的晋人风度,崇尚真趣而弘扬个性。宋代文人明确地提出了他们的审美意趣,即追求“书卷气”,同时又倡导形成文化内涵多元化的“字外功”,作为品鉴书法作品雅俗之标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文人复杂的感情世界与传统哲学智慧的圆融。

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大宋基业。虽然赵王朝的政权一直处于外族的侵扰之下,但社会的基本状况相对稳定,经济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为文化与艺术的繁荣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在隋唐传拓技术基础上改良的宋代雕版印刷十分繁荣,因而刻帖之风盛行。这为文士学习书法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并對中国书法教育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淳化阁帖》无疑是当时学习书法的文人士大夫争相观摩的珍品。

北宋初期, 太宗皇帝赵光义命侍书郎王著从王室秘阁中取出所藏历代书家墨迹,用双钩描摹后刻在枣木板之上,并用澄心堂纸进行拓印编成著名的《淳化阁帖》。这部异常珍贵的法帖,是中国第一部由官方出资所刻的法帖。该丛帖收录了周秦汉唐时期103名书法家的420件书法墨迹,共10卷。第一卷为帝王的书法,其中有司马绍的《墓次帖》、司马岳的《陆女郎帖》和司马丕的《中书帖》等法帖。第六至第八卷为书圣王羲之书法的专卷。用枣木所刻制的原版《淳化阁帖》因宫中失火被烧毁,后人根据“祖帖”善本反复翻刻,现流传的版本有“泉州本”“安思远本”“司空公本”“真宋本”和“肃府本”等。目前所流行的“肃本”,是明朝陕西肃王府以宋拓原本双钩勒石后所拓。受《淳化阁帖》影响,后来也出现大量的私人刻帖,如《清江帖》《武陵帖》《潭帖》《大观帖》和《绛帖》等。

书法文化的传承与艺术的传播都有赖于当时先进科技的支持,《淳化阁帖》的刊行在中国书法教育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作用不亚于唐太宗李世民开设弘文馆讲授书法,让名家临摹《兰亭序》作为经典范本分发给皇室和大臣子弟学习而推行书教之功绩。宋太宗愿意把原藏于皇宫的法帖公布于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宋太宗一直酷爱书法,还有一个原因是印刷术的出现和造纸业的日益发达。

北宋书家朱长文在《续书断》中记载:“太宗方在跃渊,留神墨妙,断行片简,已为时人所宝。及既即位,区内砥平,朝廷燕宁,万机之暇,手不释卷,学书至于夜分,而夙兴如常。以生知之敏识,而继博学之不倦,巧倍前古,体兼数妙,英气奇采,飞动超举,圣神绝艺,无得而名焉。帝善篆、隶、草、行、飞白、八分,而草书冠绝,尝草书《千文》,勒石于秘阁。又八分《千文》及大飞白数尺以颁辅弼,当世工书者莫不叹服。上尝语近臣曰:‘朕君临天下,亦有何事于笔砚,特中心好耳。江东人能小草,累召诘之,殊不知向背也,小草字学难究,飞白笔势罕工,吾亦恐自此废绝矣。盖深虑书法之缺坠而勤以兴之也。始即位之后,募求善书者,许自言于公车。置御书院,首得蜀人王著,以为翰林侍书。时吕文仲为翰林侍读,与著更宿禁中。每岁九月后,夜召侍书、侍读及待诏书艺于小殿,张烛令对御书字,亦以询采外事,常至乙夜而罢。是时禁庭书诏,笔迹丕变,刬五代之芜,而追盛唐之旧法,粲然可观矣。”

这段论述,其中谈到了宋太宗学书之经历,也把北宋初年书坛崇帖的气象描绘了出来。北宋时期出现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关于宋四家“苏黄米蔡”之“蔡”,学术界有“蔡京”说,也有指“蔡襄”说,本文取“蔡襄”说)等一大批文人书家,应与皇帝笃学力行地推动书法教化有很大的关系。

从中国文化史上看,唐朝刻碑文化的盛行对后来宋代刻帖文化的兴起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唐代开国之初,没有印刷术的支撑,书法文化的传承只有依赖于人工抄写和碑拓,曾出现了一批以书写和刻铭为业的群体,如“刀笔吏”“写经手”等,他们制作了数以万计的墓志与碑记。清代末年,一些学者在敦煌石室发现了唐代拓印的《温泉铭》《化度寺塔铭》《柳公权书金刚经》等。这说明唐代的拓印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唐代诗人韦应物在《石鼓歌》中曰:“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其中“濡纸脱

其文”就是最早的拓印方法,即将纸蒙盖在器物上,用精制的墨进行拓印。另外,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亦在《石鼓歌》中说:“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所谓的“纸本”也就是拓本,虽然《石鼓文》的字迹难辨,但其历史价值不可估量,引起当时学者的注意,他们用传拓技术保存了这珍贵古物的拓片。对刻碑铭文的最好保护与传播方式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拓印技术,这种复制经典的技术其实是中国印刷术的发端。

从技术条件和发展程度上来看,在唐代中晚期用于印刷术的缮写与摹刻的技术已不鲜见。后来宋人进一步改良这种技术,可以大量印刷各种典籍。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初有书万余卷……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两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钦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宋代雕版印刷术的普及,说明中国的印刷术正式走向了成熟,其中“描字”“排字”“勒字”和“刷字”是不可缺少的印刷工序。先进的印刷术对书法文化的传播和学术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

清代书家吴德旋在《初月楼论书随笔》中说:“余年三十余始留意书学,即好东坡、思白二家,然苦无入处。学《淳化阁帖》,爱大令、文皇之驰骋自得,而益迷其源。自是泛滥于唐、宋、元、明诸家十有余年,而私心所好仍在东坡、思白。”文中提到其学习书法的心得,在学苏东坡的笔法不得要领时,便沿用古人学习书法的方法,上溯源头,从《淳化阁帖》中汲取营养。这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淳化阁帖》是历代书家极力收藏的法帖。

综上所述,《淳化阁帖》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从客观条件分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捶拓、印花、印章等技术的成熟和雕版技术的完善为法帖的集成公布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二是当时用于印刷的宣纸技术也相当成熟,在材料上也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北宋时期雕版印刷术的成熟,使得《淳化阁帖》刊刻成为现实,也促进了宋代书学经典研究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宋四家书法风格嬗变的推手,因而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宋四家之一的米芾,崇尚晋人法书的意韵,其书作沉研古法,毫端焕发。其《海岳名言》曰:“海岳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世者凡数人,海岳各以其人对,曰:‘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364米芾通过简明扼要的“勒字”“排字”“描字”“画字”和“刷字”等术语,把宋代诸书家的书写状态和创作的特点描写得淋漓尽致。

历代书论对这段文字的评述并不多,而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米芾的“刷字”。大多数书家认为其作书所谓的“刷”的笔法是与前人不同的行笔方法,既是一个用笔的动作,又是一个审美情愫,讲究按笔,抑扬顿挫,兼而有之,使笔锋充满力量感。从现存的墨迹本《蜀素帖》《苕溪诗帖》和《虹县诗卷》来看,米芾下笔迅疾而收笔稳健,墨浓时浑厚端庄,墨淡时淳朴婉美。正如启功颂其书曰:“从来翰墨号如林,几见临池手应心。羡煞襄阳一枝笔,玲珑八面写秋深。”

除学术界对米芾的“刷字”有了一定的解释之外,很少有研习者去揣测“勒字”“排字”“描字”和“画字”的笔法内涵和具体的表现形式。“描”与“勒”,其实是印刷制版工序。“缮写”与“模勒”是指将文字描摹和刻制在石板或木板之上,这促进了唐代雕版印刷技术的产生。钱存训认为:“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使得书籍的产量增加、制作迅速、成本减轻、形式统一、流传广远而留存后世的机会较多。”唐代长庆年间,诗人元稹在为白居易所作的《白氏长庆集》序中提道:“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说明了当时白居易的诗之传播已蔚然成风,除了手抄本之外,还有印刷的版本。

近代著名书法家沈尹默曾说过:“用涩笔写便是勒,用快笔写就是刷,用重笔写便是画,用笔轻便是描。”如果从米芾论书的语境反观当时的历史背景,不难发现这几个词与当时风行的印刷术语有关,米芾正是借用印刷工艺流程中的术语来形容北宋诸多书法名家的用笔。

如何处理书法艺术的个性选择与教育经典的共性认知的关系是一直困扰着历代书家的难题,我们可以从宋代书论中了解到宋四家对书法本质的理解,同时又能理解他们对《淳化阁帖》褒贬不一的态度。

苏轼认为书法是君子之艺,非一般贩夫走卒所能从事,必有学养才能练就,但又是一种最简单、最方便、最纯净的文化体验。苏东坡提出“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认为如果没有学识修养,即使有再深的书学功力,也达不到通神之境界。正如黄庭坚在《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中曰:“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之芊之,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苏轼在其《石苍舒醉墨堂》中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体现了其进入书写的审美境界时,同流天地而齐之于物,追求天真烂漫、自然放逸的风度和通达秀脱的精神。苏轼的理论也阐明了晋韵雅逸的尚意书风与法度森严的尊法书风之抵牾,如苏轼早年书风的代表作《北游帖》,可见其“二王”书学之功。

黄庭坚,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他主“韵胜”,以儒家“游于艺”的修身意象观把感情寄托于笔墨之间,宣泄意志,以驱除胸中抑郁之气,而养其浩然之气,因而其书清劲厚重。但黄庭坚也有平和优雅之作,如其行书《致景道十七使君》尺牍 。何传馨对该书有如下评价:“就书法风格而言,这件本意是要作为士人书家模范的书迹,风格来源有尚韵典范的王羲之行楷书(如《兰亭序》),也有唐代的欧阳询与颜真卿。”

蔡襄善各类书体,其书风典雅又极具法度。其所撰《端明集·卷三十四》载:“《兰亭》模本,秘阁一本,苏翁家一本,粗有法度精神,其余不足观也。石本唯此书至佳,淡墨稍肥,字尤美健可爱,或云出于河北李学究家,今王公和藏也。”据此文推断,蔡襄所提及的“《兰亭》模本”,或可能为翻刻拓印的复制品。如果该《兰亭》是《淳化阁帖》中之《兰亭》,蔡襄临写其中收录的王羲之刻帖,也在情理之中。蔡襄的临古功力深厚,笔法娴熟。相较蔡襄的其他作品,《澄心堂帖》 运笔涩进而流畅。

翁方纲《米海岳年谱》云:“二年丁酉,自叙云:‘余初学颜书,七八岁作字,至大一幅,书简不成。(按此语亦见于《群玉堂米帖》)……五年庚子,手帖云:余年十岁,写碑刻,学周越、苏子美札,自成一家。人谓有李邕笔法,闻而恶之……七年甲子,按温革叔皮跋米帖云:‘米元章元丰中谒东坡于黄冈,承其余论,始专学晋人,其书大进。”米芾《海岳名言》云:“丁道护、欧、虞笔始匀,古法亡矣。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书。”《中华书法史》云:“《宝晋斋帖》,米芾手摹二王以下真迹,刻石于无为军。凡阁帖所有均不收。”上述文献记载清晰地表明了米芾的学书历程,即先从唐楷入,后经苏轼点拨而专尚晋书。米芾之言,尖刻地批评了唐代尊古法的诸名家,弊在字如算子、均匀布局、笔画始终如一的单调刻板,魏晋之法度荡然无存。宋人所倡导的“书入神品”与唐人“尊碑尚法”的观念截然不同。米芾《书史》云“天真出意外”,在他的书论中彰显了当时文人对书法选择之心态,即主张学书要求韵致,阐明自己学书经历是尚意,但并非排斥古法,而是遍临百家法帖之后能自成一格。

宋四家认为从书法作品的真迹中可了解到作者之精神境界及时代风貌。而通过刻帖进行临习书法,难以揣摩古人之笔意。宋代文士普遍以《淳化阁帖》为范本,这确也是造成宋代书法整体格调稍逊于晋唐的重要原因。基于以上观点,宋代名家往往宁可言其书师法古人、师法自然,也不愿意多提及学习《淳化阁帖》的益处,这也许是他们重“道”轻“技”、追求魏晋风度的一种表现。这也导致后世的书家论及《淳化阁帖》时,多指责王著选录书家作品的真伪优劣不辨,而对其为书籍流通和书法文化传播所做出的贡献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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