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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升级还是降级?

丁安华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逐步由投资与出口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的新模式。伴随经济增长的放缓,最终消费(含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速的拉动自2012年以来有所回落(图1),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逐年上升,2018年三季度已达78%(图2)。
从国际间比较而言,如果我们只观察私人消费部分,中国的居民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12年见底回升,2017年提升至39.1%。这一水平与美国(69.6%)、欧元区(53.9%)、日本(56.3%)等发达国家仍有相当差距(图3),反映出中国距离“消费驱动型”(consumptiondriven)的经济增长模式仍有较远的路要走。问题:消费升级还是降级?
近年来,中国主要经济数据的增速持续下滑,其中与消费相关的指标同样增长乏力。人们发现某些“低端”商品销售的增长迅速,而个别标榜低价策略的网络经营平台意外火爆,都为“消费降级”提供佐证。一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简称“社消”)增速下降。数据显示,2018年11月社消同比名义增速为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8%),为15年来的最低,且呈继续下滑趋势。二是以涪陵榨菜为代表的低端消费品销售收入大幅增长及方便面销量收入5年来首次止跌回升现象,推断消费降级。三是以拼多多为代表的网络平台快速“走红”论证消费降级。与此相对应,2018年汽车销量的快速下行,也为消费降级提供证据。
这些现象在引发热议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焦虑感和悲观情绪。国人喜欢听故事,我们的传统文化长于归纳而拙于演绎,在方法论上常常陷入以偏概全的困境。上述三个证据片段都值得推敲。一是社消增速虽然下滑,但依然处于扩张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类消费逐渐增加,但社消的统计口径仅包括实物商品消费及餐饮服務消费,而对于其他服务类消费却并未纳入统计,社消增速下滑便断定消费降级,不能成立。二是涪陵榨菜业绩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商品本身的需求刚性及公司对产品的提价行为,而方便面止跌回升可能源于产品种类和品质的提升。三是近年来我国小城镇的网络信息化程度日益提高,拼多多准确定位了细分市场,满足了人均收入相对较低的小城镇居民对低价商品及便捷购物的需求,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消费升级的表现。
消费增长的确是一个关于经济转型的重要问题,有进一步讨论之必要。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居民消费无疑是重中之重。因此,判断居民消费到底是“升级”还是“降级”,关乎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前景。


基于消费者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
消费升级还是降级,问题很重要,需要得到回答。但片段的证据不足以反映问题的全貌,首先要找到正确的方法和分析框架。以经济学语言来讲,“消费升级”的实质是效用水平的提升。预算约束下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问题是微观经济学消费者选择理论(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研究的主题,即面临预算约束的消费者如何选择最优的商品组合以获取最大的满足感(图4)。
我们回顾一下消费者选择理论的相关结论。假设消费者的商品篮子中仅有两种正常商品:苹果(A)和橙子(O)。消费者将选择其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约束线相切的消费组合以最大化其效用。其中,预算约束线表征既定价格和预算下消费者可以购买的商品组合;无差异曲线则表征消费者的偏好,线上所有商品组合均给予消费者相同的效用水平。一般情形下,无差异曲线是一条斜率为负的曲线:既定价格水平下,消费者为了获取同样的满足感,在增加一种商品消费的同时必须减少另一种商品的消费;同时,更高/右上方的无差异曲线总是代表更高的效用水平/满足感,因为对较低的无差异曲线上的任一点,总可以在更高的无差异曲线上找到包含更高效用水平/满足感的商品组合。
在上述模型下,“消费升级”表现为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约束线的切点向右上方移动。切点的变化或者来自于预算约束线的变化,或者来自于无差异曲线的变化。其中,预算约束线的移动主要来源于收入、价格或是财富的改变,而无差异曲线形态的改变则主要来源于消费者偏好的改变。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分析消费升级的四个维度:收入、财富、替代和偏好(图5)。
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收入的增加将推动消费者用以消费的预算上升,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永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指出,即期的消费支出不仅仅取决于消费者的即期收入,还取决于预期的未来收入:消费者若知道收入的上升是暂时的,很可能不会大幅增加当期的消费支出。用模型表示,假设价格不变,不论是即期收入还是预期收入的上升,都将使得预算约束线向右平移,推动“消费升级”。
财富效应(Wealth Effect)。消費者的预算约束不仅取决于其即期收入和预期收入,还取决于消费者的财富变化。而“财富效应”则进一步取决于居民资产负债关系,也就是杠杆水平。简而言之,财富增值有利于“消费升级”,但若居民杠杆水平过高、上升过快则可能制约“消费升级”。席勒(Robert Shiller)等人通过研究美国的历史数据发现,房地产市场对消费有着显著的财富效应,房价上升将刺激消费增长,房价下跌则使消费显著下降。2001-2005年的美国房价上涨提振了同期居民消费约4.3个百分点,而2005-2009年的美国房价下跌使得同期居民消费下跌了3.5个百分点。席勒的研究同时发现,美国股市对于美国消费的财富效应则并不显著。
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商品价格或“性价比”的改变对应消费者选择理论中的“替代效应”。商品价格下降意味着在同样的预算下消费者可以购买更多同等品质的商品,从而实现“消费升级”。商品价格的下降首先与科技进步息息相关;其次,商品“性价比”提升也与市场竞争密切相关。市场竞争无疑将对厂商降低成本和创新形成激励,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进而提升消费者商品组合的“性价比”。
偏好改变(Preference Shift)。由于效用是消费者的主观感受,因此,消费升级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自身的偏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演进,消费者的偏好也会发生相应改变,对应到消费者选择理论,就表现为无差异曲线形态的改变。根据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需求总体可以按照由低到高划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总体来看,低级阶段的需求主要集中在物质消费领域,而中高级阶段的需求则通常集中于精神层面(主要体现为服务消费),人们往往是在满足了低层次需求的前提下,才进一步向更高层次跃进,由此逐步实现需求的升级。理解中国居民消费的总体趋势收入效应:可支配收入与预期收入增长支撑消费升级
从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同比增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除个别年份增速出现负增长以外,绝大部分时期都维持了较高的增速,而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同比增速也维持在较高水平,两者呈现出较强的相关性(图6)。这可以理解为私人消费的增长,与未来居民收入的增长相关。虽然中国经济增速有进一步下行的压力,但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仍处于较高水平,未来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也将继续对消费形成支撑。财富效应:资产价格与杠杆水平对居民消费产生结构化影响
从资产端看,自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对拥有住房的居民而言,房价的上涨可以增加财富,继而通过资产抵押变现等方式增加其消费支出。而对于没有住房的居民而言,房价的上涨会带动房租的上涨,不仅增加了居住消费支出,而且还会挤压其他领域的消费。近年来,随着房价的快速上涨,居民在居住方面的边际消费支出占比明显升高,2017年这一占比达到了32.9%,对其他领域的消费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图7)。国内也有研究认为,股市价格波动在不同经济转型阶段下呈现差异化的财富效应。

从负债端看,居民的债务水平(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也是居民消费的重要决定因素。如前所述,居民资产的财富效应很大程度上受到居民杠杆水平的影响。若购房首付款和按揭款对居民产生较大压力,将对居民消费形成挤出。此外,随着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及金融工具的广泛应用,居民可以通过背负一定债务来提高当前的可支配资金,继而实现提高当前消费能力的目的,例如信用卡、消费贷等业务在国内的广泛开展,就使得居民可以更主动地实现跨期消费安排,从而实现当期效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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