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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

除上海、北京之外,革命的种子也在中国其他重要城市播撒。长沙、武汉、广州、济南先后在上海、北京早期党组织的号召下开始建立自己的早期党组织。一批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办学校、建社团和办各种报刊的方式,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留学海外的进步青年也渴望拥有一个为共同信仰而奋斗的组织,在他们的努力下,旅法、旅日早期党组织也建立起来。

责任编辑/陈毓婧

三湘大地燃赤焰

辛亥革命后,新文化、新思潮以不可抵挡之势打开了洞庭湖的闸门,湖南的爱国志士们无比急切地开始寻求救国、救民、救湖南的道路。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发行《湘江评论》,创办文化书社,创立俄罗斯研究会,研究新思潮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各方努力下,1920年初冬,中国共产党的长沙早期党组织以新民学会为基础悄然而生。

“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新民学会在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

近代湖南与中国其他各地一样曾掀起过一股实业救国的热潮,并逐渐发展起了以商办形式为主的近代企工业。在这个过程中,湖南的工人阶级队伍也不断壮大,1905至1921年,长沙的产业工人已有17万之多。

长沙工人阶级因深受压迫,从一开始便奋斗在与反动势力斗争的第一线。1911年5月,长沙、株洲粤汉铁路工人参加了爱国保路运动,参加者逾万人。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湖南工人的自发斗争掀起了高潮,大规模的罢工近20余次。这个时期的工人罢工尽管此起彼伏、轰轰烈烈,但斗争目标局限于争取经济权利,还只是自发的斗争,加上缺乏正确的领导,因而大多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些斗争已经初步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与此同时,国内形势纷乱复杂,湖南的爱国志士们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们急切地开始寻求救国、救民、救湖南的道路。1914年,教育家方维夏等人主办了宏文图书社,翻译西方著作,传播西方文化,主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试图“破思想界之沉寂”,挽救民族危亡。次年9月,报人龙兼公等人又创办了湖南《大公报》,猛烈抨击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但是这股新风却遭到了长沙守旧保守势力的封堵,他们主张复兴旧道德以救治社会,企图以封建旧文化、旧思想来对抗新文化、新思潮。

尽管守旧势力千般阻挠,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思想还是破洞庭大门而入了,作家易白沙率先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而在湖南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先进知识分子中,教育家杨昌济站在了最前列。在湖南一师任教时,杨昌济常向学生们推介《新青年》,在他的引导下,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等人都成了《新青年》的热心读者。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经常一起游历求学、讨论时事,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就是这些场景的生动再现:“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在这个过程中,年轻后生们逐渐产生“组织一个秘密团体以共同奋斗”的想法。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应时而生,会员包括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萧三、陈绍休、邹蕴真、张昆弟、陈书农、邹彝鼎、叶兆桢、周明谛、罗章龙共13人。经过热烈的讨论,结合当时的实际,确定了学会的宗旨:“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关于学会的名称,决议定名为“新民学会”,取“大学之道在新民”中新民二字,“新民”还含有反旧制、主革新、为人民的意思。

新民学会在成立之初便有着较为明确的宗旨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是一个认真、严肃、健康向上的青年团体。学会内部充满了朝气,会员们求知识、求发展的热情十分饱满。毛泽东、蔡和森等深受杨昌济中西文化观的影响,这使得他们带领下的新民学会从一开始就具有开阔的视野,时刻关注世界形势。到1920年,新民学会已发展了近百名会员,并逐步发展成一个战斗的革命团体。

根据李维汉回忆:“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新民学会在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為湖南地区的建党建团工作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一部分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留法勤工俭学的革命活动和建党建团的准备工作中,也部分地起着骨干作用。”

《湘江评论》在长沙学生运动史和长沙新文化运动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五四运动后,湖南的思想界进一步焕发出活力。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担任主编。创刊第一期,《湘江评论》就赫然亮出了自己的宗旨,即“宣传最新思潮”,并以坚定的革命姿态,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湘江评论》成绩显著,它不仅受到了广大学生的欢迎,也受到了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高度评价。《湘江评论》对湖南乃至华南地区的学生运动都有较大影响,在长沙学生运动史和长沙新文化运动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湘江评论》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后,毛泽东又从第7期接手主编《新湖南》,这一刊物基本上继承了《湘江评论》的衣钵,面貌为之一新,继续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毫不留情地口诛笔伐,宣扬新思想、新文化。无奈受张敬尧打压,出刊12期后,《新湖南》同样被扼杀了。

《湘江评论》《新湖南》虽然存在的时间短暂,但它们对于新思潮、新文化在湖南的传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湖南青年们的思想觉悟,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打开了局面。湖南的志士们逐渐意识到,单个报刊要想承担起传播新文化、新思潮,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确实举步维艰,难成气候。于是开始探求新的传播渠道,文化书社很快应运而生。

1920年7月,毛泽东、易礼容、彭璜、易培基、姜济寰、赵运文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长沙文化书社,推销中外各种新书杂志。30日,毛泽东发表《发起文化书社》一文指出:“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

文化书社是新民学会革命精神的继续,也是《湘江评论》革命精神的继续。文化书社的创办和稳步发展,对湖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文化书社创办不久,毛泽东等人又创办了俄罗斯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不仅推动了湖南先进知识分子对于俄国的研究和关注,也促进了留俄勤工俭学运动,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培养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干部。

经过这一系列洗礼,越来越多的湖南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在这一时期,湖南还有两件大事值得关注。一是五四运动后期,在长沙等地爆发的抵制日货运动;二是湖南民众不满张敬尧的残暴统治,于1919至1920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这两次运动壮大了长沙和全省的革命力量,对全国的民主运动和革命形势也起到了鼓舞作用。

1919年,新民学会的重要成员蔡和森赴法留学。在法国,蔡和森一边积极翻译法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一边发展留法进步青年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在他的影响下,李富春、李维汉、李立三、蔡畅、向警予等人逐渐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后来都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

同时,通过大量的研究和学习,蔡和森萌生了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想法。1920年,蔡和森前后几次写信与毛泽东探讨、磋商建党问题。7月,在法国蒙达尼会议上,蔡和森率先提议“组织共产党”,会议一结束,他就急切地写信向国内的毛泽东传达出了这个想法。

8月,蔡和森又给毛泽东写信,他认为现在世界革命运动的大趋势是无产阶级革命,党(社会党或共产党)、工团、合作社、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四大利器。“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它,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情形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

到9月中旬,蔡和森的建党思想愈发强烈了,他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给毛泽东又写了一封信,信中再一次提到建党的问题,“必须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共产党”。

而当时毛泽东通过与李大钊、陈独秀的多次交谈,以及接触多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得出了与蔡和森一致的看法。经过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毛泽东已经对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工读主义等统统失望了,认为只有步俄罗斯的后尘,中国才有希望。毛泽东对蔡和森的建议,表示“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他说:“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目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同时,向蔡和森介绍说,陈独秀已在国内开始建党活动。

1920年8月,上海早期党组织建立之后,陈独秀便致信毛泽东,明确请他在长沙建立与上海同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先后寄来共产党组织创办的《共产党》月刊和上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等。

1920年冬天,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的先进知识分子中秘密诞生了。它的成立既有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心血,又有来自陈独秀的指导,还有新民学会的思想准备和人才准备,其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萧铮、陈子博、夏曦、彭平之等。

在湖南,军阀统治非常残暴,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得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必须采取极甚隐蔽的方式,利用群众团体或以个人名义开展各项活动。毛泽东还向湖南《大公报》大力推荐了《布尔什维克史》《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等重要文稿,使湖南《大公報》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长沙共产党组织成立后,还开始积极筹办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彭璜等人草拟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后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使湖南自修大学顺利开办,并使之成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他们还积极开展工人运动,毛泽东等人帮助湖南劳工会举办了两所工人夜校、一所平民阅览室,还设立了女子职业学校,举办了工人读书会、星期讲学会,创办了《劳工》月刊。通过这些活动,长沙各界工人的觉悟得到了提高。

1920年10月,毛泽东等人开始在长沙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首批入团的有刘少奇、彭平之、张文亮等人。毛泽东曾多次叮嘱张文亮:“青年团此时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宜急进。”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入团者有16人,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前夕,入团者达到39人。

就这样,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开拓下,在中共一大召开前,湖南已经有了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湘江两岸的革命火焰,已经越烧越旺了。

长沙早期党组织的三大干将

在长沙早期党组织诞生的过程中,起到最关键作用的当数毛泽东。早在1911年,毛泽东就曾弃笔从戎加入新军以支持辛亥革命。在新军中,他十分关注政治时事和社会问题,除吃饭的钱以外,毛泽东把剩下来的饷银都用来订报纸。后来,革命失败,毛泽东非常失望,他又回到学校学习。1913至1918年,毛泽东在一师就读期间,热烈拥护新文化运动,赞扬个性解放,主张“改造国民性”。他为新思想所吸引,把李大钊写下的《青春》《今》《新的,旧的》等文中的重要观点和佳句抄在本子上,反复诵读。

必须指出,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思想还是比较混乱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想在他的意识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唯一确定的是,他是坚决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当然,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并最终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北京、上海两个城市,李大钊、陈独秀两个人物对他影响深刻重大。

1918年8月15日,为了联系赴法勤工俭学工作,毛泽东首次到北京。抵达北京后,这个身无分文的青年找到了以前的老师,如今已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请他帮忙介绍工作。毛泽东是杨昌济在一师的得意门生,杨昌济十分欣赏毛泽东的才识,便把他介绍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于是,李大钊让毛泽东担任了图书馆的助理员。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不仅有机会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还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在新闻学会里,毛泽东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如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这些人日后在中国的革命事业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博览群书,使他的思想进一步接受着各类思潮的涤荡。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驱张请愿团再次来到北京。此时的他,还是平民通讯社的社长。毛泽东当时住在福佑寺里一间狭窄的房间里,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他白天四处奔波、集会请愿,晚上多半时间都守在油印机旁写稿件再油印出来。即便如此之忙,毛泽东还是要抽空阅读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报刊,如饥似渴。其中有三本书给了他特别深刻的影响,使他开始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就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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