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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航

1921年7月31日,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中共一大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选出了中央领导机构,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除了中共一大会场遭到帝国主义的暗探和巡捕的搜查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但从这时起,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它将划破黑幕笼罩的天空,带来光辉灿烂的黎明。

责任编辑/王文彩

博文女校的9个临时宴客

1921年6月,各地选出了代表共13人,或坐轮船,或乘火车,风尘仆仆于7月下旬齐聚上海,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而当时推动建党的“南陈北李”——陈独秀和李大钊,一个在广东办教育筹款,一个在北京领导八校教职员索薪,均无法脱身赴上海参加这次会议。

马林成了各国警方密切关注的目标

继上海、北京先后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后,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并立刻开始了活动。这批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苏俄的帮助下,在和国内的无政府主义等其他政治派别争论的过程中,对建党问题进行了讨论,也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更加明确,他们结合自身的革命实践和中国国情,明白了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党才最适合中国的国情,才能最终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这些基本的建党原则确立之后,陈独秀就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各种方式在全国各地开展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这也表明在中国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俄國共产党为榜样的中国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

不仅中国的进步人士心系着全国性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事宜,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在关注着东方大地的革命形势。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踏上了中国的国土——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帮助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

由于马林具备在东南亚的革命斗争经验,非常适合被派往中国开展这项工作。列宁便向共产国际推荐派马林来中国,他在推荐书上写道:“斯内夫利特(即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去中国,他的任务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同时,责成他与中国、日本、朝鲜、东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建立联系,并报告它们的社会政治情况。”

这样一名革命者,自然不会让仇视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本主义列强放松警惕。据已经披露的档案表明,早在1920年12月,荷兰政府和英国政府均已密切关注马林的行踪,并已“提请中国政府注意”。英国当局还在科伦坡、槟榔屿、新加坡、香港等港口,对马林进行了严密监视。荷兰大使馆发密电通知荷兰驻上海领事馆,甚至还通知了荷属东印度。日本政府也收到了日本驻奥地利大使的密电。

虽然马林成了各国警方密切关注的目标,但万幸的是,当时中国政府对荷兰驻华公使的这一提醒并未重视,否则马林进入中国也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1921年6月3日,马林乘坐轮船驶抵上海港口,刚刚踏上上海的码头,他就被密探的眼睛紧紧地盯上了。此时的马林,年近40岁,身材高大,连鬓胡子,衣着随便,戴一副金丝边框近视眼镜。他到上海后化名为安德莱森,在与中国人交往时,用了一个中国化名倪公卿。

马林来到上海后,住在南京路东方大旅社。10天后,他又住进了上海麦根路32号一家公寓里。9月底,马林为躲避密探的监视,又到了汇山路(今上海霍山路)俄国人里亚赞诺夫家居住,一直住到12月10日。这期间,马林与1921年1月来华工作的弗兰姆堡(由工会国际联合会驻赤塔远东书记处派遣,主要是联络和指导中国的工人运动)建立了联系,并了解到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

另一名共产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出接替共产国际之前派出的代表维经斯基在华工作的,他几乎与马林同时到达上海。

马林来华后,通过弗兰姆堡的牵线,与尼克尔斯基取得了联系。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中写道:

据莫斯科给我的通知,1920年8月到1921年11月间,已在伊尔库茨克建立远东书记处。这个书记处负责在日本、朝鲜和中国进行宣传工作。维经斯基曾在上海工作过,1921年6月书记处又派出尼克尔斯基接替其工作。当我同期到达那里时,便立即取得了同该同志的联系。在那里他同我一直共同工作到1921年12月初,几乎每天我们都要会面。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所代表的机构不同,身负的使命也不同。马林在回忆自己的文章中曾提到,他在中国的任务是:“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研究工作。”马林说:“和尼克尔斯基同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来不独自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

尼克尔斯基作为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派出的代表,他的使命很明确,就是代替此前的维经斯基出席并指导即将召开的中共成立大会。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联系上之后,几乎每天都聚在一起,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而努力工作着。

代表名额按地区分配,每个地区不因党员人数多寡,均派两名代表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很快与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了联系。李达和李汉俊都能讲英语,李汉俊还会讲德语,可以和马林很好地沟通交谈。尼克尔斯基因为母语是俄语,稍会英语,因此很少发言。

通过多次约谈,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了解到中国先进分子筹建共产党的具体情况,判断中国成立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便提出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李达后来回忆:“六月初,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7月1日开幕。”

李达和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旅法、旅日留学生中的组织或者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通知他们派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按地区分配,每个地区不因党员人数多寡,均派两名代表。

同时,考虑到各地代表来上海路途遥远,经费困难,便从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位代表寄出100元当作路费。

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信后,都积极响应上海党组织的建议,选派出各自的代表。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开会的通知后,因路途遥远,来不及派代表回国参加。

由于当时党处于秘密状态,初创时期又缺乏统一的规章和严格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再加上各地区的政治环境不同,活动特点也不一样,所以各地确定和产生代表的方式也不一样,各地代表到达上海的时间也先后不一。

北京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是张国焘和刘仁静。在接到上海发起组的通知后,北京党组织马上召开会议,讨论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人选问题。刘仁静后来回忆了代表产生的经过:“1921年暑假,我们几个北京大学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是否征求过李大钊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大钊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

据张国焘回忆,李大钊当时公务繁忙,无法前往上海出席会议。张国焘作为北京共产党组织的代表,要参与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因此在代表产生后,他便立即动身赴上海,也是第一个到达上海的,当时他只有24岁,来沪的时间估计在1927年6月下旬。

张国焘一到达上海,便直奔环龙路渔阳里2号,拜访了李达、李汉俊。张国焘这样形容李达:“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辞,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对李汉俊的描绘是:“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地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但态度温和,喜怒不形于色。他热诚地欢迎我的先期到达,认为很多事在通信中说不清楚,现在可以当面商讨。”

刘仁静在6月底才动身,他与邓中夏、黄日葵同行,从北京乘车南下,于7月2日到达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南京年会。随后,刘仁静离开南京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他到上海时已是7月7日左右。

武汉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据中共一大广州代表包惠僧回忆,董必武、陈潭秋到达上海的时间,和他相差无几。由此可以判断,董必武、陈潭秋到达上海的时间是7月20日左右。

长沙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毛泽东后来在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曾提及:“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即何叔衡)。”

当时从长沙到上海的交通不便利,只能从长沙乘船先到武汉,然后再换船从武汉到上海。他们于1921年6月29日晚从长沙乘船北上,途中需要5天左右的时间,7月4日以后才到上海。

济南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是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由北京赴上海的途中,过济南时下车停留了一天。王尽美“约集了几位党内同志,和张国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详谈了一次,主要就建党问题交换意见”。张国焘离开后不久,王尽美、邓恩铭也乘火车南下,大约在6月下旬到达上海。

广州共产党组织在接到上海的通知后,便在党员谭植棠家中召开会议,推选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包惠僧和陈公博当选。随后,陈公博带着妻子李励庄赶赴上海,包惠僧没有同他一起启程,于7月14日偕妻子从广州出发,经由香港转赴上海,大约在7月22日,到达上海。包惠僧是最后一个到达上海的代表。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也向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党员发出了信函。当时留日学生中的中共党员有在东京的施存统,在鹿儿岛的周佛海。当时,施存统功课紧张,便推荐周佛海回国出席中共一大。周佛海已离家时间较久,也想回家一趟,便同意了施存统的建议。他等到学校放了暑假,便动身回国。由于路途较远,他到达上海已是7月下旬。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是李达和李汉俊,自陈独秀去广州后,上海小组的书记原是由李汉俊代理,后改由李达代理。上海是会议所在地,李达和李汉俊两人就承担了代表大会的联络、筹备和会务方面的工作。

陈独秀和李大钊未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两人就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进行了商讨。李大钊本应作为北京代表到上海參加中共一大,但他当时正在北京领导八校教职员索薪,实在无法脱身,所以未能出席中共一大。而另一位中共建党史上的重要人物——陈独秀,也因为在广东办教育筹款,未能出席中共一大。

代表们的起居安排也不同。陈公博和妻子住在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社,其他代表大多数住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内。博文女校是一幢青红砖相间的两层楼房,开办于1917年,校长是黄绍兰。

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承担着为外地代表安排住处的任务。当时,她参加了上海女界联合会,担任《妇女声》的编辑,与黄绍兰很熟识。博文女校当时已放暑假,有空教室。当王会悟找到黄绍兰,以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的名义,要借教室开个“学术讨论会”,黄绍兰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博文女校内环境清静,陈设简单,有的房间只有简易的木板床,有的房间只在地上铺了凉席。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邓恩铭、王尽美等代表抵沪后,就住在这里。

陈潭秋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曾写道:“1921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9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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