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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变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对中国阶级关系和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积极投入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在组织发展、理论宣传、工人运动以及农民、青年、妇女运动等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责任编辑/黄梦怡

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为全国工人运动唯一的领导机构

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决议第一句话就说:“我党主要的目的,在组织各种产业工会。”同时强调,要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建议,成立一个公开的中央机构,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中共中央接受了马林的建议。

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北成都路口19号正式成立,张国焘担任主任,李启汉任秘书。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开始时设在上海,随即各地也建立了分部。北方分部负责人是邓中夏和罗章龙,武汉分部负责人是包惠僧,湖南分部负责人是毛泽东,广东分部负责人是谭平山,山东分部负责人是王尽美。

创办工人刊物和工人补习学校,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要工作之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发行了机关报——《劳动周刊》,张国焘任编辑主任,李启汉、包惠僧等任编辑。北京分部也发行《工人周刊》,每期发行2000份,大部分销行北方铁路工人。山东分部的机关报为《山东劳动周刊》。湖南劳工会也创办了《劳工》和《劳动周刊》。

几个月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邓中夏,领导长辛店的铁路工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使工人运动掀起了高潮。

1922年4月9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在上坡店召开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简章》,规定:工人俱乐部的基层组织为小组。十个工人组成一个小组。小组选出个当头的,叫十人干事。每个工场选出个当头的,叫场干事。工人俱乐部的领导机构是委员会,领头人叫委员长。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是现代产业工会的雏形,成为北方工人运动的摇篮。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其所属北京、武汉、湖南、山东、广东分部建立以后,纷纷深入到各地铁路、矿山、工厂开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组织,领导工人开展罢工斗争。为了交流各地工人运动开展的经验,确定进一步开展工人运动的方针,“起初不过由广州、上海、北方十余个工会,感受世界潮流,都觉得有全国联络之必要,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要求發函召集全国劳动大会”。

4月10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出《关于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各地工会大为欢欣,竞相派代表来参加会议。北京、天津、唐山、长辛店、山东、武汉、长沙、江西、南京、上海、广州各处派代表约160余人,代表工人30余万人。这个劳动大会,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是破天荒的。

1922年5月1日至6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参会的代表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还有无政府主义者、招牌工会和劳资合作团体的代表,可以说是成分非常复杂,大会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张国焘主持。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党从事工人运动的合法的公开的总机关。大会通过的《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事实上公认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运动唯一的领导机构。大会结束后,党中央决定,邓中夏接替张国焘,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

1922年,直系军阀控制了北洋政府,为粉饰专制统治,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宣布重开国会,酝酿制定宪法。邓中夏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在全国发起劳动立法运动,争取劳动者应有的权利。

1922年8月,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改称总部。“书记部迁往北京,为的是在当时罢工高潮中,北方铁路(工人)做了骨干,迁往便于就近指挥。”

同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全国工会发出《关于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的通告》,要求各地工会开会讨论劳动立法问题。全国各地的工会热烈回应,唐山、长辛店、长沙等地的工人,组织了“劳动立法大同盟”,举行示威游行,通电国会,要求国会采纳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的《劳动法案大纲》。

尽管吴佩孚通电表示保护劳工,一些国会议员也表示同情劳动立法运动,但他们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粉饰专制统治和进行政治投机。他们根本就无意制宪,书记部所提出的劳动法案当然也就不可能通过了。

尽管如此,劳动立法运动仍然有着重大的意义,经过广泛的宣传,《劳动法案大纲》所列的19项条款深入了工人群众的心中,实际上变成了罢工高潮中的斗争纲领。这个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同北洋军阀政府进行合法斗争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70年来,赫赫奕奕的大英帝国主义终于在中国海员的威力下屈服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影响和推动下,中国工人阶级掀起了第一个罢工高潮,从1922年1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23年2月。

1922年1月,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拉开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序幕。香港,海岸线约为34公里,是个水深、不冻、可停泊巨轮的良港,地处交通要冲,是远东的转运中心。鸦片战争以后,被英国侵略者霸占为殖民地。英国殖民者利用香港的地理条件和特点,大力发展船舶修造业和航运业,第一代中国海员在香港诞生。

香港海员长期遭受中外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工资微薄,生活艰苦。鉴于这种情况,1921年3月6日,陈炳生、苏兆征、林伟民等人在香港成立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当时的苏兆征、林伟民已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苏兆征还于中共八七会议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为了维护中国海员的正当权益,反抗中外资本家对海员的残酷压迫和剥削,9月,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代表全港海员,向香港轮船公司提出三条要求:增加工资;工会有权介绍海员就业;签订雇工合同时,工会有权派代表参加。为此,海员工会还成立了“增加工资维持团”“宣传队”“防护破坏罢工队”等组织机构。

然而,香港轮船公司根本不理睬这些要求,在收到工会如不答应要求就罢工的最后通牒后,仍然是一副傲慢的态度。

1922年1月12日下午5时,香港海员大罢工开始。苏兆征带领着“泽生号”轮船首先发难。很快,其他轮船的海员也相继行动起来。据《新闻报》报道:“此次香港海员罢工,凡用华人为船员之船,除某某一艘外,余皆在内……船上大小华员,自领港以至装炭之人,均停工离船。”

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还没遇到过如此大规模的罢工,因而惊慌万分,立即采取各种办法来破坏罢工。当天晚上,华民政务司官员赶到海员工会,恐吓说:“本港政府是不允许这种罢工行动的。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交本大人替你们斟酌办理。你们罢工,不怕饿肚子吗?”

苏兆征挺身而出,针锋相对地答道:“我们提条件已经三次了,而且都通知了政府,政府为何早不出来说话?现在我们已经罢工了,要复工,除非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饿不饿肚子,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政府不必担心。”这番话深得海员们的赞同,海员们热烈鼓掌,掌声如雷。

2月1日,港英当局以“危及本港之治安与秩序”为名,宣布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为“不法会社”,派出军警,查封了海员工会,逮捕了工会办事人员,抢走了工会的文件、账簿,摘去了工会的招牌。

这些行径,非但没有吓倒工人们,反而激起各界人士对海员的同情。

2月中旬,香港各工会派出代表,前来和苏兆征、林伟民商讨,发动全港工人大罢工,以示支援。当局了解到这个情况,决定改变策略,派人调停。

但没过多久,调停也彻底失败。一计不成,港英当局又生一策,派人到上海等地募工,企图以此来破坏罢工斗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接到香港海员工会的通电后,立即发动工人抵制募工活动。

被招募的工人,绝大部分都是失业工人。他们听说是去香港接替罢工海员工作的,就不大愿意去。招募来的新海员,到了汕头时,被汕头罢工办事处说服回去了一大半。结果,到达香港的上海工人不足300人。港英当局的这一诡计又被挫败了。

香港海员罢工得到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各地工会组织的大力声援。2月18日,香港各行业工人实行总同盟罢工,支援海员的罢工。到3月初,罢工人数超过10万。

为了同港英当局斗争到底,苏兆征、林伟民组织罢工工人回广州。3月4日,港英军警在沙田悍然向赤手空拳的工人开枪,阻拦罢工工人离港,当场打死4人,打伤数百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沙田惨案。

惨案更加激起了工人们的斗争决心,全港总同盟罢工继续发展,致使香港航运瘫痪、交通中断、生产停顿、生活用品来源断绝,完全变成了“死港”“臭港”,“弄得财主佬家里,饭没有人烧,火炉没有人发,小孩啼哭没有人理,全市关门闭户,秩序大乱,全港居民都感觉香港已危在旦夕”。

港英当局最终黔驴技穷,不得不答应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提出的恢复工会原状、送还工会牌子等条件作为基础,谈判复工问题。

3月5日,双方达成复工协议。6日,港英当局发表《特别公报》,宣布取消查封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命令,答应当日派人送还工会牌子,挂回原处。8日,协议正式签字。

罢工胜利了!这次罢工是与帝国主义者的第一次直接交锋,有力地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写道:“70年来,赫赫奕奕的大英帝国主义终于在中国海员的威力下屈服了。”

安源路矿大罢工“实是幼稚的中国劳工解放运动中最有成绩的一件”

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矿山工人的斗争,是从安源开始的。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安源的株萍铁路的合称。安源路矿的兴衰,对当时全国特别是湘鄂赣三省及长江中下游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有很大的影响。

安源路矿当时有1.7万工人,长年累月受到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封建把头的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煤矿设备很差,经常发生严重事故。工人们工资极低,还经常遭到矿长和工头的任意殴打和辱骂,煤矿简直是一个人间地狱。

1921年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来到安源了解情况,为展辟工人运动做准备。毛泽东在安源调查了一个星期,他认为,安源工人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回到长沙后,他就向湖南劳工会领导人黄爱提出,希望劳工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一起,派人去安源开展工人运动。

1921年11月,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了解情况,这一次他带来了湖南劳工会的交际部干事张理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员宋友生,还有李立三。

张理全陪同毛泽东、李立三、宋友生來到修理厂,与进步的青年工人谈心。毛泽东说:“你们整天干活,做牛做马,一年到头,吃不饱,穿不暖。资本家不劳动,穿的却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高楼大厦,这是什么道理?”

工人回答:“命里注定的。”

毛泽东摇摇头,语重心长地对工人说:“不对。工人不是生来就穷的,资本家是靠剥削你们的血汗钱发财的,你们是被资本家剥削而受苦的。工人不是天生的奴隶,而是天下的主人。我们要挺起腰杆,结成一团,开展斗争,才能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那怎么结成一团呢?”工人问。毛泽东拿起桌上的一根筷子,轻轻折断了。他又拿起一把筷子,怎么折都折不断。工人们看到这里,明白了团结的力量。

毛泽东一行四人,在安源住了三天。白天,他们去矿区了解情况,晚上就和工人谈心。回到长沙后,经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讨论决定,再派李立三去安源开展工人运动。

动身之前,毛泽东对李立三说:“在安源工作,首先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争取公开活动,以便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广大群众的核心。”

李立三问道:“有哪些合法的形式可以利用?”毛泽东想了想回答:“办平民教育。”

李立三到安源的时候,时年22岁,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对工人运动有火一样的热情。他一到安源,就以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教员的身份公开活动。不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派蒋先云来安源,协助李立三办学。

很快,工人夜校办了起来,开设了国文、算术两门课。课本是李立三、蒋先云等自己编的,内容都是工人身边的事,通俗易懂。很快,学员越来越多,夜校就改名为工人补习学校。工人补习学校除了讲授原有课程,也会向工人传授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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