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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眼里的五四运动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距今已过百年,当年的亲历者已大多不在人世。但他们中许多人都在文章、书信和日记中记下了对那场运动的观察、评价和思考,那些余温尚存的鲜活记忆为后人了解“五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和途径。

罗家伦披露运动时间细节

罗家伦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于1917年考入北大文科,与傅斯年等一起出版《新潮》月刊,倡导新文化运动,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五四”期间,罗家伦亲笔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1919年5月2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称呼。

1931年8月26日,罗家伦向助手马星野回忆了“五四”期间北京大学及学生运动的情形,几十年后,这段回忆才在台湾《传记文学》公开发表。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内容非常全面,记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五四”内幕,其中一个细节是关于五四运动时间的。

据罗家伦介绍,他们原准备于1919年5月7日率领群众在天安门外举行游行示威,因为这一天是国耻纪念日(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下达最后通牒,要求中国不加修改地接受“二十一条”中有关福建问题的要求),这样做可以减轻学校当局的责任,对北大和蔡元培校长都会有所保护。但5月3日晚,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召开的全体学生代表大会改变了这一计划。该会议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联合各校发动游行,表达诉求。罗家伦当时还埋怨北大学生领袖许德珩,原来定好5月7日起事,现在改了期,不是要把北大断送了吗?可决定了的事是不能更改的,于是罗家伦也在决议上签了字,并派代表连夜到各校接洽,约定第二天下午1时在天安门集合。据罗家伦回忆:

当夜十一点钟的时候,各代表在北大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当场举出了三个总代表,一个是我,一个是江绍原,一个是张廷济,并且当时推我写了一个五四运动宣言,由狄君武送到北京大学印刷所去印了五万份,第二天的早上,我们还预备了一个英文的备忘录,送给各国使馆。到下午一点钟,大家便齐集在天安门了。我们三个所谓总代表,因为预备各种文件,一直到一点十分才到天安门。

许德珩笔下的牢狱生活

北大学子许德珩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也是火烧赵家楼后被警察逮捕的32人之一。多年以后,许德珩写了一篇《回忆五四运动》的文章,详细记述了他和同学们被逮捕又被释放的前前后后。

游行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后,警察总监吴炳湘带人赶到,学生们一哄而散,只有少数还没来得及走的学生被警察抓回了户部街步军统领衙门。许德珩在文中写道:“我和易克嶷(北大学生)被捕后,他们故意侮辱我们,把我们两人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拉进步军统领衙门。记得在板车上,易克嶷还在说:‘20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这时已经是傍晚6时了,陆续到监狱来的有各校学生31人,市民1人,共32人。”另有一种说法是这32人都是学生。

被捕的学生被囚禁在一间拥挤肮脏的牢房里,里面只有一个大炕,摆着两个尿桶,臭气熏天。每隔半小时,看守便命令学生抬一下头或翻一下身,以证明还活着。看守给每人发一个大窝头充饥,在屋里放一桶开水。每天中午放风一次,学生们只能利用这个时间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上上厕所。

据许德珩回忆,看守们对他们这些读书人很尊敬,也很同情,有时还告诉他们外面的情况。只有那个看守长每天都要训话,说些服从长官、不许扰乱社会秩序的老生常谈,学生们听得不耐烦,便编了一段顺口溜讽刺他:“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牢头来训话。”

5月7日中午,许德珩等32人被全部释放。北大全体学生在红楼北面的广场上列队等候,还借了三辆小汽车去迎接,蔡元培也来到现场。广场上摆着五张方桌,被捕的北大同学站在方桌上和师生见面,蔡元培讲了些安慰勉励的话,同学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梁实秋回忆中的清华师生

著名文学家梁实秋当时正在清华读中等科四年级(相当于现在的高一),是学生中年龄比较小的,但也随高年级的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

清华因地处郊外,消息相对闭塞,对于5月4日的游行活动毫不知情,直到几天后才和城里的学校取得了联系。从梁实秋后来的回忆文字里,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清华学子参与“五四”的情况:

清华远在郊外,在“五四”过后第二三天才和城里的学生联络上。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地捣毁了一部汽车。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

梁实秋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暴力行为非常反感,当时他和章宗祥的儿子一个宿舍,章宗祥与曹汝霖、陆宗舆被学生称为卖国贼,是五四运动的靶子。运动爆发后,章宗祥的儿子悄悄躲开了,但他的同学们依然不依不饶,涌进宿舍将其床铺捣得稀巴烂,衣箱里的东西也扔了一地。运动过后不久,章宗祥的儿子就害猩红热去世了,梁实秋对此很伤心,特地在《清华八年》一文中专门提及。

清华的学生领袖是陈长桐,五四运动后赴美留学,后来先后在大学和金融界工作。1949年去台后,陈长桐先后担任驻世界银行常任代表、中国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副总裁等职,还当过台湾高尔夫球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委员。梁实秋对陈长桐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评价很高:“他的领导才能是天生的,他严肃而又和蔼,冷静而又热情,如果他以后不走进银行而走进政治,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清华学生在这次运动里尽了应尽的责任。”

陈长桐出国后,罗隆基代替他成为清华的学生领袖,领导同学们参加运动。校方对学生的行为极为不满,一次学生开会,校长张俊全下令关闭了电灯,学生点燃蜡烛继续开会。恰巧这时有人发现会场外有几个打着灯笼的陌生人,盘问后方知是校方请来弹压学生的。由此引起了清华学生驱赶校长的风潮,接连两名校长都被学生列队赶出校门。新任校长罗忠诒尚未到任,就傳出消息说此人吸食鸦片,舆论哗然,罗忠诒只好黯然去职。短短几年,清华三易校长,实不多见,罗隆基对此非常得意,所以后来经常自诩“九载清华,三驱校长”。

对于好友闻一多在“五四”中的表现,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也有所表现:“他对于爱国运动,热心是有的,却不是公开的领袖……闻一多则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学校里闹三次赶校长的风潮,一多都是站在反抗当局的方面,但是他没有出面做领导人。”

正是以上这些貌似琐碎的细节,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五四运动。

(责任编辑:黄梦怡;参考资料:《亲历者眼里的五四运动》《晚晴》2018年第5期;作者: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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