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曲艺往事的启示

向云驹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有抗战文艺作出的贡献。革命圣地延安是抗日战争的敌后根据地,也是抗战文艺最活跃的大本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使抗战文艺迅速发展繁荣,出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从全国各地汇聚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以此为契机,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帮助民间艺人进行新的文艺创作。这一切,让延安文艺焕然一新。

陕西、陕北人爱听说书,此地说书人之众是一个独特的文化景观。延安文艺工作者很快就关注到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他们对此展开了调查,采取积极的措施,创造了延安说书文艺的一个高峰。根据当事人林山的回忆,毛泽东召开文艺座谈会以后,陕甘宁边区文协设立了说书组。经调查,边区及周边各县说书风行,一般每县都有数十名“职业”说书艺人(书匠),绥德一县可能达90名书匠之多,陕北的说书艺人有483人。由于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和文化的氛围,这些民间书匠也开始主动编创新书,根据地政府、党的报刊(如《解放日报》)也提倡书匠说新书。一时间,在改造旧书匠、训练新说书人才、编印新书三方面都取得积极成果。延安文艺工作者采取了三种办法:一是记录、整理、选择书匠的口头创作;二是发动会写诗的同志参与编写或创作新书;三是改编旧书。这些都取得显著成绩。

这些成绩有三种表现:

一是专业作家创作了一批优秀新书。从说书艺人大多为盲人,又擅长史诗性叙说,延安一些文艺人联想到了这些说书匠是类于古希腊荷马式的艺人。从他们的作品中是可能产生“荷马史诗”一样的杰作的。延安作家陈明在他创作长篇说书《平妖记》前记中写道:“在陕北农村里多混了一些时间,我发现了陕北的说书是这样的美好和普通。一个说书人(大半是瞎子),背着一个三弦,从这个村走到那个村,他们弹着,用一副‘耍板和着,他们向乡村的人民,唱着古代的英雄,唱着那些英雄们的悲欢离合,唱着一些势利者的因果报应;但更多的是唱着在地主剥削下,农民的生活和痛苦。他们依靠着弦子来歌颂善良的农民,讽刺着官府才子,没有噱头,没有花样,用极谐和的弦调配着那朴素而精致的诗句,一任那说书人自由的慷慨高歌或低声细诉。当我坐在说书人韩起祥旁边听他唱刘志丹时,我的确对他起了荷马的感觉。我因为太爱这种形式,所以不觉有了写《平妖记》的勇气。”陈明的《平妖记》是一次史诗性的写作和史诗性的成果,在延安文艺和中国文艺史上都应有其应有的地位。陈明由韩起祥联想到荷马史诗,是文艺史观念的一大变革和一次升华。中国民间还存在着活着的荷马,这个认识具有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几十年后,在全球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国际性活态史诗调查研究中,“活着的荷马”的概念一再被国际学界使用。

二是韩起祥的成绩和成就。韩起祥可以说是延安民间说书的名人。他是民间盲人书匠。他是那种极具天赋的民间杰出传承人,是陈明所认定的荷马级的说书人。延安文艺工作者立刻就关注到他。不仅帮助他编创新书,而且研究他、为他编印新书。韩起祥的说书在延安轰动一时,不仅老百姓有口皆碑,就是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看了也对他称许有加。文艺工作者专门成立了说书训练班,以韩起祥为示范,帮助创作。为此,还印刷了《民间艺人创作》作品集多种。粗略统计,说书训练班开设了十余个,受训艺人数近300余人,新创作数千作品。仅为韩起祥一人就新编创了作品几十个。韩起祥的成功是延安文艺具有标志性的成绩。

三是延安文艺工作者向民间学习,大力创编新型文艺作品,开启了革命文艺繁荣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和高峰。例如从民间传说获得现实题材,创作出了划时代的新歌剧《白毛女》;借鉴民间小戏小曲、秧歌小调等创作出新秧歌等诸多作品;从民间剪纸、年画中获得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体裁、技法,创作了大量宣传抗日、宣传革命、宣传根据地的新年画、新木刻、新美术;从信天游中获得灵感创作了新诗《王贵与李香香》等。

直取民间经典使其名垂青史,改编改造民间作品使其彪炳史册,以民间为素材、题材、体裁创造出崭新的杰作留芳百世,这是有史以来,民间文艺向人类文艺史高峰发展的三种路径,延安文艺在这三种路径上都开创了文艺的新局面,为后世的文艺发展奠定了气象宏阔的大格局。此中核心宗旨就是确立了一种文艺与人民的全新关系,以人民为中心,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文艺为人民服务,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生活是一切文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这是宝贵的经验也是弥足珍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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