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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产生巨人和奇迹的时代

梁衡

40年前的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时光过了将近半个世纪。那一年出生的孩子也已步入中年。许多事情说起来,未经过者都不敢相信。

我正好是1978年進入《光明日报》当记者的,驻山西记者站,在基层目睹了这一深刻变化。当时正处于新旧思想和体制的交替。政治上,思想极“左”,比如“文革”中,全国学大寨,大寨就被政治化、神化。报纸上登了一个大寨大队干部的照片,有人在她脸上画了一副眼镜,就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十年。大寨的水利工程,不按科学办事,有隐患。水利厅的工程师提意见就是反大寨。他们出于科学精神和责任心,只能晚上戴上大口罩到记者站来反映情况。在经济上,动不动就说姓社姓资。农民自己出卖一点农产品就是资本主义,要抓,要批判。我家乡有一座煤矿,有一个青年农民,趁天不亮时去矿上偷卖自己产的猪肉。他本来就有点儿心虚,正剁肉时,有人喊:“来人了!”黑灯瞎火,他一刀下去剁在自己手上,剁掉了四个指头。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发起讨论。报上发了一条四指宽的群众来信《是赶集还是撵集》,直指为什么要禁止集市贸易?引起轰动效应。有的地方不为所动,还在禁止集市,农民就在扁担上面挂一张《光明日报》。当时人们抢着订《光明日报》。常有人找到记者站,要求走后门订一份报。就是因为上面有真理标准讨论和改革开放的文章。可见那时候改革开放的思想是多么得人心。当时我采访了一位青年农民。大队一个养猪场,年年赔钱。他第一个站出来承包,当年就盈利。这篇通讯得了1982年的全国好新闻奖(中国新闻奖的前身)。这个农民当即被破格转为国家干部,并任地区科委副主任,去承担一个小流域治理。

知识分子是“文革”中打压的主要对象,也是改革开放中翻身最明显的阶层。我们记者站每天来上访的知识分子络绎不绝。我说过去的旧账算也算不清,干脆自己解放自己。就组织了一个“人才开发公司”,提出“像开发矿产那样开发人才”。省政府很支持,立即拨款40万元。《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日发表了消息。这是全国第一个这样的公司。许多长期埋没在基层的知识分子精英,包括一些错划“右派”的专家、学者,都发挥专长,大放异彩。我报道过的在工厂、农村最基层的知识分子中,有四个人当了全国人大代表。有的当了全国劳模,当了厅级、省部级干部。王森浩同志,当时是山西一个煤矿的矿长。我去采访时,他还戴着安全帽下井干活呢。因为他赶上了这个时代,稿子见报不久,他就被任命为山西省省长,后来又任煤炭部部长。我将这些记录特殊历史时刻的稿件辑成一本书《没有新闻的角落》,为历史存照。这本书连续再版十多次。

恩格斯说:“文艺复兴时期是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40年前的1978年和随后的日子是解放思想,不拘一格,大胆用人,大胆改革,产生了巨人和奇迹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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