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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的日子就是我的生日

5月31日,鲜红的党旗前,83岁高龄的电影表演艺术家、上影演员剧团演员牛犇举起右手,和上影其他青年党员一起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宣誓现场,老人的眼眶一次次湿润。他激动地说:“不管组织上对自己考验多长,我一点儿不气馁,党的考验是永远的,只要我们的目标坚定不移,就一定能实现。”

6月26日下午,牛犇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勉励信。老艺术家哽咽了:“今夜我可能会睡不着了。千头万绪,我最想说的是,我还得继续努力,把‘为人民创作作为人生的追求。”在27日上影集团召开的学习总书记写给牛犇同志的信的专题会上,牛犇再一次讲述了自己接到这封信时的感受:“我很感动,热泪盈眶,心里有些懵了。”“我想,总书记这么忙,日理万机,怎么会关心我这么普通的一个小演员。我感受到,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是总书记对整个文艺界的厚望和寄托,我们只有继续不断努力,才能不辜负习总书记的厚望。”

我打小父母双亡,如今终于实现了夙愿,今后我要把入党这一天作为我的生日!

“我接受党的教育已经60多年了”

这不是冲动,我一直有这个心,有这个追求,只是默默地放在心里,没有张扬。从我戴上团徽开始,我就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团徽我保存着,这份心愿也保存着。

我接受党的教育已经60多年了,中间虽然经历过各种艰苦,但这个信念从来没变过。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未满18岁时,我听了上影厂老书记丁一的党课,那个时候就想做党的同路人。退休后,自己依然积极参加上影和演员剧团的各项活动,不忘初心,牢记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时刻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近年来,特别是在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作的报告后,看到近些年在党的领导下,国家发展欣欣向荣,我打心底里钦佩,要求入党的愿望更强烈了。

“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

以前,“文革”动荡的时候没能入党,后来又阴差阳错没入成党。再后来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实中有的党员表现也未必就那么先进,我没有入党也是一样为党和人民作贡献,就耽搁了下来。现在想想,这是自我原谅,实际上是晚了,应该早入党。

前不久,我和我们上影演员剧团团长佟瑞欣一起拍了电影《邹碧华》。邹碧华是一个真正的党员,事迹十分感人。正好那回上影集团开会,任仲伦在会上表扬我们剧组,我就觉得,我不是党员,但我应该努力,奔赴这个目标,成为一名真正的党员,我就给佟瑞欣写了张字条,“我们一块从今天起考虑塑造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吧!”

今年1月,我正式提交了入党申请书。申请书我写了几乎一整夜,很多内容的年份必须准确,等查清楚都半夜了,脑子已经迷糊了,就在桌前趴着睡了两个钟头,醒了就凌晨三四点了,继续写。那大段的入党志愿是一气呵成的,没有打草稿。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写得这么顺,大概是这些话搁在心里大半辈子了。

这半年来,我一直心潮澎湃,我和组织说心里话,好几次我都说不下去了,激动。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就是现在!我可以骄傲地说:从今天起,我是你们的同志了!

“耄耋之年,更要追求思想和行动上的进步”

我年幼时父母双亡,靠哥哥接济。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沈浮等老一辈电影人发掘,在多部抗战爱国影片中扮演儿童角色,从此演了一辈子的电影。

从小,我深受前辈对我的影响,他们教会我如何处事生活。我学的第一首歌,就是我拍第一部片子时一位场记老师教我的《卖报歌》,她非常关心我,那时我还不到11岁,总觉得她待我像自己的母亲,后来才知道,她是一位地下党员。

新中国成立那天,我当时在香港拍戏,好几名演员兴奋地一路跑到大屿山,以每个人的身体作为一根线条,手拉手在山上拼出五角星。大哥哥大姐姐们告诉我,“中国人民解放了,共产党是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是共产党解救了大家,给了我们新生活。”我当时太小了,似懂非懂,他们就拍拍我的脑袋说,“从今后,你有饱饭吃了。”

共产党救了中国,我认准了跟共产党干革命的道理。我加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是上影的小青年,必须要求进步。我儿时失去父母,到上海又远离亲人,靠的就是组织,在前辈的照顾呵护下成长。我敬佩的演员,老一辈电影人,不仅在银幕上演共产党员,也在生活中成长为共产党员,从《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孙道临到《烈火中永生》的赵丹,再到《李双双》的张瑞芳,还有黄宗英、王文娟、白杨、刘琼、秦怡,都纷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他们清澈了我的双眼,让我看清了未来该如何选择自己的路。

他们把入党当成一件神圣的事。我怎么比得上他们呢?但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跟共产党干革命,一辈子不放弃,要求进步,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努力为党为人民工作,党指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耄耋之年,更要追求思想和行动上的進步。就像邹碧华说的那样,“我们生活的世界本来不完美,但正因为它的不完美才需要我们去努力,去奋斗,我们的存在才有价值。”我觉得,我人生尚未完成的最大心愿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我正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今年5月31日,上影演员剧团支部党员大会上,我被投票吸收为预备党员。当时,我向大家读我的入党志愿:“我是在旧中国受苦受难下成长的城市贫民,家里穷,没吃过饱饭,从小便死了父母,随着哥哥流浪……儿时,又去了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中国人民依然是受苦受难……是共产党解救了我们的家,给我新生活……我也暗下决心,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一辈子不回头。”

当时,我眼里都是泪,看不清字,抑制不住的哽咽,抑制不住的情绪。其实,我何止哭了一次两次?这是我人生的一件大事,我从小就没有妈妈,我觉得,党就像我的母亲,入党的日子,就是我的生日!

我的名字里有四头牛,就得拿出点牛劲来

在我看来,再小的角色都要认认真真地去演,都要百分百投入自己的心血,全力以赴。

当看到习近平同志勉励我的信时,我很惊讶。習近平同志日理万机,竟然还能抽出宝贵时间勉励我“带动更多文艺工作者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我激动得眼含热泪。千头万绪,我最想说的是,自己还要继续努力,继续把“为人民创作”作为人生追求。

有人说文艺界是离名利最近的行当。确实,我们这个行当很容易收到鲜花、受到追捧,再怎么严格要求自己都不够。习近平同志的来信不仅是对我一个人,也是对我们整个电影界乃至文艺界的期待。新时代,我们怎么做?这是每个文艺工作者都要面对的课题——我们遇到了好时代,就要对得起这个时代。

我常自嘲,因为长得小,演的都是“小角色”。儿时演流浪儿,年轻时演解放军小战士,到老还要演小老头儿。一直以来,我都是在演配角,从《红色娘子军》里的小庞、《泉水叮咚》里的大刘,到《牧马人》中的牧民……很多人物连个完整姓名都没有,都是看不出多少存在感的配角。但在我看来,再小的角色都要认认真真去演,即便是配角,也要百分百投入自己的心血,为角色全力以赴。

我演了一堆小角色,但先后获得金鸡奖、百花奖的最佳男配角奖,后来又获得金鸡奖终身成就奖。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既然你干了这个行当,那么至少应该对自己表演的角色做足功课、细致分析,用心体验生活、贴近角色,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赋予人物以光彩,使人物“活起来”。不管哪个工种、哪个环节,大家都尽心尽力,才会有完整的作品,我们对工作应该负起这样的责任。

有的时候,在拍戏过程中难免受点儿皮肉之苦、冒点儿危险。这些付出,都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名称职的演员,让观众真正记住这个角色。我62岁拍《梨园生死情》时,因为所骑的毛驴受惊,我一头栽在地上当场休克。当时胸骨错位,肋骨断了两根,医生说两个月内必须卧床休息。为了不影响拍戏进程,我让人用担架把我抬到现场,用3天时间拍完了几十个镜头。我的名字里有四头牛,就得拿出点牛劲来,不能给小毛驴打败啊!这样的经历,我有过不少,全身关节都受过伤。但作为演员,只要能拍出好作品,再苦再累也值得。

现在我们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一心一意想恢复老传统:老一辈电影工作者用集体创作的方式工作,大家一起研究剧本、一起排练、一起体验生活,为了一个戏可以一起体验生活几个月甚至几年。遗憾的是,当前很多剧组没有排练这个环节,一些年轻演员甚至不知道排练是什么。我很怀念过去大家全情投入地拍电影,那一代人对艺术有强烈的责任感,即便生活上做出很大牺牲也没有怨言,就是一心要出好作品,最后拍出来的电影也确实受到全国人民喜爱。

对于一名电影工作者来说,生命的意义就是用好作品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只有跟着党,才能把有限的生命活得更有意义。入党是圆梦,但不是终点。我现在还一直琢磨创作的事,对好故事、好剧本的渴求越来越强烈。回想我这几十年拍戏,我在上影厂曾经担任过电视部的主任,负责看剧本。我首先要看剧本的社会效益,就是这部戏对社会起什么作用。今后,这个标准不能放弃,也是我终身的标准。将来呢,肩上的责任更大了,因为我是一名党员,接个剧本、做什么事,不能仅凭个人的好恶,更要看它对社会的效应是什么。我的想法是,只要是感人的故事、正能量的素材,不论发生在哪个行当,也不论发生在中国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创作成文艺作品。我们的电影圈乃至整个社会都太需要正能量了,我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唤醒人们对理想、信念的追求。

我就是一个演员,作为文艺工作者,也只是一个“小巴辣子”。我已经80多岁了,为党工作,我一定要珍惜。而且到如今这个年龄,就算不睡觉一直工作,日子也屈指可数。我能尽的力微乎其微,但也只有全身心投入去做好交给我的工作,才能对得起这份事业。只有跟着党,才能把有限的生命活得更有意义。有生之年,我愿为党的电影事业更加努力地工作。

(本刊根据解放日报、人民日报采访报道综合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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