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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小提琴讲中国话

俞丽拿,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教师,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这位从指间飞出《梁祝》的小提琴演奏家,50多年呵护培育出无数只“蝴蝶”,从琴房里飞出,飞向国际舞台,飞向世界艺坛,在世界顶级舞台上振翅飞翔。她的名字也与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始终闪耀在中國音乐舞台上,这是她永不谢幕的倾情演出。

因为我是《梁祝》首演者,大家就知道了我的名字。大家都以为我在文艺单位,其实大学毕业我就留校当了老师,到现在已有56年教龄。

1962年,我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当时已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成功首演后的第三年。我是分配改学小提琴的。自己还是大学生时,最苦恼的就是当时小提琴在国内不太受欢迎,演出没有人鼓掌,很痛苦。为了让中国人听懂、喜欢、热爱小提琴,我们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希望能够让小提琴讲中国话。后来,我们就有了《梁祝》这个作品。

1959年5月27日,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成功首演。此后50多年间,《梁祝》的琴声传遍世界各地。周总理在上海举行重要国务活动时,总会请我为外宾演奏《梁祝》。因为《梁祝》,使东方风韵、中国元素飞进了世界音乐殿堂,成为中西音乐结合的典范,成为让西方乐器开口说中国话的“中乐西奏第一曲”。

毕业时,留校当了老师。那个时候我很苦恼,因为我只会拉琴,不会教琴。我要学做老师。

要教好小提琴,并不容易。一定要很深入地研究,掌握教学规律及特点,还要跟得上世界潮流,熟悉国际上各个演奏家的风格。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才能、不同的生理条件,要根据学生的情况因材施教。你会拉,还得找得准关键才会教。

音乐学院的教学跟普通学校不同。我们是一对一上课。从附小到大学毕业,一个学生就是16年。这16年间,我们就像他们的第二父母一样,伴随他们从少年懵懂到青春期谈恋爱。到后来孩子能独立学习了,就是我非常高兴的时候。

曾夺得第四十九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一名的黄蒙拉,就是读附小六年级时来投师的。我还记得,最开始黄蒙拉的音不准,每次到我家来,一练五六个小时,一个音一个音纠音准,后来他的音准一辈子都不用我操心了。黄蒙拉在意大利参赛,我正在美国卡内基音乐厅举行小提琴独奏音乐会,记挂着学生,就给黄蒙拉打电话,“你不爱洗衣服,现在没有干净衣服换了吧?”电话里,黄蒙拉不好意思地笑了,“对呀,俞老师怎么知道?”

同样屡获国际大奖的王之炅,2000年在芬兰参加比赛时不小心烫伤了手指。为了不让伤口再碰水,我为王之炅洗头、洗衣服、做饭,几乎当起了保姆。2003年,我膝盖积水严重,还坚持全程陪同王之炅赴意大利,因为我的学生是代表中国参赛的。

这些年来,我们培养的学生有十多人在国际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填补了我国在国际小提琴赛事中的多项空白。

后来因为搬家住得离学校远了,年近60的我考了驾照买了车。

为避开早高峰,我一般都是早晨5点多起床,保证6点半到学校开始准备工作,7点半或8点就可以上课。学生都知道,我永远是在教室里等着他们的。我是非常准时的,他们也就不敢迟到。

50多年来,我坚持每天在教室授课十多个小时,辛劳寂寞而平凡。每次,我都带几天的饭菜放在小冰箱里,因为不能每天赶来赶去,晚上常常就睡办公室。每天唯一的休息就是拿出饭盒到微波炉里热一热,一边吃饭一边上课。学生们说我:你根本就只是为了活命而吃饭!

一个好老师,一定要全心全意地为学生,不能半心半意,更不能三心二意,要“像父母一样为他们奉献一切”。我70岁告别舞台,那正是我演奏状态非常好的时候。担心将来精力难以兼顾,我还是告别了自己眷恋的舞台,集中精力专心教学。对每个学生,我都安排一个专门的记录本,几十年来,记录本已塞满整整一个文件柜。

在我的眼里,上课永远排在第一位。为了不耽误上课,我曾在暑假里抽出五天时间开了三次刀,声带做了手术讲不出话,就举卡片提醒学生。琴房里,一张张卡片,写着“弓速”“分段”“调性”“音准”……甚至还有一张写着“帅!”住院了,我惦记的依然是学生,安排学生到医院拉琴。寒暑假坚持给学生们上课。我跟学生们说,不是你们要上课,是我要你们上课。我不收费。

我记不清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现在我已进入老年。一辈子,一把琴,四根弦,一拨又一拨学生,岁月染白青丝……我要一辈子教下去,学生是我生命的延续,是教育让我拥有了永远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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