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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目的就是要发现新问题”

郑林华

1961年初,为了集中全党智慧以克服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号召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年。两年前在庐山会议上被错误罢官的彭德怀也向毛泽东请求外出调研,得到批准后,当年11月1日至12月23日,他再次回到故乡湖南湘潭。

“这怪不得农民不满,我们搞工作都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嘛!”

12月9日,彭德怀到严冲公社古楼湾调研。在大人物面前,基层干部群众都比较拘谨,为了打开话题,彭德怀平易近人地和基层干部对话:

“有什么就谈什么,随便一点吧。”

“当前,干群情绪高涨,生产积极性比以往高多了,公社、大队、生产队都有试验田。”

“收入分配怎么搞?”

“除公粮、成本外,按劳分配。”

“生产队都是这样搞的吗?”

“船形队是把田按地段划分,分为几个等级,再抽签自由组合联户承包。”

“这个办法好。”

“少数农民还有不满情绪,有的说‘种荷依野水,作田靠农民;着朱非正色,杂种逞能人。对领导上继续搞瞎指挥很不满。”

“这怪不得农民不满,我们搞工作都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嘛!”

“黑瓦屋队有户农民,是个染匠,发挥了自己的专长,抓了点收入,比周围的农民要富裕一些,可是敲竹杠的却不少,送礼、请吃,还要敬‘土地菩萨,怕戴资本主义帽子。”

“你们当干部的要站出来说话嘛,要主持正义嘛!”

大家谈到快12点,厨师用面粉做了一些锅块当作午餐招待彭德怀,大家觉得过意不去,但他丝毫不以为意:“这面粉不知有多少血和汗啊,能吃上这个就不错了,老百姓恐怕看都看不到哟!我们当干部的,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人民群众,然后才是自己。我这次回乡,是毛主席派我来的,我就是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回去好向毛主席汇报。你们给我汇报材料,就胜过吃鱼肉哟!”

他最后总结说:“调查是认识世界,认识世界是為了改造世界。调查的目的就是要发现新问题,要根据新问题制订新政策。‘五风切不可再刮,吹牛皮,搞浮夸更来不得啊!”

“群众呷糠粑粑,我想起一夜都冒睏得着!”

南谷公社陈蒲大队减产严重,群众生活非常困难,生产积极性不高。区委把这一情况告诉彭德怀,于是他决定到陈蒲大队走一走。

12月15日,他冒着寒风来到陈蒲大队。这个大队虽然面积大,人少田多,但每亩田的单产却很低。全大队粮食总产量远远低于包产总数,社员口粮不到200斤,其中一部分还是按400斤红薯抵100斤稻谷,300斤芋头抵100斤稻谷计算的。吃米糠糊糊、喝野菜粥的社员为数不少。

彭德怀一到大队部,就见到了大队支书童石泉、会计王业光、团支书兼出纳刘运新和其他普通社员。彭德怀首先要看大队当年的粮食产量、人口、户数及其他情况的表册。童石泉汇报说:“报告首长,我们大队有1872亩田,1100人,今年只扮得45万斤稻谷,亩平410斤,要送23万斤征购粮。”彭德怀一听有点不高兴:“什么首长,叫老彭。产量这样低,群众呷几两米一天?”得知一天只有三两米,他皱了皱眉头:“呷三两米一天,怎么做得事?”当时他虽然患有重感冒,大队部又没有炉火取暖,但他对陈蒲大队的减产情况硬是打烂砂锅问到底。他亲自设制表格,列举调查内容,要求各生产队一项一项地统计上来,并交代大队干部:“请你们耐烦一点,搞得实实在在的,切忌掺假。”一位大队干部说,这样查会查出个水落石出,上面可能会有点统销粮来吧。随后彭德怀要求大队干部跟他一起到下面看看,途中到了廖克明、周福明、贺民六三户社员家。他看到贺民六的妻子正在吃饭,就问:“女同志,你吃什么?”贺民六的妻子把碗送到彭德怀面前:“你看,糠粑粑,你试点味!”彭德怀看到人民群众过着吃糠咽草的日子,非常痛心。他让随行的警卫参谋景希珍也尝一口,景希珍回去后感叹道:“那东西真吃不下去。”在路上,彭德怀心情沉重地跟大队干部说:“你们怎么不向上面反映呢?下面会饿死人,患水肿病的人这么多!公社冒得,到县里去反映吧!”“要搞好生产,带人到长沙去收粪,下到田里才作得起禾,才有饭呷。”

彭德怀还告诉社员们:“我走了一个圈圈,群众对呷不饱意见大。姓贺的家里呷糠粑粑,要我试点味,想是我在上面吃得好。同志们,现在的田里草比禾深,看如何搞?严重缺粮,一定要上面补粮,解决饿肚子的大问题!”大家报以掌声。

第二天,彭德怀又来到陈蒲大队,一到大队部,他就问童石泉:“你昨夜睏得好吗?”童石泉不知道彭德怀的意思,就老实回答:“睏得好。”彭德怀却说:“你还睏得着?群众呷糠粑粑,我想起一夜都冒睏得着!”

他把情况弄清楚后,便交代随行人员写一篇陈蒲大队减产情况的调查材料。

“请你写篇文章,我要拿回去向粮食部、财政部打官司!”

为了给调研活动提供方便,湘潭县委派秘书戴鼎陪同彭德怀调研。一个多月形影相随,戴鼎对彭德怀的爱民之情和求是之心充满敬意。但当彭德怀交代他:“戴鼎同志,请你写篇文章,我要拿回去向粮食部、财政部打官司!”戴鼎还是吓了一大跳。原来彭德怀感到国家对农民的粮食征购太多:“我们的国家要心想农民,制定政策不光是想国家一头。解放12年,很多农民仍然困难。你学过历史,写这个材料要从外国的、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去认识。周朝搞过井田制,井字分九格,农民耕种八格,自种自收。另有一格大家耕种,收获上缴国家。农民种田有奔头,国家不多要,农民很放心。外国的也比我们现在的办法好。那次我到苏联,赫鲁晓夫陪我参观集体农庄。我们一边走,一边看。我问他:‘你们国家农业税是怎么征收的?他说:‘是合同定购制,国家向农庄定产定购,一定若干年,超产不要。农民吃了定心丸,种田的积极性可以充分发挥出来。而现在我们国家的征购是叫做‘水涨船高政策,看不得农民发财,看不得农民吃饱饭。政策年年变,增了点产,国家就要求多缴,还征购超产粮。农民怎能吃上饱饭,发挥积极性?粮食上分配不合理,生产队的产值也是平均主义,实行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统一包工标准。这样,多上交的队不能多得,少上交的队并不少得,同样损害了社员的积极性。我们在乌石大队做过调查,那个大队是‘三包一变的办法,口粮和生产提留都是一个标准,包产以外的其余粮食全部上交大队,浮报产量的队,这下子整得彻底了,农民困在鼓里吃足亏。瞒产私分的队,产量报得低,按产就少交。瞎指挥风、制造假象,谁也不示弱,数字越报越大,上面征购粮要足了,还要买超产粮,把产量估计过高,以为粮食真的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放开肚皮吃,基本口粮300斤,少的只250斤,劳动分配部分又少,结果肚子饿透了。”

彭德怀认为:“我们的征购政策要稳定下来,给农民吃定心丸,采取定死上交,几年不变的办法,按几年的总产和单产,取个平均数,制订个方案,固定下来。购粮任务要相对固定,群众自愿,有个奔头,刺激增产积极性,坚持贯彻多产多购,多留多吃,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再每年搞‘三包,每年调整一次,消除社员增产多征的顾虑。”

彭德怀还特别交代:“戴鼎同志,我请你写这篇文章,字不要多,观点要鲜明。请你一定写好,给我带回中央去。”戴鼎开始不敢接受这个任务,后来被彭德怀那种心系农民的赤子之心所感动,毅然按照彭德怀的要求完成了这份材料。

彭德怀这次调研历时56天,有38天是住在农村生产队,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他步行了几百里,走访了7个公社,几十个生产队,先后接待干部群众2000多人,并写出《乌石公社乌石大队的调查材料》等5个调查报告,对解决当时的农村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这些调研材料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报送毛泽东,为党和国家在随后一段时期调整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了一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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