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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死脑筋”

蔡建和

“死脑筋”是我们老家的土话,主要是形容一个人脑子不开窍、认死理、一根筋、不合时宜、一条路走到黑。

说父亲是“死脑筋”,可不是乡亲们的评价。在我们老家十里八村,父亲生前也算是走得起路、说得响话的人。

父亲出身贫寒,爷爷28岁就去世了,是奶奶含辛茹苦独自把父亲几姊妹拉扯成人。父亲作为长子,很小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讨米逃荒、当长工苦力什么都干过。爷爷在时,家境尚可,父亲读过两年私塾,后来虽然辍了学,但他天资聪颖,靠自学上进,写得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在我们老家也算得上是个“文化人”。正因为有点文化,加上苦大仇深,所以一解放,父亲就参加农会,组建供销社,自然当上了国家干部。吃国家粮的人,在当年农村人心里,都算得上是个“人物”。父亲不摆谱,肯帮忙助人,邻里乡亲都很尊重他,只要路过,都会喊着进屋喝杯热茶、唠叨几句家常。

说父亲是“死脑筋”,主要是母亲和家里的一些亲戚。刚开始我还不明白,慢慢长大了,才逐渐懂得说父亲是“死脑筋”的缘故,有时也会跟着母亲和家里人掺和几句。

父亲当了一辈子基层供销社分社经理,职务几十年没变过,许多在他手下参加工作的人,后来大都成为他的领导。可我们从未听他讲过牢骚话,什么时候都把公事看得比家事重要,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顾得上回家,家里的事几乎都甩给了母亲。打我记事起,父亲就是一个匆匆而来又匆匆离去的背影。每年春节,全家人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他回来,可他总是吃罢团年饭,大年初一就往单位上赶,说是要值班,让其他同志回去过年。为这事,母亲和哥哥姐姐们没少和他急。

那时,母亲一个人带着5个孩子在乡下劳动生活,既当爹又当妈,大事小事、粗活细活、里里外外都靠母亲一把手,累得连喘息的时候都没有。家里没有一个大男人,就没有正劳力,挣的工分养不活自家人,常被队上的人瞧不起,有时还难免受欺负。母亲常常责怪父亲:就你一个“死脑筋”,单位少了你这个“屠夫”就会吃“混毛猪”?你这么积极,也没积极出个名堂,年年“外甥打灯笼照舅(旧)”,甚至连个党都入不了。听了母亲的责怪,父亲总是要给我们讲一通大道理、上一堂政治课:我一个放牛娃、地主家长工出身,能够吃上国家粮、当上国家干部,是共产党、毛主席给我的一切,我不努力工作,只想自己的事情,就是忘本,就是忘恩。至于提到一辈子入不了党的事情,父亲总是一声叹息,表露出无比遗憾。他写了几十年申请书,但政审总是通不过。因为当年他被人约出去吃了一碗面,疑似加入了国民党“三青团”。但他从未埋怨过组织,只是责怪自己糊涂,被人蒙哄欺骗。

乡供销社下属的一个分社经理,真算不上一个官,但在物资极端紧缺的计划经济年代,也掌管着许多大家都想要的生产生活物资,父亲的一个招呼、一张“条子”也还是能解决不少困难。可父亲就是不开窍,“六亲不认”,从没见他给家里和亲戚朋友开过“后门”,也从未利用自己的“面子”,求人给家里办过事。

父母在世时,一家人相聚讲得最多的,就是饿肚子的事。大哥讲吃不饱饭,从学校回家里,腿没有劲走不动被父亲碰上抱头痛哭;小哥讲,他成天守在粮库周围,一粒粒抠捡那些陷进泥沙的谷粒;大姐姐小姐姐则讲起寒冬腊月挖湖藕、捞野菱角,到野地觅洋姜、鸡窝豆的事;母亲则会讲起找一些亲戚朋友借粮食屡屡碰壁的辛酸。一家人说到这些,最后矛头都自然指向了父亲。母亲说,要怪只怪你父亲这个“死脑筋”没得用,人家当个干部家里大柜小柜尽是粮食,就我们家吃上顿愁下顿,也不晓得求领导要点粮食指标。受到指责,父亲也不会多做辩白,只说当时大家都饿肚子,我当干部的也不能搞特殊化,只能从自己牙缝里节省点接济家里。确实,在最困难的年代里,父亲把他27斤的粮食定量每月省出10斤粮票、45元的工资每月省出20元按时送给家里。有次父亲回来,看着我们几个孩子饿得面黄肌瘦,心痛得眼泪直流,转头就跑出去了。母亲以为他去找领导反映,要粮食指标去了。等了半天,父亲提了半袋粮食回来,原来是他把自己唯一的财产——一部自行车卖了,在黑市上换回了高价粮,从此父亲再没有骑过自行车。

父亲的“死脑筋”最典型的表现,是在子女安排上。和父亲差不多的同事,大都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安排一两个孩子吃上国家粮、参加工作。跳农门可是当时我们兄弟姊妹朝思暮想的事。只要父亲回到家里,母亲都会拿实例说话,叫父亲在孩子的问题上就不要“死脑筋”了,要向别人学习,给孩子找个“铁饭碗”。小姐姐患有风湿性关节炎,自小身体不好,给别人修房子时又伤残腿,在农村干不了重活,一家人都向父亲要求,替小姐姐在单位上找个工作。可父亲就是不答应。他所在的单位要招一名职工,只要父亲稍动点脑子,这个机会给小姐姐是做得到的。小姐姐哭著喊着求了父亲好几天,父亲丝毫不为所动,最后由大队党支部推荐,招工指标给了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穷孩子。为这事,小姐姐还和父亲闹过一段别扭。后来小姐姐出嫁,嫁妆很丰厚,也可能是父亲在特意弥补。事过很久后,我们问父亲,当时那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给小姐姐?父亲无可奈何的回了句:我在单位大小是个头,大家都看着我的,我怎么好意思为自己家谋好处?

父亲不仅不让我们孩子沾他的光,对我们孩子的要求更是特别的严格,经常教导我们的话就是要爱学习、爱劳动、爱集体、爱党爱国,尤其是不能染上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坏脾气。小哥小时候比较顽皮,有一次偷了生产队犁田的铁罐头做成游戏的铁波,被父亲发现后,不仅当场要小哥给队里送去,从来不打孩子的他,把小哥打得皮开肉绽。直到如今小哥60多岁了,还记忆深刻,就是那顿饱打,让他长了记性,从此不敢恶作剧了。

父亲虽然对我们孩子严得很难让人理解接受,但在培养我们孩子读书上是舍得花钱的。当时大队干部对我们家孩子都读书、劳力少、年年超支有意见,要求减少学生增加劳力,但父亲硬是不肯,省吃俭用,全力支持我们上学。我们知道,靠父亲“跳农门”是跳不出的,读书都很发奋,后来凭当兵、凭考学、凭在农村摸爬滚打,都离开了农村,当上了国家公务员。小姐姐也因为嫁得巧,后来也招工进城了。家里人常开玩笑,我们的今天都是父亲的“死脑筋”逼出来的。

听母亲讲,父亲的“死脑筋”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一贯的。刚解放时,父亲是农会的大管家,农会没收了地主老财很多财物,其中有许多金银首饰,就放在我们家里,当时也没有什么登记手续,母亲看上了一个小发簪,就跟父亲讲能不能留下来,被父亲好生一顿批评教训,再也不敢奢望了。好在父亲后来由供给制(用生活物资作为工资)改为货币工资后,给母亲买了一对银手镯,才了了母亲的心结,一直到老母亲说起这事脸上都是满满的幸福,夸父亲虽然是个“死脑筋”,但还是有情有义。刚参加工作时,父亲是背着一个布包袱离家的,30年后退休时,他一根扁担、一头角箱、一头棉被挑回来所有家当,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父亲见着母亲和我们,说了句,“我是空手回来的。”这次母亲再也没有调侃父亲了,只说:“回来就好,这下就可以安安心心呆在家里了。”

每次回家看望父母亲,父亲总要给我们念念“紧箍咒”,讲讲他的“死脑筋”。看着我们兄弟都走上了领导岗位,他一方面高兴,一方面担心。他给我们讲得最多的,就是说别看他一辈子没有大出息,但一辈子守本分,吃得香、睡得稳、行得正、结局好,好多人都羡慕他,不像有的人上得也快、跌得也惨。“当官就莫想着发财,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要是想发财也不是没有机会,但真要发了财也就没今天了。”我们知道,父亲讲他自己,实际上也是在给我们敲警钟,希望我们也像他那样老老实实做人做事,传承他的传统,不要摔跤子、让门庭蒙羞。

父亲离开我们20多年了。往事并非如烟。随着年岁阅历的增加,我们越来越懂得感激父亲。过去显得过于严苛、不谙人情世故的父亲,如今在我们心目中变得越来越可敬、越来越可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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