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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名片的尘封往事

1948年12月第一张人民币横空出世,这张世界上超过五分之一人口每天都在接触和使用的“国家名片”,见证了新中国从诞生、成长到壮大的沧桑巨变。先后在国民经济舞台上五度“换妆”的人民币,背后蕴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有趣故事。

名称之争 “解放”还是“人民”

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成立中央银行与发行统一货币被摆上议事日程。

1947年4月,统管根据地财经的专门机构——华北财经办事处在河北省平山县组建,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兼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董必武起草了《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其中第五条明确指出“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毛泽东收到报告审阅后,不改其睿智幽默的本色道:“这个意见我很赞成。如果解放了北平、天津,我们还拿着各自花花绿绿的票子进城,不就像八国联军进北京了嘛。”

即将诞生的中央银行及货币,应该起个什么名字呢?一时间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有人提议,未来的中央银行由解放区相关银行合并组成,可称“解放银行”或“联合银行”,发行的货币就叫“解放币”或“联合币”;有人主张,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永远为人民服务,不妨称“中国人民银行”,庄重大气,又接地气,货币则顺而沿之叫“人民币”……董必武比较倾向起名人民银行的提案,他在发给中央的电文里表示:银行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名称希望早定,印钞时要用。

其时,毛泽东正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接到电报后即会同周恩来、任弼时等人推敲商议,很快予以回复。查考电文草稿资料,最初有“至于银行名称,用中国解放银行或中国人民银行均可”字样,正式复电时改为“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足见中央领导人是经过斟酌再三才拍板敲定的。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宣告成立,首批人民币刚刚出炉,票样立即送到西柏坡,毛泽东手持崭新的人民币赞不绝口:“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有了自己的政权,现在又有了自己的银行和货币,这才真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

题字之惑 名人还是素人

首套人民币付印在即,票券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请谁题写?时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后来成为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的南汉宸自然想到了有一手刚劲挺拔、俊俏舒逸“柳体”的董必武。董必武自谦“字写得不好,还是请林老(指林伯渠)来写吧”,后拗不过南汉宸的几番恳请,加之印钞迫在眉睫,他让夫人何莲芝找出一套干净的衬衣,沐浴更衣,虔心恭写,挥写了满满一整张纸,除了行名,还有各种货币单位及数字,经设计制版人员筛选,神采倍添地出现在第一套人民币的图案上。

按照“解放一个地区,发行一个地区”的原则,第一套人民币在各地先后印制发行了62种版面,其中一枚1000元耕地图券上的行名却不是董必武题写的。这张与众不同的钞券系委托东北局代印,由于未能及时获得董必武手迹,遂请东北银行印钞厂一位票版设计师摹写。

新中国成立后,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经济形势,消除第一套纸币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最大面额为50000元)、图案要素五花八门、印钞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南汉宸行长决定筹备发行第二套人民币,题字是否要换,他请示周恩来,周总理表示:“人民币代表了国家形象,马虎不得。”

一天午休,在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室工作的马文蔚被南汉宸请到办公室。南汉宸特意从故宫博物院借来一支宫廷用笔,也没说明意图,神秘兮兮地让马文蔚书写行名与相关面额汉字……直到第二套人民币面世,马文蔚对那天行长的良苦用心才恍然大悟。这位民国时期曾担任中央造币厂要职的老学究怎么也没想到,他的墨迹一直被沿用至第五套人民币,个别字体因推行简化字由北京印钞厂设计师作了精心挖补修正,为几代数十亿人所使用和珍藏,一不小心成为当世作品流传最广的“书法第一人”。

那时人民币的设计印制属国家机密,当事人心照不宣,守口如瓶,对家人都缄口不言。三十年后,谜团揭开:1983年媒体中引发一场“中国人民银行”究竟出自谁人手笔的争论,经过详细调查取证,确认书写者为已经返乡务农的马文蔚。为了表彰马文蔚尽忠尽职、保守机密的良好职业道德,人民银行决定支付5000元润笔酬劳,并拨款为其修建新宅。

油墨之疑 红色还是黑色

1955年第二套人民币发行没多久,人民银行收到各地群众雪花般的来信,对新版人民币的印刷质量提出批评意见,反映红色1元券在流通过程中发生了严重变色、掉色、掉墨以及油墨溶化变黏等现象,造成难以辨别新币真假,货币流通市场一度风声鹤唳。问题上传国务院,周恩来作出批示:尽快查明原因,确定究竟是政治原因造成的,还是技术原因造成的。

承担印制红色1元券的上海印钞厂倍感“压力山大”,迅速展开调查,收集了部分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1元券加以研究,并向主管部门专题汇报。人民银行还向中国科学院“搬救兵”,请来专家会诊。中科院经过两个多月潜心试验,终于找出了1元券油墨溶化变黏的症结是质量问题,而非“阶级敌人暗中破坏”。明察秋毫见真章,中国人民银行遂向国务院请示报告:鉴于当前流通的1元券所用的红色油墨存在严重缺陷,经过对各种颜色的钞票进行试验,感到黑色油墨的性质最为稳定,具有耐酸、耐碱的性能,较其他钞票墨色均匀,建议将新版1元券用黑色油墨印制,另以暖色地纹衬托,以便票券经久耐用。

原本票券上的红色天安门倏然“变了颜色”,非同小可。人民银行自然不敢怠慢,在想方设法改良工艺的基础上又印制了红色和黑色两种1元券样张供国务院领导审阅,从纯技术角度,实事求是地陈述各自利弊,并援引“苏联老大哥”的货币实例为佐证,即100卢布券的克里姆林宫图案,也是黑色印制的。

综合各方意见,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摆出观点:之所以需要改版,就是因为红色1元券在流通使用中耐酸、耐碱、耐光性能较差,给群众造成了困扰,从改制的样品看,黑色钞券墨色稳定,清晰大方,利弊相较,利大于弊。至于纸币上天安门颜色,不一定要和实际颜色相同,群众若有意见,可以向他们解释清楚。从保证钞票质量角度考虑,黑色比红色更耐用一些,以改用黑色油墨印制为宜。周恩来最终亦批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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