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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亡之秋 腥风血雨国民革命遭背叛 大浪淘沙共产党人举刀兵

费虹寰 陈晋

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志气的民族。为了探求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中国的先进分子带领中国人民始终坚持在苦难和挫折中求索、在风雨飘摇中前进,敢于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表现出了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

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七个年头。这一年春夏,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洗礼。他们在凄风苦雨中不忘初心,在前仆后继中捍卫理想,留下了许多感天动地、启迪后人的故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这样一个家庭:哥哥刘镇湘曾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后来是国民党第64军军长,淮海战役中被俘。弟弟刘镇原1926年加入国民党,大革命失败后加入共青团。妹妹刘素贞1939年奔赴延安。小弟刘镇夏以刘镇湘的机要秘书的身份长期潜伏在哥哥身边,牺牲在新中国成立前夕。

一家四兄妹悲喜人生的岔路口,就定格在1927年的那个春天。

站在1927年的那个春天回望,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在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中走到一起的。

正像一首歌中唱的,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目标是“打倒列强,除军阀”。在这一共同目标下,国共合作初期比较顺利,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等一批共产党员还参加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双方共同巩固了广东的革命新局面,国民党组织得到大发展,促进了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并着手建立了一支革命武装,国民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率军誓师北伐,接连打垮了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的部队。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了武汉。

这年12月,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将怀孕的妻子邓颖超留在广州,只身来到上海。为接应北伐进军,他受命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21日起义成功后,上海特别临时市政府成立,北伐军顺利进入了上海。

没有人会想到,胜利的背后却酝酿着一场血雨腥风,这时正是蒋介石准备“清党”的前夜。

其实,蒋介石对苏维埃制度非常反感。早在1923年8月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考察苏联时,就感到苏维埃制度与“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所以,他只考察了3个多月,就提前打道回府了。

在出师北伐前夕,为筹集军费,他开始与代表英美利益的买办、江浙财阀虞洽卿等人秘密策划反共,而英美为了保护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也拉拢蒋介石作自己的代理人。同时,蒋介石还谋求与日本合作,和各方军阀代表策划南北议和。而当北伐军已打下了中国的半壁江山时,他更觉得有必要把共产党的力量打下去了。

北伐时投笔从戎的诗人郭沫若,这时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挂中将军衔。正是他,比较早地发现了蒋介石的叵测居心。在北伐軍中,郭沫若逐渐注意到蒋介石的反共苗头:蒋介石反对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在南昌又与武汉政府分庭抗礼,连续发表攻击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苏联的言论。3月31日,他唆使部下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还制造了安庆惨案。面对蒋介石的一系列倒行逆施,郭沫若决心反蒋。

消息走漏后,郭沫若急忙由水路逃往南昌,借住在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家中。3月31日,他草成《请看今日之蒋介石》,9天后在《中央日报》上公开发表。郭沫若在这篇讨蒋檄文中写道:“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了。”

其实,当时共产党内的很多有识之士,对国民党的背叛也有所察觉,并不断发出预警。但在国共两党之上指导中国革命的苏联顾问,不希望国共破裂。在这种压力下,陈独秀在山雨欲来之际,又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公然为蒋介石辩解。

4月4日,郭沫若以诗人的敏锐在日记中写道:“革命的悲剧,大概是要发生了。”“我好像从革命的怒潮中已被撇到一个无人的荒岛上。”

另一位诗人毛泽东,则徘徊在黄鹤楼前,用诗句表达了内心的忧虑:“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后来,毛泽东曾解释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

4月,是残酷的季节。

11日晚上,在上海,听命于蒋介石的青帮头子杜月笙邀请工运领袖汪寿华赴宴。明知是一场鸿门宴,汪寿华还是决定冒险前往。他说:为了党和工人的利益,宁愿牺牲一切。进入杜宅后,汪寿华被打昏装入麻袋,被残忍地活埋了。汪寿华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年仅26岁。

第二天,蒋介石开始在上海公开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三个月后,汪精卫在武汉实行分共,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

4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也举起屠刀。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说:“当时,正赶上七妈邓颖超难产,孩子生下来被产钳夹伤了头,夭折了。16日一早,广东区委妇委委员陈铁军冒险通知七妈转移。在大夫王德馨和护士韩日修的保护下,七妈和她的母亲杨振德化装逃到香港,后来费尽周折来到上海与周恩来相会。这一番磨难,不但使她失去了孩子,而且造成终身不育的严重后果。而伯父周恩来,在上海也曾被国民党扣押,险些出事。”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徐谦、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193人的名字,被列在4月19日的“南京国民政府”第1号通缉令上。

在汉口,由毛泽东做媒、结婚才17个月的共产党员夏明翰,被国民党杀害时,写下了著名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在长沙,共产党员郭亮被害后,头颅被国民党残忍地高悬在长沙闹市区司门口示众。就义前,他给妻子和儿子留下短短的31字遗书:“灿英吾爱: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事毕矣!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临死日。郭亮”。

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

一批大革命中精诚合作的左派朋友,离开了共产党;

一批曾经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离开了共产党;

一批党内贪生怕死的动摇分子,离开了共产党;

甚至一批早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参加和领导了党的创建和发展的先驱者,也离开了共产党。

中共党员一下子从大革命高潮时的6万人,减少到1万多人。剩下的被迫转入地下,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不知道何去何从。

可就在这个时候,偏偏有人主动寻找共产党,要加入共产党。

徐特立这一年50岁,这位参加过辛亥革命、担任过湖南临时议会副议长的国民党左派教育家,当时是长沙第一女师校长,为人慈爱,被年轻人称为“徐二外婆”。就在国民党在长沙大开杀戒、很多人纷纷脱党的时候,李维汉问他要不要入党。徐特立表示他非常崇拜共产党,共产党人积极,不争个人权力,完全为社会工作。但他同时担心共产党员都是有为的年轻人,能不能要自己这样的老古董呢?李维汉告诉他,我愿意做你的介绍人。就这样,徐特立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由他过去的学生李维汉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入党后,徐特立在长沙无法立足,只身来到武汉找党。在武汉,他遇到一位教育界的朋友,那人说革命已经失败,要徐特立尽快离开,另谋出路,并拿出一笔钱给他作旅费。徐特立当场把票子一甩,对那个人说:“革命成功的时候,多一人少一人无所谓;正是因为革命失败了,我们才得干,逃跑算什么?”徐特立终于找到了党,随即参加了南昌起义。1927年7月,在党内被称为“老头子”的陈独秀,无法继续领导中国共产党了。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和李维汉五人组成了新的政治局常委会,他们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以应对危机。

紧急会议原定7月28日召开,但直到8月7日,预定出席会议的人仍不能到齐。一个危机时刻的历史性会议,就这样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秘密地、有些仓促地召开了。

这次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它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出:秋收暴动非有军事不可,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问毛泽东是否愿意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他要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其实在“八七会议”6天前就在南昌打响了。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北伐军两万多人占领南昌后,按原计划撤离。

但这支部队在南下途中很快被打散了。就在这个艰难时刻,起义军总指挥贺龙却向周恩来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同意了他的请求。

郭沫若、彭德怀等人也是在这一年入党的。

艰难时世,严峻的考验同样摆在了早已是共产党员的朱德面前。在三河坝,完成阻敌任务的朱德,听到了不好的消息:起义军在潮汕失败了。

有人说,当时朱德完全可以就地解散这支两千多人的部队,再去找党中央汇报情况,这是当时比较普遍的做法,失败了嘛!但是朱德没有这么做。朱德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把革命干到底。这支队伍,在朱德领导下,经过艰苦转战,最终上了井冈山。

在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正是靠徐特立、贺龙和朱德这样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血泊中站起,才能够走过崎岖,走向坦途。

正如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曾经说过的:我们党“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这是一大经验。被人家打了一枪,发了气,再干……”

南昌起义失败后,因为坚持夺取大城市,党所领导的秋收起义又遭遇严重挫折,随之广州起义也失败了。这三次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起义,虽然都因为敌强我弱而失败,但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角度来看,仍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失败的教训告诉人们,中国革命的希望在农村,在于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后来的胜利正是在汲取前人失败的教训中取得的。

“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1927年的蒋介石春风得意。“四一二”政变前8天,他第一次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封面上的蒋介石光着脑壳,眉头紧锁,一副威严的军人派头。关于这期封面人物的介绍,小标题只用了一个词“征服者”。

1927年的蒋介石志得意满,他征服了上海,也征服了宋美龄。

1927年底,就在共产党发动广州起义的前10天,蒋介石在上海滩迎娶了宋美龄。这是一场盛大的婚礼,分两场举行,一场是“基督教式的”,一场是“中国传统味道的”。蒋介石在当天发表的《我们的今天》一文中说:“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可以安心担任革命的大任……我们的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

蒋宋联姻,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议论。有的说,此中奧秘比卫理公会派的教义还要多;有的画漫画,以一堆枪械伴着一摊金钱,题为“武器和金钱结合”;还有的称其为“中美合作”“政治结婚”。可谓是风头出尽,一时无双。

就在蒋介石举办婚礼68天后,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上,另一场举世罕见的婚礼在孤独中举行。

周文雍23岁,陈铁军24岁。一个是广州起义行动委员会负责人之一,一个是中共两广区委妇女委员。1928年2月6日,他们挽手走向刑场,刑前,陈铁军朗声高呼:“我们要举行婚礼了,就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这场婚礼,没有鲜花,没有祝福,也没有报道,只有在场的刽子手们投来冰冷的目光。多年以后,人们才了解了这个动人的爱情故事。这刑场上孤独的婚礼,为共产党人的人生大爱谱写了一首新曲。

其实他们并不孤独,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带着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点燃了星星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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