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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问”与“答”(上)

费虹寰 陈晋

在讲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故事之前,需要弄清一个疑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取得全国政权?

回答这个“历史之问”,就像是欣赏一幅油画。贴在近处,你看到的是颜料细节;退几步,你看到的是面容轮廓;再退几步,你看到是结构匠心;再细心体会,你才能发现它的审美旨趣。

中国共产党踏上自己选择的救国之路时,并没有握住什么神秘的制胜法宝。除了心中的信念,一无所有。而又必须去面对的是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强大势力,各路封建旧军阀的强大势力,稍后,更有旧中国的执政党国民党这个强大势力。

怎么才能够壮大自己,战胜对手呢?毛泽东曾用一句湖南土话“草鞋没样,边打边像”来概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过程。意思是,大目标当然都明白,但是找到成功的途径和法宝,则必须根据事态的发展和实践的要求,边干边学边总结,就像编制草鞋那样,预先没有成熟的图样,鞋子是在编制过程中一步一步形成的。

就这样,中国共产党最终掌握了克敌制胜的“神奇”法宝。概括起来,就是毛泽东总结出来的三样东西: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

“大团结就是大力量”

中国共产党建党时力量弱小,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能同当时具有相同目标的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毛泽东说过:“要搞联合,搞团结,团结才有力量,大团结就是大力量。”当然,这也是中共的上级领导共产国际的主张。

很巧,当时孙中山領导的国民党也正在谋划转型,双方一拍即合。不过,两个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不同的政党,其抵牾之痛,也时常发作。起初,一批共产党精英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还是颇受器重的。但国民党右派一直对共产党人心存疑忌,孙中山逝世后,排斥共产党人的声浪愈演愈烈。蒋介石在取得国民党军事大权后,一改赞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转而限制共产党。1927年春夏,正当讨伐北方反动军阀的战争在共产党人协力配合下,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先后背叛和共产党的联盟,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遭到大规模屠杀。

血雨腥风里,一批共产党人的朋友离开了共产党,一批党内贪生怕死的动摇分子离开了共产党,甚至一批早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参加和领导了党的创建发展的先驱者,也离开了共产党。中共党员一下子从大革命高潮时的6万人,减少到1万多人。

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自有其客观原因。共产党也从自身找原因,承认力量弱小和经验不足,其中一个深刻的教训是,在统一战线中不能放弃思想影响和政治领导。

也许是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太深刻了,共产党在此后转入农村,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关门政策”,片面排斥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使进步力量在城市里发展不起来,导致中国共产党只能在农村孤军奋战。

中国共产党真正懂得“大团结就是大力量”的妙用,是1935年全国兴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这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毛泽东针对党内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防范、拒斥情绪,提出: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

不过,要与追杀自己将近10年的国民党政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时还难以找到门径。

1936年12月,绝好的历史机遇出现了。西安事变 的和平解决,促使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进程终于启动。

当时毛泽东最为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否在新的统一战线中负起政治领导责任。他告诫全党: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变成资产阶级尾巴而导致革命失败的历史不应当重复了。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战的方针,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即使付出了皖南事变那样的代价,仍以斗争求团结,确保统一战线不至于破裂。

当时中共力争团结的对象成分很复杂,既包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又包括地主、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地方实力派和海外华侨中的爱国人士,当然也包括在经济上和西方资本存在千丝万缕关系的大资产阶级。这些政治力量既有合作抗日的共同要求,又同中共的信仰主张存在分歧。

因此,如何扎实地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阶级和阶层共同抗日,是件很复杂的事情。中共既要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比如,开辟敌后战场,在侵华日军背后建立许多根据地),还要用自己的政治主张来影响人们,甚至用自身的人格力量来感染人们。

中共党内,直接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周恩来,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做了大量争取和团结各界社会名流的工作,使他们逐渐消除了对共产党的疑惧,逐步接受中共的主张。比如,工商界领袖胡子昂回忆:“他(周恩来)和工商界接触,开一次会,谈一次话,都令人感动。”

中国共产党以自身的形象赢得了各界信任。1940年,爱国侨领陈嘉庚到延安访问。在一次晚餐上,毛泽东只用白菜、咸萝卜干和一碗鸡汤招待他们。毛泽东满怀歉意地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地送来的。母鸡正下蛋,她儿子生病还舍不得杀呀!”共产党人的日常生活,让陈嘉庚感触很深。他事后表示:“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坚定踏实的抗日言行和民主朴素的作风,产生很大的吸附效应。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抗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在校学生有42922人,至1940年减至3万余人。大约有1.2万余名学生流失,其中主要是奔赴中国共产党的大本营延安。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政治战略。在接下来的人民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方面更加得心应手,使跟随中国共产党的队伍越来越长。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各民主党派为了在未来中国政治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希望中国走向议会民主之路。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他们穿梭于国共之间,一边呼吁国民党能够兑现民主承诺,不要打内战,一边希望中共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用国民党挑动内战的事实告诉他们: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做饭。同时,国民党对爱国民主力量的镇压,也擦亮了民主党派人士的眼睛。仅1947年10月,上海、杭州、北平等8个城市就有2100余人惨遭国民党当局杀害,全国被列入黑名单准备加以逮捕的竟达6万人。

中共领导人的坦诚和国民党政权的独裁,使各民主党派人士开始放弃幻想,逐渐认识到,企图在国共矛盾中不讲是非、片面追求政治中立是行不通的,于是开始了与中共更为紧密的政治合作。

1948年1月,在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外最大的政治力量中国民主同盟,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他民主党派和团体,也相继明确表示了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他们响应中共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协商建国的号召,在人民民主的旗帜下,共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

在不民主的旧中国要取得政权,终归要靠枪杆子。遗憾的是,在中共成立初期,人们忽略了这一点。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毛泽东就是在1927年8月7日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上,说出“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句名言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上百次武装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这些武装斗争,都是仿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为夺取中心城市而发动的。当时绝大多数共产党人还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反动势力很强大,他们占据着中心城市,而城市工人阶级的数量十分有限,同情革命的农民还没有发动起来。这就注定了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暴动不可能成功。

毛泽东的想法与当时大多数人不同。1927年8月7日那次中央紧急会议后,主持党中央工作的瞿秋白邀他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他拒绝了,说自己“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美国学者施拉姆认为,在当时中国以农村中农民暴动形式出现的社会革命中,毛泽东“是位最成功的倡导人和把农民暴动发展成为以农村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人”。

毛泽东走出了一条新路。他领导秋收起义夺取长沙失败后,排除各种干扰,带领队伍来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实行武装割据。他曾比喻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屁股一样。一个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老是走着、站着,当然不会持久。

毛泽东在井冈山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会师后,从自身条件出发,开展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毛泽东和朱德还共同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16字原则,成为有效指导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方针。

朱、毛领导的这支军队,人员结构复杂,有不少旧军人的习气和绿林好汉作风,再加上生存条件异常艰苦,纪律松弛,时常发生逃散情况。怎样把这支军队改造成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毛泽东费了不少心思。

一个很重要的举措,是在每个连队都建立党支部。这样做的好处是,只要有党员在,部队就有灵魂。1929年12月,毛泽东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主持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会议上,明确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立了思想建军、政治建军和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201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也把地点选择在上杭的古田镇,可见90年前的那次会议,对中国共产党锻造出属于自己的新型军队多么重要。

红军很快发展起来。到1934年,全国红军总数接近30万人。各地红军身处四战之地,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反复“围剿”,硬是创建了大大小小10多块根据地。处于赣南闽西的中央根据地,便先后建立过5个省级和25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各地还先后创建有11个省级或相当于省级的苏维埃政权。在全国,则有一个统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的瑞金,毛泽东是这个红色国家的主席。在血与火的时代,果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但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赞成毛泽东的一些政策主张,还觉得他不怎么听话,便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换上一个拥有军事顾问头衔、中文名字叫李德的德国人来指挥。这个善于打街垒战的共产国际派来的红军最高指挥官,抛弃了毛泽东和朱德此前屡试不爽的游击战法,结果使红军试图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时,遭到空前失败。红军和红色国家的全部机关不得不踏上没有确切目的地的长征之路。

长征途中,红军的人数越打越少。在几乎是陷入绝境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中旬,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独立自主地撤换了共产国际指定的负责人和军事指挥者,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一复出,红军打仗的风格顿时机动灵活起来,迅速扭转了被动局面。与此同时,在南方的其他红军主力,也先后从各自的根据地突围,往西北方向长征。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4支部队,总计转战6.5万余里,先后到达陕西北部和甘肅东部,人数只剩下近3万。

红军虽然人数少了,却已百炼成钢。1937年7月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的协议,这支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产党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八路军、新四军装备很差,人数才5万多人,怎样才能在抗日战争中发挥自己的优势呢?毛泽东在给前方领兵抗敌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电报中提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具体就是游与击结合,军队分散的时候可以发动群众,集中的时候则可消灭敌人。

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战法引起非议,被国民党指责为“游而不击”。为此,毛泽东撰写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产生极大反响。连国民党著名军事家白崇禧都非常认同《论持久战》的分析,认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乃取胜之道。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随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同时并存,内线外线支撑配合的战略格局。

敌后战场抗击了侵华日军兵力的58%到75%和几乎全部伪军,一共对敌作战12.5万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发展到132万人。还是那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经过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了19块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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