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书致仕走向修齐治平

李润和

对于晚清重臣曾国藩,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从政之路,为官之术,治军之功。然而,作为儒生出身的曾国藩,其读书人生却值得玩味。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曾国藩在写给两个儿子的家书中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古之精于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对于历经宦海沉浮,拥有京官和地方大员双重经历的曾国藩来说,上述话语既是对儿子的劝勉,也是自己入仕二十余年的经验总结。

读书改变气质,这个说法并不新鲜。北宋张载早已说过:“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黄庭坚也曾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清代诗人萧抡谓更有诗论:“一日不读书,胸臆无佳想。一月不读书,耳目失精爽。”腹有诗书气自华,书读得多而且有深刻体会的人,会散发出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出众气质。

所谓读书改变骨相,在古人话语里“骨相”即先天之命运,其内在意思即是读书可以改变人的命运。中国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寒门子弟因读书改变命运,由读书入仕。读书改变命运,如果仅仅是改变个人的身世荣辱,固然无可厚非;如果通过读书而有机会参与到利国利民的事业中来,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那便善莫大焉;再如果能在入仕为官后,还能孜孜不倦,以学资政,则是一种更高远的人生境界了。

然而,“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许多读书人一旦入仕,便将书本抛至九霄云外,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反观一些成就大业、“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贤先哲,无不是倾心于读书,寄情于学术事业,将“读书求道”作为自己一生最大的奋斗目标。即使是一些出生入死的武将,也会在军务之中手不释卷、以读为乐,留下了“上馬杀贼,下马读书”“百战归来再读书”等美谈和警句。于他们而言,读书除了是一种明心养气的陶冶,更是一种益智增才的修炼。赵匡胤出身行伍,却酷爱读书,他随后周世宗攻打淮南,有人告发他私载货物数车,一查,发现其实是数千卷书籍。周世宗说:“你一个武将,应该多想想坚甲利兵,带这么多书干什么?”赵匡胤回答:“臣承蒙陛下用为将帅,担心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所以弄来些书随时观看,就是为了学知识、广见闻、增智虑啊。”

李书磊在《宦读人生》一文中写道,“我真正欣赏的不是读了书做官,而是做了官读书。”无他,做了官还读书,多少有一点儿超越性,超越于世俗功利。封建时代的科举士人大多汲汲于功名,追求的是“学而优则仕”,有一种功利性;一部分先贤仕宦在走上仕途后会渐趋平实,趋于“仕而优则学”,多了一份超脱。事实上,“学而优则仕”是一个飞跃,一个机会;“仕而优则学”则是一种境界,一种追求。“不管做多大的官,不读书便不过是一介俗吏。相反,只要永怀读书和思索的慧根,又何计其官职大小有无。”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领导干部要加强读书学习,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纵观历史,古来入仕,富贵而名磨灭,身陷囹圄而家败亡者不可胜数。推敲个中缘由,不读书是一个重要原因:置身于纷繁复杂的人事纠葛、利益得失之中,没有书本涤虑养心,汲汲于名利、戚戚于富贵,最终心为形役,身被名牵,以致言行失据,偏离正道,迷失本心。

广而言之,“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作为领导干部,不仅要讲政治,也要讲学习,读经典,学原著,悟原理,勤学乐学善学,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增加业务知识,加强道德修养,于己可修身齐家,于国于民可展现更大作为,成就一番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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