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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始末

万建强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失陷,祖国半壁河山遭日军铁蹄践踏。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高举全民族抗战的神圣旗帜,与国民党摒弃前嫌再握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继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战场之后,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走出深山老林,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华中抗日前线。江西是新四军的故乡。当年,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块红土地上率先高擎起南方8省国共合作的火炬,汇聚起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创建了铁的新四军。此后,这支抗日劲旅驰骋大江南北,纵横华中敌后,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战略转变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我党留下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赣、湘、闽、粤、浙、鄂、豫、皖8省十几个地区建立了游击区。赣粤边游击区,是项英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和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的所在地,是南方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

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南方红军游击队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孤悬于蒋管区、藏身深山密林。在敌人无数次枪抄刀篦的“清剿”中,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坚持革命,坚持斗争,保留了革命火种和战略支点。

1937年7月底8月初,在赣粤边区油山一带领导革命军民进行游击战争的项英、陈毅等从香港出版的报刊上和通过其它途径,先后得知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的消息,看到了毛泽东于当年5月7日写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文章。政治上有着十分敏锐洞察力的项英以个人名义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解释党的路线的转变。文章指出:中国革命已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重新合作的新阶段,各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必须遵照中央路线来进行合作抗日,要彻底转变我们的工作。8月8日,项英、陈毅在大余县池江西北部的一座大山上召开赣粤边区党的干部会议,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经过反复讨论,大家对由“反蒋”转变为“联蒋”,由“内战”转变为抗日,在思想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

会后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名义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对游击区“进剿”,准许抗日自由,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并且把《宣言》寄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及有关上层人士。8月20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分别向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赣州专员和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政府以及国民党驻军和当地知名人士致函,敦促洽谈合作抗日事宜。为了表示抗日诚意,中共赣粤边特委向所辖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发出指令,停止游击活动。同一天,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发表了《为和平合作宣言》,提出了和平合作,一致抗日的政纲。表示凡同意抗日救国者,都愿与之合作,共赴国难。

在浙南,粟裕、刘英等从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中得知新的时局和党的方针、政策后马上组织学习和宣传,对内给指战员上形势课,进行思想教育,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说明斗争形势,宣传我党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鲜明而又及时地表明立场和态度。

在闽西南游击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从香港、汕头的报纸中得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在闽西积极活动,以推动国民党抗战,推动全国的抗日高潮,并印刷了大批标语、口号以及《告粤军书》、《告群众书》等文件,广为散发。

黄道是实行战略转变较早的。1937年初,担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的他在崇安偶然看到一张从广丰包盐回来的旧报纸上刊有西安事变的消息,接着又在截获的福建省银行的汽车上发现一本生活书店出版的生活日记,记有“一二·九”运动。黄道察觉到国内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经过开会研究讨论,中共闽赣省委作出《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开始实行战略转变。同年春,汀瑞边游击队从报刊上获悉中共中央实行联蒋抗日的方针后,提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同年10月,中共皖赣特委获悉项英、陈毅发表的《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随后,发出《告皖赣同胞书》,重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南方8省游击区的红军游击健儿,开始了由国共对立的国内革命战争向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性战略转变。这一战略转变,为后来同国民党地当局谈判扫除了思想障碍,统一了步调。

艰苦谈判

南方游击队虽然先后行动起来,但都以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与国民党谈判。中央指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之,可以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未确实谈判好以前,部队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或抗日游击队名义进行独立的活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谈判好以后,即“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这为南方各游击区的谈判指明了方向。

1937年9月8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代表陈毅,同国民党大余县政府代表鲁炯雯,在大余县池江圩举行谈判。双方就停止武力进剿、释放在押共产党人和政治犯、游击队改编成抗日义勇军,听候调遣抗日等问题,达成七项协议,并呈报国民党地方当局核准。11日,陈毅由大余县县长彭育英陪同到达赣州,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参谋长熊滨,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副司令马葆珩,第四十六师政治部主任及赣南七、八个县的县长,在赣州举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国民党报纸却诬蔑谈判为“油山共匪设诚”,陈毅义正词严提出抗议,迫使当局转变态度。赣州谈判终见成果,双方就停止进剿,集中点编、经费给养、干部委用、部队整训等问题,达成九项协议。

为了解决南方其他游击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问题,9月24日,南方八省游击区最高领导人项英,应国民党江西当局之邀,从油山经大余、赣州同地方当局头面人物会晤后到达南昌,下榻月宫饭店。项英到南昌后,经过力争,给中共中央驻南京的代表发去电报,汇报并请示有关问题。博古接电后,一方面转报延安,一方面回电项英。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的中央分局由此恢复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在南昌,项英同民党江西省政府秘书长刘体乾、保安处长廖士翘、参谋处长熊滨等人举行会谈。双方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共同商定:一、在南昌期间,项、陈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致南方各游击队的公开信,信由各该地驻军转递,俾得迅速集中;二、项英返余后,即派员前往各游击区转达意旨;三、当局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不良分子对游击区域的报复行为,以免阻碍游击队集中改编等。9月29日,项、陈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要求各地红军游击队迅速集中,听候点编。这时,国民党当局下令撤走了部署在游击区周围的军队,释放了包括方志敏妻子缪敏在内的一批政治犯。随后,项英宣布在南昌月宫饭店设立中共苏区中央分局联络各地红军游击队的总接洽处,由陈毅负责联络、洽谈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谈判改编等事宜。

10月初,项英从南昌返回大余池江,即派出干部到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精神,通知红军游击队准备改编。这时,驻南京的中央代表博古、八路军代表叶剑英根据中央的电文指示,给项英、陈毅写信,提出了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时保持独立性原则的三点“最低限度”要求,并委派机要交通顾玉良即赴赣南寻找项、陈。

顾玉良历尽艰辛,于10月8日在吉安一家旅馆里找到陈毅。10月11日又在大余池江找到项英,递交了中央有关重要文件和博古信函等。10月12日,项英即由顾玉良等陪同,从池江经吉安、南昌、九江,乘船顺流而下,于10月22日到达南京,会见了博古、叶剑英。10月23日,项英即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在南昌谈判的前后,南方其他游击区领导人也陆续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举行了和平谈判。谈判过程中自始至终充满了尖锐、复杂的斗争。

7月中旬开始,中共湘鄂赣省委派出代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在平江、浏阳先后举行了三次谈判,初步达成了一些协议。8月20日中共湘鄂赣省委派黄耀南、刘玉堂、张藩等赴武汉就谈判中遇到的问题,请示中央驻武汉代表董必武,最后由董必武代表中共与国民党武汉行营代表谈判。同月29日,湘鄂赣边游击区谈判成功,国民党武汉行营下令停止对湘鄂边的军事围剿,承认湘鄂赣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出现了停战抗日新局面。

9月下旬,中共闽赣省委派曾镜冰、黄知真等下山,与国民党江西省南城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周中诚、光泽县政府县长高楚衡谈判,提出成立闽赣边人民政府,国民党撤走驻军以便红军游击队集中,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称人民抗日军独立旅,实行人民言论、结社和武装抗日自由等条件,并允诺停止进攻国民党军队和打土豪、实行减租减息。谈判成功后,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

10月,陈丕显同汀瑞边游击队负责人彭胜标,一起到瑞金县城与国民党独立三十三旅旅长黄镇中举行正式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陈丕显等首先阐述了共产党顾全大局,愿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态度,同时驳斥了顽固派对汀瑞游击队的种种污蔑,一开始就掌握了主动权,使国民党对游击提出的集结点编,筹划给养等问题不得不给予解决,谈判最终达成了合作抗日的书面协议。

11月,中共皖赣特委委派江天辉为代表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达成以下协议:准许游击队派人联络各地红军人员;撤退驻军,停止向根据地的进攻;解除移民并村的封锁线,恢复群众的生产自由;释放全部政治犯;游击队停止打土豪,部队的供给由国民党负责解决。谈判后,特委又派李步新、江天辉赴南昌,向项英、陈毅汇报请示工作。不巧项英已去南京转赴延安、陈毅去了湘赣边。

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利用项英、陈毅离开南昌之机,妄图欺骗李步新、江天辉,要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到浮梁县集中改编,被李步新、江天辉当场严词拒绝。此后,陈毅抵达中共皖赣特委所在地,并在特委会议上,详尽地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会议决定将皖浙赣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

闽西红军游击队代表邓子恢、谢育才等,同地方当局举行过多次谈判,几经尖锐斗争,于1937年7月29日达成协议,双方在龙岩签订了协议书。闽中游击区代表杨彩衡与莆田当局多次谈判,于同年9月上旬达成了协议。闽浙赣游击区首席代表刘英同地方当局谈判于同年9月16日取得成功,双方就一些重大问题签署了协议。浙西游击区领导人粟裕,给国民党地方当局递送了《国共合作抗日建议书》,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协议。豫南游击区领导人周骏鸣等同地方当局谈判,于9月达成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豫南抗日独立团的协议。

然而,在实行战略转变,国共合作抗日时,也出现某些地区的领导人思想不通的情况。1937年11月间,陈毅化装成商人模样,携项英亲笔信,以党代表的身份赴九陇山,与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派驻九陇山的刘培善、段焕竟等会面,向他们宣传解释党的抗日救国纲领。通过他们,又找到了湘赣临时省委驻地及负责人谭余保,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游击队下山改编的指示。因山上的同志长年在深山中坚持斗争,对外界的形势变化缺乏了解,又没得到国共合作的确切消息,对陈毅的来意产生怀疑,险被当成叛徒遭不测。陈毅临危不惧、临险不乱,力陈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重要性。谭余保也派人密赴吉安、莲花等地探听到确切消息。经过陈毅的耐心说服工作,加上谭从下山来人中获悉党中央的“新政策”信息,接受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11月底,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分别从武功山、九陇山、铁镜山、牛心山、柑子山、杨梅山等地到莲花县垄上村集中,编为一个抗日大队,有300余人。

南方各游击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艰苦谈判成功,标志着南方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结束,红军游击队纷纷出山,改编为抗日武装,为新四军的组建奠定了基础。

军部组建

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下,如何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问题摆在国共两党面前。国民党对中共在南方的革命力量心怀仇恨,仍念念不忘拔去这些革命支点,企图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剿灭南方红军游击队。在“清剿”未达到目的后,又想以抗日之名收缴瓦解红军游击队。中共中央考虑到,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不应该轻易地放弃。因此,起初的想法是将各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独立团、民团或保安团等地方武装形式;各地队伍不集中,不要求大地方,不脱离根据地,坚持在原地开展抗日斗争。但随着局势的迅速变化,这一构想很快作了新的调整和改变。

1937年7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谈判,因蒋介石对共产党提出的宣言态度冷淡,而另外提出一套方案,谈判又陷于僵局。中共代表采取不让步则不再与谈的方针,周恩来等遂离开庐山到南京、上海等地。

在上海,周恩来遇到从海外返沪请缨抗战的北伐名将叶挺。周恩来对叶挺说:“希夷,我正在和蒋介石谈判,主要是谈我们陕北红军部队改编的问题。”叶挺听着,十分高兴,看来国共两党真的有机会联合起来一致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了。周恩来说:“除了陕北的红军问题,还有南方八省的游击队问题,他们也要改编。这也要看蒋的态度。”叶挺说:“为了抗日,这恐怕没什么问题吧。”周恩来以商量的口气问道:“如果能谈通,希望你能参加这些部队的改编工作。怎样?”叶挺回国本意就是为抗日报国,于是,他对周恩来的这一建议欣然答应,申明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开始向南京国民政府积极活动。

9月下旬,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宁代表博古、叶剑英等,在南京同国民党代表何应钦、张冲等谈判,初议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新的军,在南方举起抗日旗帜。蒋介石在事先没有征求中共中央意见的情况下,于9月28日单方面抢先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博古、叶剑英考虑到党中央还不太清楚叶挺主动“请缨”这一内情,便于10月8日与董必武联名致电中央:“叶挺事,据他说,恩来第一次在沪曾和他提过这个办法,故他才敢活动。现已委任为新四军军长,拨发了五万元活动费。他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电报正式向中央提出“南方游击队集中编为一个属我党直接领导的军”的建议。

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转发蒋介石10月6日电令:赣粤边、湘鄂赣边、闽赣边、湘赣边、皖浙赣边、浙闽边和闽西等地红军游击队,统交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

10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博古、叶剑英、董必武等,同意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为一个军的建议。10月3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集中五分之三改编为一个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陈毅或刘英为参谋长,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以4个月为清理时间,任何游击队、游击区均须党中央派人亲去传达,然后集中。

11月3日,叶挺应邀到达延安。叶挺的到来,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隆重欢迎。毛泽东紧紧握住叶挺的手说:“欢迎,欢迎,叶挺将军!我们虽未见过面,可你的大名却如雷贯耳!”叶挺感动万分。他忍不住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自己不该出走,应该和你们一样继续斗争。”毛泽东摆摆手说:“不要讲那些了,我们现在不又站在一起了嘛!”并关切地询问道:“你愿不愿意恢复党籍?”叶挺回答说:“从心里讲,我离党十年为离群孤雁,极度苦闷,思念党,做梦都想投入党的怀抱。但此时,这种身份,我认为暂不宜恢复党籍。我作为无党派人士,可以自由地与国民党官员交往,调解国共两党矛盾和为新四军向老蒋要军费。”

毛泽东向叶挺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中央党校举行的欢迎叶挺大会上,叶挺激动地表示说:“过去的那一段,好比爬高山,朱总司令等同志不怕艰险,坚决爬到山顶上去。我呢,只爬到半山又折回来了。今天,我愉快地来向同志们学习。今后,我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就在叶挺抵延安的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除了询问他当初在上海与叶挺谈要他“编游击队”的详情外,还告诉他:“叶挺表示愿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11月6日,毛泽东又致电博古,向他通报了中央同叶挺商谈的结果,正式决定新四军隶属八路军,编两师四旅八团;军部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具体改编事宜由叶挺出面向南京政府谈判交涉。

项英奉命于11月7日抵达延安。他向党中央详细地汇报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红军游击队谈判改编的情况。在延安时,叶挺同项英见了面,一起研究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和新四军组建事宜。叶挺在延安一共逗留了六天,于11月9日离开延安,先行前往武汉,负责新四军军部的筹建工作。叶挺于11月12日从延安到达武汉,在汉口大和街念6号,一边以新四军军部名义招募工作人员,一边等待副军长项英的到来。此时,叶挺在汉口就新四军具体编制,以及部队活动范围等问题与何应钦反复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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