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菜单
首页 > 热门资讯 > 党政 » 正文

在中南海近距离感受周总理的伟大和平凡

高 原


凡是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或和他有过接触的人,无不为他的人格魅力和领袖风采所折服。今年82岁的前甘肃省科协主席贾承谊,1956年至1961年曾在中南海工作过,先后在国家专家局和国务院秘书处任过秘书等职。他亲身体会到周总理在解放后国家初创阶段是如何忘我工作的,以及总理生活的简朴和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善待。至今谈起这些,老人的激动和感慨之情仍溢于言表。

工作起来像一架飞转的机器,永不停息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作为总理,周恩来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周总理是一个快人快语、精干敏捷和非常讲求工作效率的人,精力充沛,有着超人的记忆力和抗疲劳能力,这使他的工作非常高效。贾承谊说:“我在中南海工作只有五年多时间,但周总理的忘我工作作风让我记忆犹新,百般感慨,给我的人生注入了无限的活力。我在他那里学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以至影响到我的一生。”

当时国务院专家局的局长是由总理办公室主任齐燕铭兼任的,专家局的办公小院与周总理所在的西花厅只有一墙之隔,侧后有一个小门洞让两个小院相通,秘书们来往传送文件就从这个小门出入,因此贾承谊有机会见到总理。贾承谊说,用“日理万机”这个词来形容总理当时的工作状态是再恰当不过了。总理每天的会议、接见和听汇报的日程密密麻麻地排满了两张纸,这还没算上临时安排的一些国务活动,更不要说批阅大量文件了。因为白天要在外活动,批阅文件就只好放在夜间,总理为此常常熬夜到凌晨两三点甚至通宵。“周总理精力非常充沛,一般年轻人都陪不住。因此,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是分班的,一班绝对是顶不下来的。”贾承谊说,“但周总理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会休息,他常利用开会或接见外宾前后的几分、十几分钟间隙时间闭目养神,或者一上车就闭眼,让脑子快速休眠入静,做到迅速充电。列宁说‘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周总理会工作也会休息,非常了不起!”有一次,周总理接见一位外国记者,谈了一个通宵,临了记者非常感动和感慨地说:“真对不起,耽搁了您一夜时间,现在您该休息了。”总理却风趣地说:“已经休息过了,现在是开始新的一天工作的时候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总理正值壮年,身体好,工作走路动作都非常快,工作人员同他外出,有时还要连走带跑,才能跟得上总理矫健的步伐。贾承谊说:“周总理常说,我们要像蚕一样,把最后一根丝吐出来,贡献给国家。周总理确实是这样做的。”周总理的忙,秘书和司机的心里最清楚,因此他们都很崇拜和心疼总理。秘书尽量把接见、开会活动安排得紧凑一些,节约出时间给总理闭目休息。司机在接送总理的途中,也有意把车开慢一点或多绕两个弯,好让他在车里多有几分钟休息。

贾承谊记得,总理当时有八个秘书,贴身秘书还有好几个,每天轮流值班陪总理工作。总理的一天是从卫生间开始的,他一起床,秘书们就拿着待批阅的文件追进卫生间,总理一边洗漱,一边听秘书说事。有一篇名为《全天候周恩来》的文章,说周恩来是党内工作最忙最辛苦的人,这一点也不假。除了白天开会、接见外宾外,总理常常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看电话记录、待批阅的文件和自己的日程安排,所以身边工作人员称他的卫生间是“第二办公室”。总理的卧室则被称为“第三办公室”,每天睡觉前他总是抱着一大摞文件在床上批阅,邓颖超为此特意请人做了一个斜面小桌,放在床上供总理使用。

周总理诸事亲自动手的工作作风给贾承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向党中央、毛主席请示汇报工作的报告,都是总理亲自动手。许多下发的重要文件、命令、电报等,也亲自起草。总理的讲话和报告大都自己起草,只跟工作人员要来原始材料,即使来不及写,也要先口授要点,再让秘书整理成文。周总理非常重视统计数字和各种具体材料,常常亲自演算或核对。因此,他一生留下了大量的手稿和笔记。贾承谊回忆说,总理召集开会有个习惯,总是会先说一些轻松的话题,像拉家常一样,尽量让大家消除拘束感,有时还在发言中穿插谈到在座者家乡的风土人情什么的,让大家感到非常亲切舒服,从而更加畅所欲言。

在中南海工作后期,正遇上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贾承谊亲眼看到周总理为处理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是如何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的。1960年秋,全国各地缺粮问题严重,人们吃不饱肚子,加上苏联又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及逼债,国内经济形势非常严峻。他亲自带人到农村搞调查,以掌握真实情况,纠正政策错误。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的两年零四个月时间里,总理就粮食问题的谈话就达110多次。他一张一张地审阅粮食计划表,精心计算粮食的安排,阅示笔迹有900多处,可想而知当时他心里承受的压力和付出的心血有多大。在那些日子里,总理和粮食部门的领导谈工作几乎都安排在晚上,经常熬夜到凌晨三四点。


生活简朴,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

贾承谊回忆道,总理办公和住宿都在西花厅。这是一个皇家小旧院,院砖坑坑洼洼,墙壁斑斑驳驳,几棵樱桃树也已经很老了。有人提出,把小院里的房子和地面整修一下。总理说:“不,这样就很好,最能代表我们国家艰苦奋斗的作风”,又说“外宾要参观,可以种几棵苹果树,让它果实累累,象征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兴旺发达。地砖不要动,那些老青砖是文物宝贝,要保护。”总理的办公室极其简陋,只有一张不大的写字台、两把小转椅和一盏台灯。

当时国务院机关房子少,办公拥挤,有人建议修建一座国务大楼,总理没有同意。他说:“我们要勤俭建国,不能带这个头。”1959年建国十周年前夕,有人提出把国务院的院落整修一下,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国庆,同样遭到了总理的拒绝。他说:“办公室旧一点破一点不要紧,艰苦奋斗是我党的优良传统,这样最能代表我们国家。”他还不止一次地否决装修会议厅的建议,坚决地说:“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

1960年的一天,青海省给中央机关食堂送来一些湟鱼,总理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有关同志,并要求他们立即送到北京饭店去招待外宾。他还明确交待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和招待科的负责人,有关宴会要精打细算,尽量少花钱。国务院内部招待科小食堂是开国务会议时用的,剩下的东西不能给机关大食堂,而一律交给北京饭店。为了节约开支,中央机关当时在京郊南口办了一个小农场,自己搞农副生产,与全国人民共甘苦。

贾承谊说,三年困难时期,总理家里不开伙,亲人、秘书和警卫们全在机关大食堂吃饭,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当时,机关大食堂伙食很简单,每人每月二十来斤口粮,后来又减少了几斤。肉就更不用说了,每月吃一两次,只是菜里放一点。后来,总理带头不吃猪肉和鸡蛋,也不吃米饭了,与全国人民同甘苦。总理平时吃饭,主食是窝窝头和馒头,有时要点面汤,菜是白菜熬豆腐,有时里面有点粉条。一次,炊事员对他说:“总理,你这么大年纪了,工作起来没黑没白的,又吃不多,就不要再吃粗粮了。”总理说:“不,一定要吃,吃着它,就不会忘记过去,就不会忘记人民哪。”他吃剩的饭菜不让倒掉,要留到下一顿再吃,从不浪费一粒米、一片菜叶。

国务院开国务会议,会议按时结束就各自散去,如果过了中午还没结束,就在小食堂吃工作餐。总理规定,工作餐各自交钱交饭票,谁也不例外。总理吃完饭,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的菜汁擦得干干净净,最后再把菜叶吃掉。吃饭时,不小心掉了一粒饭在桌上,他会马上用手捡起来吃掉。有人对他如此节俭感到不解,他说:“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我们不能浪费一粒米。”有一次,总理和值勤战士一块吃面条,警卫不小心把一根面条掉在桌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总理已抢先把这根掉在桌子上的面条捡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嘴里,并诙谐地说“粒粒皆辛苦嘛!”这件事在警卫战士中传开,大家深受感动。


贾承谊还听一位警卫说,有一天晚上,周总理和邓颖超出来散步,警卫忙给他们开路灯,却被总理给关了。他对警卫说:“散步不需要电灯照明,要节约用电。你告诉大家,今后我们出来散步,不要再开路灯了。”

谈到总理的穿戴,贾承谊说:“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外事接见活动很多,穿着很整洁讲究,但非常朴素、简单。他告诉秘书,‘我的衣服一定要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总理做衣服,不论平时穿的还是外交礼服,从不要进口面料,而坚持要国产的,定制皮鞋,用的也是国产皮料。

上班间隙休息或吃饭后,贾承谊这些机关的年轻人经常能碰到总理和邓颖超出来散步。每当这时,总理总是先打招呼,问大伙吃饭了没有,有时还停下来跟他们说几句话。有一个休息日,贾承谊和几个年轻的同事在中南海划船,又碰到总理和邓颖超到湖边散步,总理主动凑近湖岸和他们几个说话。他穿着平时喜欢的灰色夏装,平底布鞋。邓颖超也穿得很朴素,都是普通的布料衣服。贾承谊说,总理戴表都坚持要戴国产的,他自己买的首批“上海牌”手表,戴了一生,直至逝世。

把知识分子当作朋友看待和尊重

周总理一生爱才,尊重知识分子,特别是在解放初起用知识分子、召唤国外留学人员回国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佳话。

解放初期,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文明建设需要大批内行的专家献计献力,因此中央很快召开了一个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周总理亲自主持并在会上作报告,强调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性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会后成立了中国专家局,总理经常督促和过问专家局的工作,在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工作岗位和专长使用等方面,为知识分子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

总理还经常给知识分子写信,交流思想,探讨学问和询问他们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在信中,他总是敬称对方为某某“兄”或某某“老”,落款署名“弟:恩来”、“恩来敬上”等,极少直呼对方的姓名,这反映出他谦逊慈和的深厚道德修养。

周总理虚怀若谷、从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的儒家风范,拉近了他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距离。知识分子在他面前敢讲真话、直抒己见。

建国初期,中央有关部门要调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当时误传顾颉刚要求每月薪金500万元(旧币),总理说:“中国有几个顾颉刚?这事即使是真,他要500万就给500万嘛,但一定要请他到北京来。”周恩来就是这样从不把知识分子往坏处想,他了解知识分子,信任知识分子,并能知人善用。

对于知识分子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一旦得知,便迅速给予纠正。1959年,周总理到离杭州不远的一座大型水电站工地视察,了解到一技术人员因抵制党委书记的瞎指挥而受到处分时,他当即批评了这名党委书记,又亲切地拍了拍那个技术人员的肩膀说:“同志,你做得对,做得好!谢谢你!”处分当即被取消。

解放后周总理还通过各种渠道,召唤在国外有杰出成就的华人专家和知识分子回国效力。譬如对“三钱”、李四光等一批在国际上卓有成就和名望而且我国迫切需要的学者,他总是不惜代价做工作,诚邀他们回国。

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教授,原在美国研究的是火箭和导弹技术,研究成就受到全球科学界的称誉,他响应党和祖国的号召,于1946年回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也积极响应祖国的召唤,于解放前夕的1948年回到中国大陆。周总理对钱伟长、钱三强两位科学家的回归祖国非常重视,多次接见他们,并指示有关部门全力支持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成为中国航空导弹和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钱学森是世界一流的火箭科学家,原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教,主要从事导弹核武器的研发工作。他应祖国的召唤回国却受到美国的阻拦,总理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亲自领导。经过十多次的谈判,美方最后做出让步允许其回国,同时带回来二十多个中国留学生。钱学森作为世界级的顶尖科学家,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回来后,总理多次接见他,并请他起草了我国最早的一份发展火箭、导弹技术的意见书。

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原是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48年出席伦敦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以后旅居国外。建国后,总理殷切期盼他回国主持新中国的地质研发工作,并通过多个渠道给李四光带话,请他回国。李四光感于周恩来总理的真诚,终于回到祖国,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主持地质部工作。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像这样经过多方努力,被周总理劝请回国的科学家还有一大批。他们受祖国和周总理的感召回国,在各个科学研究领域和经济界、法学界、文化界创立学说,开拓局面,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起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虽然在中南海只工作了短短的五年,但贾承谊说,那几年是国家初创期、多事期和最困难的时期,他有幸近距离地见闻和感受到周总理的忙、简朴和慈和。总理的人格风范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使他懂得了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高尚的人,一个人怎样活着才最有价值。他说:“那5年,是我一生中最不能忘怀、最有价值的5年。”○

题图 贾承谊珍藏52年的周总理的照片

责任编辑 刘金旭

赞一个 ( )

如果本文对你有所帮助请打赏本站

  • 打赏方法如下:
  • 支付宝打赏
    支付宝扫描打赏
    微信打赏
    微信扫描打赏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验证码: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