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在“朝圣”莫斯科的日子里

熊廷华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产物。这里群英荟萃,人才济济,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批新秀,在此崭露头角。在这学习期间,正是王明个性塑造的关键时期。他棱角分明,锋芒外露,师承其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其政治生涯贴上了醒目的标签。中山大学毕业后,王明虽然只是留校作翻译工作,但他上靠下联,呼朋唤友,事实上控制了中山大学的制高点。中山大学政治风波一浪高过一浪,在这里产生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奠定了王明走向政治舞台的班底。对此,几十年来,人们莫衷一是,评说不一。

既没有参加国民政府组织的公开考试,也没有被地方推荐选派,王明与众多的国民党高官子弟一同走进了政治

明星的摇篮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为纪念孙中山的历史功绩,继续支援中国革命,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国民政府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庭,宣布了苏联政府的一项重大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一所大学,以孙中山名字命名,帮助中国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

鲍罗庭宣布这一决定后,国共两党十分重视。国民政府立即成立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选拔委员会。政治嗅觉敏锐的王明,当即向湖北中共组织递交了申请。

中山大学第一期招生340人,采取公开招考与组织推荐两种方式选拔。能公开报考的广州,由选拔委员会公开招考;北洋军阀控制的地区,由国民党各省党部秘密选派。广州是当时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只招收180人,可报名应考者有一千多人。湖北只分配到10个名额,更是供不应求。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基本由共产党人主持。湖北省党部把目光放在追求进步、表现突出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身上,经个人申请、家庭同意、组织审查几道环节,最后敲定名单。

王明志在必得,初选榜上有名。可结果出来后,呼声较高的王明不在其列。王明不想放弃这千载难遇的机会,开始了争取去俄留学的不懈努力。湖北没有名额,他就跑到江西,找到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希望占用江西的名额。不巧的是,江西名额已满,王明空手而归。

王明没有灰心,再次走进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省党部对王明在学校的表现早有所闻,又见他意志坚定、不辞奔波,破例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写信,介绍王明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要求保送王明。

当时,保送生大都是国民党达官要员子弟。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冯玉祥之子冯洪国、邵力子之子邵志刚、叶楚伧之子叶楠、于右任之女于秀芝,均在此列。由于个人的种种努力和组织的格外关照,王明幸运地成了鲍罗庭特批的第20名保送生。

1925年10月2日,王明早早来到汉口第六码头,在那里会合一起出国的同伴,搭乘汉口招商局去上海的轮船。在上海停留几天后,王明和各地来的一百多学生一同登上了开往苏联的煤船。带领这批青年前往苏联的,是俞秀松和董亦湘。从苏联赶来迎接他们的,一位是长期侨居苏联、并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杨明斋;一位是瞿秋白在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周达文。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三人组成临时党团支部,负责旅途思想教育和安全保卫。

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颠簸十个日日夜夜,船到海参崴靠岸。稍作停留,王明一行转乘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了登上通往莫斯科的漫长旅程。整整两个星期,列车走完了海参崴到莫斯科7000公里的旅程,王明终于来到心中的圣地。

王明对其他课程不甚关心,但对俄语和列宁主义很下功夫

中山大学,由一家地主庄园改建而成,位于莫斯科著名的文化区,周边环境宜人,闹中取静。

1925年11月底,中山大学举行首次开学典礼,苏共中央、共产国际以及苏联政府相关部门派显赫领导人出席。他们热情洋溢的致词,让每一个中国学生无不为之振奋。

校长拉狄克主持开学典礼。拉狄克是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也是个大学者,能讲好几种语言。关于他的故事,在中国学生中迅速流传,成为大家的偶像。

开学典礼上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托洛茨基。这位在苏联与列宁齐名的领导人,登台讲演时,掌声持续了数分钟之久。托洛茨基以极富感染力和诱惑力的语句,向学生们描述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指出中国革命对世界局势的影响,要求每一个中国学生明确使命,做旧世界的掘墓者,新社会的开路先锋。托洛茨基的讲话,令王明热血沸腾。

中山大学的教学目标,是为中国培养熟练的政治理论人才,使之成为未来的社会活动家。国内形势迅速发展,要求训练和培养必须速成和讲求实效。学校课程设置不同一般,学制也仅为两年,为正规大学年限的一半。通常四年的课程,两年之内完成,还要克服语言障碍,学业紧张可想而知。

中山大学的教师几乎都是俄国人,学生又都是中国人,大都不懂俄语。为解决这一矛盾,学校安排学生定期到居民家同吃、同住、同学习,然后把俄语学得较好的学生编成俄文班,由教员直接用俄语上课,培养速成翻译。

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接触,王明不仅俄语进步很快,对俄国社会也有了进一步了解。洪秀全、康有为乃至孙中山提出“大同世界”、“民权主义”的社会改革主张,在苏联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存在。富于幻想的王明,思想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


熟记硬背,是学好俄语的基本功,也是王明的长处。王明原有一定的英文基础,加之肯于钻研,俄语水平很快提高。俄文班成立时,全校只选拔了十几个学生,王明便是其中之一。按苏联习惯,每个学生应选定一个俄罗斯名字,他给自己起名为“克劳白夫”,即为鸟的意思。他要在这里一跃升空,展翅高飞。

俄文班主要学习四门课程,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世界革命史和列宁主义,为这个班教授列宁主义课程的,是副校长米夫。

米夫时年24岁,却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权威。他对中国问题十分关注,很看重中山大学这块阵地。他装扮老成,总是一副严肃面孔,从来没有笑容。

王明对其他课程不甚用功,但对俄语和列宁主义很下功夫。他的俄语学得特别快,半年时间就达到能说会读的程度。他给人的印象是,面目俊秀,聪颖机敏,俄语流畅,对列宁、斯大林教导谙熟程度令人敬佩。

俄文班以自学为主,主讲老师先列出提纲,指定必读书和参考书,由学生自学,然后组织讨论,最后老师作总结。王明在其他课堂上很少发言,但上列宁主义课时一反常态,总是抢先。熟记名词术语,讲起来头头是道,王明自然得到米夫的青睐。每当讨论出现分歧时,米夫总是指定王明发表意见,王明也就口若悬河、眉飞色舞地大讲一番。王明俄语好,可直接和米夫对话。接触多了,思想交流深了,两人的感情也就更密切了。

王明成为米夫重点关注的对象。

在与对立面的较量中,王明一马当先。他能言善辩,才华毕露,登高一呼,群起响应,成为中山大学知名人物

莫斯科中山大学,承接了母体里浓厚的政治基因。自王明进校之日起,中苏两国、国共两党的政治气候,在这里都有灵敏的反应。

自列宁1924年初去世后,苏联党内也不平静,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息。1925年12月,苏共中央公开讨伐托洛茨基,批判其社会主义不可能在苏联胜利的理论。中山大学很快卷入了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1927年年底。

对待这场斗争,学生中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人明确支持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路线;一部分人欣赏托洛茨基的才华,对托派予以同情;以康泽、张镇为代表的第三部分人,从国民党正统观点出发,拥护托派,反对斯大林。

在王明心中,苏联是列宁主义最圣洁的地方,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人,神圣不可侵犯,他当然明确支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起初,他因潜心于学习俄语,藏而不露,引而未发。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国共两党之间的对峙与斗争,日益明朗与恶化,脆弱的统一战线摇摇欲坠。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不仅引起国内的强烈反响,而且迅速波及莫斯科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校园内,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右派之间,展开一场激烈争论,双方谁都不肯善罢甘休。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为同蒋介石保持工作关系,竭力缩小中山舰事件的政治意义,只将几个国民党激进分子遣返回国,才使这场风波暂时平息下来。

中国学生来到中山大学后,已经脱离了国内的组织关系。中山大学虽然建立了苏联共产党的支部局,但中共党员没有取得苏联共产党的党籍,联共支部局也不承认中共党员的党籍,中共党员建立自己的组织势在必行。

开学不久,学生中的中共党员成立了旅莫支部,从法国旅欧支部转来的叶青当选支部负责人。他忽视中山大学不同于法国勤工俭学的特点,照搬旅欧支部的工作经验,认为同学们到中山大学来的主要任务不是读书,而是改造思想、触及灵魂。旅莫支部不仅不督促在校学生党员学习马列理论,而且把用功研讨马列的党员视为学院派。有人甚至反对学习俄文,认为学俄文是学者们的任务。

一些学生认为,俄语固然难学,但不远万里来学习理论与俄国革命经验,掌握俄语是必不可少的。这种主张却遭到支部局的压制。轻视甚至反对党员理论和文化学习,自然使大多数学生的学业受到极大障碍,其结果只有少数人进入了俄文班。

勤奋钻研俄语和列宁主义理论的王明,对旅莫支部的作法强烈不满。在1926年夏天的一次党员大会上,他一马当先,与叶青展开面对面的交锋。

王明抓住大家要求读书和反对检讨的共同心理,对支部的指导方针提出严厉批评,提议解散旅莫支部。他的理论依据是,共产党员不分国籍,旅居他国的共产党员理应受所在国的共产党组织的领导。

王明才思敏捷,语言流畅,宛如一个能言善辩的雄辩家。他顺应大家心理,获得群起和应,会议持续了整整四天。

在总结会上,校长拉狄克作长篇讲话,他谴责旅莫支部的指导思想和组织活动,并明确宣布解散旅莫支部,学生党组织属学校所在地莫斯科市一个区委领导。

王明的主张,得到了拉狄克的肯定,存在仅半年的旅莫支部解散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强调改造思想、触及灵魂的叶青,回到国内不久被捕,投入国民党怀抱,后来官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成了名副其实的反共“旗手”。

这年9月,中山大学“学生公社”改选,王明引人瞩目,一跃成为学生公社主席。

在中山大学第一期300多学生中,有俞秀松、马骏这样中共早期的老党员,也有张闻天、沈泽民在国内时就有一定名望的学者,还有邓小平、傅钟这些曾到欧洲勤工俭学的学生。王明能成为学生公社主席,除了与米夫的欣赏和器重有关外,其本身的能力和才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王明帮助校长平息了一场相持不下的风波,助主有功。校长对学生欣赏有加,挂起了学生的大幅照片

1927春夏之交,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背叛革命,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高层步步退让,中国革命局势急转直下,大革命已经滑到了失败的边沿。

国内统一战线的对抗和冲突,在中山大学校园引起连锁反应。校长拉狄克支持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错误地指导了中国革命,被解除校长职务,教务长阿古尔代理行使校长职权。

中山大学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与代理校长阿古尔工作上各执己见,产生了严重分歧。他们在学生中都有一定影响,也各有一批支持者,自然形成两股力量。他们之间互相指责,称对方为“派”,出现了所谓“教务派”与“党务派”之间的严重对立。

在中山大学第一期学生中,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小组发起人之一;董亦湘、周达文同在国内做过几年革命工作,有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他们学习成绩优异,在学生中素有声望,参加了教务处的一些工作。阿古尔依靠这几位骨干,在身边集结了一批学生。

党务派主要支持者有组织委员傅钟、宣传委员李卓然、党小组长张闻天、沈泽民等人。他们在学校参加了支部局的工作,身边也汇集了一批人。

教务派与党务派势均力敌,相互抗衡。

在6月底的学期总结会上,两派展开了一场“圣战”。这些血气方刚、才华四溢的学子,各不相让,咄咄逼人。教务派认为学校党务一塌糊涂,党务派指责学校教务杂乱无章。会议开了七天七夜,时间长了,有些同学不感兴趣,不愿参与争论,又出现了所谓的中间派。

暑期到了,学校组织同学们到莫斯科郊外的塔拉所夫卡休假。同学们没有陶醉在湖光山色之中,卷入党务派和教务派之争的学生,仍然争论不迭。

这时的王明,尚在国内。这年1月,米夫以联共宣传家代表团团长身份访华,王明作为贴身翻译。米夫赴华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筹办中共中央党校。由于中国局势险象环生,王明跟着米夫返回莫斯科。

米夫和王明回到莫斯科,了解到学生中这种难解难分的混乱状况,连忙赶到塔拉所夫卡。米夫在学校的工作,主要依靠谢德尼可夫及靠近党务派一边的学生,回来后能否当上校长,阿古尔对他是个很大的威胁。王明向米夫提出一项结束争论的建议:联合党务派,争取中间派,打垮教务派。

王明的建议得到米夫的采纳,并迅速付诸实施。经过一番角逐,教务派彻底垮了,阿古尔受到撤职处分,谢德尼可夫也被调走,米夫顺理成章地晋升为中山大学第二任校长。

米夫认为王明理论上有造诣,政治上懂策略,从此对他信任有余,欣赏有加,甚至在家里挂起了他的大幅照片。

这年9月,中山大学第一期学生毕业,王明留校作翻译工作,实质上成了米夫的专职秘书。伴随着米夫职位的升迁,王明的地位相应“水涨船高”,成为中山大学的无冕之王。

王明积极参与反托派的斗争,既不能压服异己,也不能说服别人。他采取新的措施,弄得江浙籍学生人人自危

1927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日,莫斯科红场上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不论是东方大学(十月革命后,俄国政府创办,专门召收亚洲学生,设有中国班)还是中山大学的学生,都参加了这次壮观的庆典活动。

东方大学的队伍走在前面,他们绕过克里姆林宫围墙转弯处,刚刚踏进红场入口,就听到斯大林洪亮的声音:“中国革命万岁!”“世界革命万岁!”

随后,中山大学的队伍又来了。在红场入口处,夹杂在队伍中的俄国人掏出布条挥舞,呼喊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一挑衅行径,立即引起中山大学学生的反击,双方拉拉扯扯,甚至发生了肢体冲突。

游行队伍在打斗中继续前进。就在人们不经意时,中国留学生中突然有人喊出支持托洛茨基的口号,他们拼命高呼,比俄国人还要响亮。

当时,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围绕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爆发了一场极其尖锐的争论。这场争论从1927年初开始,历时半年,从笔战到舌战,从党内发展到党外,从秘密发展到公开,从说理演变成谩骂,从文斗演变成武斗。托洛茨基自始至终反对国共合作,认为中共在大革命进入高潮之际应退出国民党,立即举起苏维埃的旗帜;斯大林则坚决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反对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开展苏维埃运动。

中山大学“托派”学生的行为,使斯大林感到震惊。斯大林指示米夫,对中山大学的“托派”活动进行调查,并将结果上报苏共中央。调查以学校支部局为核心,王明主持了这次调查。

中山大学的确挖出了托派分子,学校进行了严肃处理。在红场上高喊拥护托洛茨基的安福、陆渊、梁干乔等人,被遣送回国;有过错但比较轻微的学生党员,有的给予党纪处分,有的被送往工厂劳动。


王明坚信斯大林,积极参与反托派斗争。在这次反托派活动中,一些同情托派的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由此引起一部分学生对支部局的不满。

国内大革命失败后,学生中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围绕在支部局周围的学生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是正确的,主要是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不少学生认为共产国际在一些问题上处理不当,至少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鲍罗廷、罗易要负责任。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还与学校当局发生争执,他们甚至列队游行,到共产国际请愿。

此时,米夫被提升为共产国际东方部副主任兼任远东部部长,实际上主管中国事务。两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使他伤透了脑筋。

王明又一次向米夫建议,将东方大学中国班合并到中山大学,让两股力量互相牵制。东方大学中国班和中山大学合并后,改称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中大,有人甚至还称之为中山大学。

局势的发展出乎王明的意料。东方大学中国班合并过来后,支持托洛茨基在中国问题上主张的人越来越多。1928年前后,托洛茨基反对派在苏联接近彻底清除,可中山大学竟有一群坚定分子建立了自己的地下组织。他们单线联系,甚至利用学校组织的各种外出活动,秘密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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