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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苏联援华志愿飞行员对日作战战术

赵广军


1937年8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志愿飞行员来到中国,与中国空军一起投入到各地的空中战场。由于苏制飞机的先进性以及苏联空战战术的正确运用,中日空战中中国的失利局面逐渐得到扭转。美国志愿航空队作战方法不正规,被日本人称为“美国亡命徒”。苏联志愿飞行员由于其战斗作风强硬而被中国飞行员戏称为“暴徒”。

从单独作战到中苏混编作战

1938年以前,苏联志愿飞行员在中国基本上是驾机单独作战,后来经国民党政府批准,中苏飞行员混编。

抗战前的中国空军集合各地方实力派航空力量而组建,机种繁杂,人员参差不齐。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上统一了全国的空军力量,拥有各种型号的作战飞机600余架,其中能用于轰炸、侦察、战斗兼轰炸的作战飞机仅305架。这些飞机都购自欧美国家,机种性能各异。当时中国还没有建立自制作战飞机和供应空军技术装备、军需物资的工业基础,战时供应完全依赖进口。

淞沪战役后,中国空军主要依靠苏联提供的作战飞机,购进一定数量的用于空中拦截的H—16式单翼歼击机和用于空中格斗的H—15式双翼歼击机,以及性能较好的CB—2型单翼轻轰炸机和TB—3型重轰炸机等。同时,苏联派出志愿援华抗日飞行联队,辖有两个轰炸机中队和四个歼击(驱逐)机中队,进驻兰州,训练中国空军空、地勤人员使用苏式飞机。中国空军战机逐渐从欧美制过渡到以苏制为主。

苏联飞行员和中国飞行队刚开始是各自为战的。第一批苏联志愿航空队由阿拉木图转到中国兰州,随后到达南京参加空战。11月21日,日机来犯,苏联志愿航空队第一大队7架H—16歼击机升空同20架日机交战。战斗中苏联飞行员击落日本“九六”式歼击机两架、轰炸机一架,首战告捷。苏制H—15和H—16歼击机在战场上的突然出现使日本飞行员陷入慌乱。苏联歼击机在某种程度上夺取了局部制空权,日本舰载航空兵的强劲势头也被遏止。苏联志愿飞行员在没有中国空军协同、缺乏与日军交战经验的情况下,凭借苏制歼击机的技术优势取得了南京空战的初次胜利。

但是日军飞行队在总结空战经验之后,很快了解了苏制歼击机的性能,同时发现了苏联飞行员不熟悉战术的弱点。仓促参加空战的苏联志愿飞行员来华之前只是简单地了解了日本“九五”式歼击机的性能,而对“九六”式歼击机缺乏必要的了解。加上日军频繁对南京进行空袭,强度也逐渐增大,持续紧张的战斗使苏联飞行员疲惫不堪。而且当时国民党南京防空的空中观察和通报工作组织不协调,大多是在敌人的飞机已经到了南京的上空,甚至是到了机场上空,苏联飞行员才听到警报起飞的。飞行员必须要用手将轮毂转40圈才能收起H-16的起落架,一边转轮毂,一边还要注意观察,以免转过了头,丧失了备战的时机。在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下,苏联飞行大队战果不佳。

针对空战中暴露的问题,苏联飞行员对H—15和H—16歼击机进行了改进。为了便于集中操纵机枪射击,苏联志愿航空队在操纵杆上安装了按纽扳机,给H—15装上了装甲靠背,有效地保护了飞行员,也方便了机枪射击。为了减轻飞机的重量,他们还卸下了所有飞机的电瓶。在最初的空战中,H—16两翼的机枪火力不足,因此他们在H—16上安装了补充机枪,最后还把H—16的速度与H—15的机动性协调做了改进。在改进苏联飞机的同时,他们还对日军飞机的性能也进行了研究,以便制定应对战术。为了及早发现敌机,有效抵御敌人的空袭,苏联飞行队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空中观察、通报和联络系统。这些技术和战术的改进,使一度陷入困境的局面有所好转。

从南京首次参加对日空战开始,直到1938年初,苏联志愿飞行员都是独立作战。中国的飞行员在设立于新疆伊犁艾林巴克航校、兰州、成都和其它的飞行学校中受到培训后,中苏军方开始尝试混编作战。1938年2月,第一批接收苏联歼击机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完成H—15和H—16的改装任务。1938年2月下旬到3月中旬,新的苏联志愿飞行员大队来到中国,在南昌接受任务。苏联志愿飞行队的轰炸队同H—15、H—16战斗机组一起,以南昌机场为根据地,组成一个战略轰炸大队。为了有效对抗日机轰炸,国民党政府决定中国飞行员加入苏联志愿飞行大队一同作战。从此,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开始驾驶苏制歼击机并肩战斗,中苏混队对日机的对抗更加得心应手。


苏共坚强的组织和领导

苏联方面非常重视选派志愿飞行员援华抗战一事。苏联空军领导人直接领导了志愿人员的挑选和编组工作,从志愿者中挑选了有经验、英勇善战的共产党员飞行员,组成第一批CB型轰炸机和H—16型战斗机大队,共254人。到1937年10月21日前,又续派447人,他们中有飞行员、航空机械师、航空机械士、无线电报务员、气象工作者、飞机场长、密码译员、司机、工程师、飞机装配工作队、医生等。1937年11月,第二批CB型轰炸机队被派到中国,约150人。1937年底至1938年初,又有3个H—15型战斗机航空大队被派到中国。1938年7月至10月,一批新的苏联志愿兵到达中国。其中包括由66人组成的CB型轰炸机航空大队。苏联志愿飞行员和飞机起初集中在肃州和兰州机场,被临时编成空军作战小组,随后被派往中国东部和中部前线。

苏联政府同时委任驻中国空军首席军事顾问,专门领导苏联援华飞行员等事宜。来华的苏联志愿飞行员建立有苏联共产党的组织,定期召开党的会议。在具体的空战和空袭安排中,苏共制定了机群领队长机制度,规定机群领队是协同作战的核心。中苏混编空军每个兵种只建立了由二至三个大队组成的机群,机群指挥员一般从有经验和受过良好训练的飞行员中任命。战斗起飞前,机群指挥员从比较灵活的飞行员中任命一个领队长机和两个副领队。领队长机和两个副领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机群的成功与否。

苏联党组织规定,苏联飞行员每天如果不准备战斗起飞,也不飞到前方临时机场,一般不能远离自己的飞机,以防止日本航空兵的空袭。由于机场没有夜航设备,中国的飞机只能在白天飞行。不论天气如何,天亮前一小时飞行员必须到机场,机械师和其他专家去机场还更早。到达机场后,开始进入二级战备。如果得到情报说空中有日本轰炸机,并正在向机场飞来,就要进入一级战备。此时,全体空勤人员都进入飞机,发动机已经试车完毕并准备启动。指挥所发出信号之后,飞机就一架接一架地起飞,摆脱敌人的攻击,飞向机场四五十公里远的待机空域准备迎战。

苏联飞行员良好的技术协调

苏联志愿飞行员针对日机的特点,分别采用不同的战术。针对日军的“九六”式单翼歼击机,苏联飞机采用的是双机空战战术。用“H—15”追击和拦截敌机,并同其展开战斗,接着动作敏捷的“H—16”赶到,发挥其机动性能好的特点,牵制住敌机,进行攻击。双机配合的战术歼灭了很多架日军“九六”式飞机。

由于当时还不能很好地掌握无线电通讯,特别是飞机与飞机间的无线电通讯,使用的是各种信号进行指挥,队形的协调、飞机内乘员之间的联系等都是事先约定好,彼此掌握得很熟练。

此外,苏联空军与中国地面部队之间的协调也非常默契。1938年9月,日军计划从三个方向对武汉实施进攻,南路经南昌,中路沿长江,北路沿郑州—汉口铁路。中苏航空兵对日军运输船的轰炸阻止了日军沿长江推进,日军把大量兵力调到北部战场。9月下旬,占领武汉以北的罗山。中国指挥部准备反突击,在该地段集结了部队,并决定让航空兵压制罗山北郊和西北郊的日军炮兵和军队。苏联飞行大队制定了协同计划,确定了时间、地点、信号以及中国军队防御前沿的明显标志后,苏联飞行代表及顾问和中国指挥部的代表视察地形,绘制敌我双方的配置图。按照协同计划,罗山地区的中国地面军队在1938年9月27日晨6时发起进攻,航空兵对日军阵地的空袭在清晨7时开始。此次飞行任务是苏联飞行员和中国歼击机飞行员一同行动的。9月27日晨5时55分,苏联轰炸机和中国歼击机在事先约好的孝感空域会合。一个小时后,开始轰炸日军阵地,此时日军正转入反攻,所以炸弹不仅落在了炮兵阵地,而且也落在了日军集中的地方。日军的反攻破产,开始退却。中国歼击机编成的两个机群飞近目标,第一机群掩护轰炸机,第二机群进入俯冲,用机枪扫射从东面接近罗山的日军纵队。当第二机群返航时,发现罗山西郊还有一个日军纵队,机群也对之进行攻击。航空飞机完成任务后全部顺利返回基地,无一损失。这次行动成功后,指挥部决定今后将使用空军去支援陆军作战。

苏联飞行大队正确的战术施用

执行空袭任务时,苏联志愿飞行员一般是使用前方临时机场,趁天黑飞到那里。苏联志愿飞行员都有丰富的经验,并受过充分的训练。航线通常是先进入到日军后方,再从那里飞向目标,投弹后从严格计算好的最近的路线返回机场。

1938年8月11日,按照这样的战术,苏联飞行员空袭九江码头。五架飞机编队在黑暗中起飞。大队沿长江山区平行飞行,距离长江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公里。由于山区没有日军,机群未被发现,进入敌人后方五十至六十公里时,发现一个约由25艘军舰组成的大编队,停在九江码头。飞机在清晨六时投弹,有三颗炸弹直接命中军舰,其余炸弹有的落在长江南岸码头。由于袭击突然,日军甚至还没来得及开火,直到苏联轰炸机脱离目标后,日军的歼击机才起飞,中方的飞机全部安全返回汉口。11日黄昏,又有七架“CB”型飞机组成的机群去轰炸。这两次空袭共击沉了五艘敌舰,击伤七艘。苏联飞行员的这些成功袭击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日军在华中战场上的推进。

苏联轰炸机躲避日军歼击机的技巧非常高明。最初中苏空军是在高空飞行,于是日本赶制了一批专门用于高空飞行的歼击机,以便保卫后方机场和长江上的运输队。1938年8月3日,苏联飞行员驾驶三架“CB”型飞机对安庆机场进行轰炸和战斗侦察。3架飞机对停机坪、机场设施、飞机和安庆码头上已经卸过货物的船只单独投弹。在返航途中,18架“九六”式歼击机编成两个编队从两边接近苏联轰炸机,而后面则有7架“九五”式的飞机编队,一共25架日机围攻。在随后五十多分钟的空战中,苏联飞行员共击落和击中起火4架日军歼击机,而日军始终未能伤及苏机。回到机场后检查,每架飞机上都有二十至七十个机枪弹孔。苏联机组人员中仅有一名射击通讯员腿部受伤。

中苏混编大队在对日军轰炸时,很注重战术运用。1939年2月20日,日军空袭兰州空军基地。11时30分观察站报告,在基地以南一百八十至二百公里发现由三十架飞机组成的日军轰炸机群。日军企图迫使中国歼击机提前起飞。在离目标六十至七十公里时,日机开始转圈,企图使中国歼击机提前耗尽油料而被迫着陆。但是,中国空军司令部根据苏联顾问和飞行员的建议没有命令歼击机起飞,而是继续观察敌人的行动。1时10分,由八架飞机组成的歼击机群起飞了,过了五分钟,又有十一架飞机起飞,而后又起飞了两个机群,共起飞了40架歼击机。当日军三个轰炸机群出现在兰州上空时,全部遭到歼击机的迎击。这次空战中,共击落九架日军轰炸机,击毙63名机组人员,而中方仅有一名苏联飞行员负伤。

苏联援华飞行员在同日机的空战中积累了战斗经验,他们善于识破敌人的战术企图,在空中攻击中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巧妙地利用日机的防御薄弱处和死角,运用正确的战术,取得空战的胜利。

在武汉空战中苏联飞行员的战术应用

1938年4月29日,抗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空战在武汉爆发,空战中中苏飞行员将各种战术运用的得心应手。此前,中国和苏联志愿飞行员开始秘密向汉口集中,而且要以中队为单位超低空飞行,共集中了100多架歼击机。14时,日本飞机接近武汉,中国空军部队和苏联志愿航空队的19架H—15和45架H—16战机已占领了有利高度。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H—15编队的任务是牵制敌人的歼击机,H—16编队负责攻击敌人的轰炸机。此次战斗共击落11架日本歼击机和10架轰炸机,击毙日军50名机组成员,2名跳伞员被俘。中苏方面损失飞机12架,5名飞行员牺牲。

随着战线的转移,后来从苏联运来的“CB”型轰炸机到达武汉地区的机场。日军司令部通过特务机关得知,准备对武汉空军基地进行猛烈轰炸。而当时苏联的飞机暂时停在万县地区的中间降落场。苏联新到达机群有40架H—16型飞机,详细制定了抗击日本空军的大规模空袭计划。在武汉地区隐蔽地集中了所有的歼击机总共一百多架H—15和H—16。一切准备就绪,每个飞行员都定了位,规定了起飞的时间和飞行高度,指定了加强突击的兵力和掩护兵力。大约十点钟,观察站报告有几群轰炸机在歼击机的掩护下正朝武汉方向飞来。指挥所升起了蓝旗,命令飞行员进入飞机并启动发动机的信号,过了五至七分钟,升起了红色信号弹,命令飞机起飞。机群指挥员第一个起飞,其余飞机也相继起飞,这次飞行中国飞行员也参加了。

突然日军歼击机从云中出来,开始向中国的一个机群俯冲,企图缠住中苏歼击机,预先为他们的轰炸机扫清空域。苏联和中国飞行员及时察觉并识破了敌人的企图,遂以部分兵力自动转入攻击。苏联歼击机主要机群继续爬高飞,去迎击日军的双发动机的九架轰炸机编队,并从有利位置向刚刚靠近武汉市和机场的敌机展开了攻击。在第一次攻击中击落了2架轰炸机,包括1架领队长机。剩下的7架日军轰炸机为了保卫自己而靠拢在一起。但是在中苏飞行员驾驶的飞机的不断攻击下又分散开,他们胡乱地投下炸弹,便匆忙返航了。

与此同时,在各种高度上展开了歼击机之间的空战。按照空战计划,中方歼击机的数量不断增加。队形随即散开,各自为战。H—15战机比较灵活,便于水平作战,特别是盘旋动作,而H—16战机则便于垂直作战和追击,两种机型相互配合,演绎着现代空战史上的神奇组合。日机开始返航,但中方飞机及时切断了他们的退路。后来,由19架双发动机飞机组成的两个轰炸机群,得知第一梯队已经被粉碎,把炸弹扔到山里,就往回逃。这时,苏联飞行员的大机群已经起飞,在发现逃跑的日军轰炸机后,领队长机将机群整好,以最大速度向距离二百多公里远的敌机追去,攻击并击落了数架日机。日本空军对武汉的空袭以失败而告终。○

责任编辑 刘金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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