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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历史形成

冷小丰

[摘 要] 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演化合力推动的结果,它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政权、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三个历史阶段。

[关键词] 工农民主政权 阶级联合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逐渐推进,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对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探讨也逐渐加深。笔者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生成,不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中国的简单移植,也不是苏联模式的再版,而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演化合力推动的结果,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理论创新。本文试图从我国近现代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演化与国情变迁的视角,考察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一、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生成的历史动因

1、在探索现代化道路历程中肇始。任何一种理论或制度都是为了适应历史需要产生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社会在被动的状态下逐渐发生新的变化,经受现实的严峻挑战。当时,西方现代化模式取得了成功,为了寻找强国御侮之路,中国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大胆向西方学习,开始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1840年至1895年间,中国经历了在封建社会内部进行改良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历程。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现代化举步维艰。甲午中日战争惨败,标志着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失败。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极其尖锐的历史环境下,作为比无产阶级诞生早且在19世纪末登上政治舞台的民族资产阶级充当了探索现代化的主角。

1915年新文化运动发生后,中国现代化的中心课题从追求现代化的物质层面、体制层面推进到了文化思想层面,中国思想界百家争鸣,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汹涌而起最为盛行。各种学派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把宣传绝对自由民主的空想图景和方案看成是真正的救国之道。小资产阶级改良的社会主义思潮固然在理论上是不成熟的,实践上是行不通的,但却蕴含着列宁所说的那些“可以为启发先进阶级提供宝贵材料的批判成分”。“专政”一词正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后流传出来的,最初中国人根据谐音把它译作“狄克推多”,它和成为新思潮的象征——“德先生”(民主)相呼应,成为一种绝对的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追求。

2、在俄国苏维埃革命胜利后逐步接受。五四启蒙思想家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追求本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和解放,但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那种恃强凌弱行为让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明产生了强列的幻灭感,从而迅猛地向反西方立场转变。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唤醒了中国革命者,使他们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中国的少数最先进分子发现中国国情、社会组织、经济状况与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有着许多相近的地方,于是引发了“人人都想了解这个革命的实质,进一步认识俄国的文明”的热情。[1]P1469当俄国政府1919年第一次发表愿以平等互利原则与中国缔结友好条约的宣言后,国内进步舆论界疾呼:与俄国人民携手并进“通力合作”,称赞“俄国是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最好朋友”。

在研究苏俄的过程中,中国的有远见的知识分子注意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重要性。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知识的李大钊、蔡和森、胡适等是较早接受并积极宣传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革命者。1919年2月,李大钊公开发表《战后之妇人问题》,明确地表达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推翻剥削制度的观点。蔡和森是我党第一个阐述“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人。1920年8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的信中就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方法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说:“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蔡和森甚至还希望毛泽东在中国准备俄国式的革命,准备建立——“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2]P50-52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专政认识已很深刻、很坚定,已经肯定了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是中国唯一可行的道路。

3、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着手实践。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与共产国际的帮助是分不开的。1919年3月,中国、朝鲜等东方国家首次在莫斯科参加了国际无产阶级的组织活动。大会号召工人阶级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列宁在《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报告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推翻剥削者并镇压其反抗的工具是完全合理的,而且是全体劳动群众所绝对必需的。”[3]P21920年6月,共产国际二大提出世界革命重心要东移,必须加强对东方落后国家和民族的革命宣传工作。列宁起草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即著名的“二十一条”,规定凡参加共产国际的政党和组织,必须在政治上和宣传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会后,共产国际派代表来华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小组。1920年11月,维廷斯基和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严格按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原则,起草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宣言》,在宣言中多次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如各国阶级斗争的趋向都是“向着与俄罗斯的阶级争斗一样的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的理想是要消灭私有财产和赁银制度,要实现这一理想,第一步就要用阶级斗争的强力打倒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经过无产阶级专政造出一系列共产主义的道路。1921年7月,马林与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尼柯尔斯基一起出席了中共一大,大会通过的纲领规定,“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消灭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4]P5“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5]P2这个纲领与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完全相适应。

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形成历程及其变迁

1、在腥风血雨的革命中孕育——工农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努力开展工人运动。香港海员大罢工、“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对现实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认识到一大纲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现实的。1922年,中共二大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党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是“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民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这是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1925年“五卅”运动后,工农运动盛极一时。然而,中国共产党因受革命阶段论的束缚和对共产国际的盲从,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直到经历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惨痛教训后,中国共产党才在五大上指出,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勾结在一起,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已刻不容缓。这样,中国共产党被迫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道路。1927年9月19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在《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与问题决议案》中正式提出“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同年11月11日,中共进一步指出我们建立的是“工农联合的政权而不是单纯无产阶级独裁的政权”。[5]P21930年,全国已有大小十多块武装割据的农村根据地政权。中共六大认为农村根据地政权实质上就是工农民主政权,“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如认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为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6]P696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的概念。[6]P2981931年11月,由毛泽东参与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确认:“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它的基本任务,“在于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他在全中国的胜利,……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

2、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结合——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共产国际七大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出发,号召中国苏维埃运动一定要在反帝必先反日这一民族革命斗争的口号下进行。服从共产国际这一精神,中共中央决定不再坚持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制,而采用“人民共和国”制。“人民共和国”这一提法正式出现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正式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不过,毛泽东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则直接使用“人民共和国”的提法,而不是“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后来解释了其原因:“六大规定的是工农民主专政,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在帝国主义压迫下还可以跟无产阶级合作。”[6]P300“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7]P135

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人民共和国”开始不适应抗日斗争的要求。1936年5月,中共公开放弃了“反蒋抗日”口号,并在致电国民党信中提出希望“建立全中国统一战线的真正民主共和国”,其性质应为“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毛泽东后来在一些书信中和讲话中也谈到:“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8]P158毛泽东在1939年《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所进行的革命,已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9]P648

由于国民党不愿放弃一党专政,新的民主共和国并没有建立起来,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弃建立一个代表和维护人民利益的新政权的追求。在实践上,从1940年到1941年,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华中、华南等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组织形式上普遍推行“三三制”,相继开展了普遍的民主选举,并在边区和县两级设立参议会。在理论上,毛泽东通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一系列著作中指出,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9]P563抗战即将胜利之际,国民党试图能在战后继续实行一党独裁。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丧失人心”,应当“立即宣布废止”,人民不要“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而要争自由和民主的统一。他特别谈到,“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9]P675

3、在新中国成立时确立——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最早使用“人民民主”一词,可以追溯到1936年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表达了中共赞成实行和东欧国家一样走向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制度的愿望,实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对外政策。[10]P1062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作了系统、精辟的阐述。他指出:“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1]P1475他在稍后发表的《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中又继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1]P1475毛泽东的这两篇文章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基本原理的生动表述,后来与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构成了《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为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在中国特殊国情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伴随着民主革命的深入和发展,经历了一个由零碎到系统、由混沌到深刻的过程,也是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由此及彼的桥梁。○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徐卫明,许俊基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4]“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党史资料丛刊(第一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7]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8]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张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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