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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文化思想因素

段珊珊

[摘 要]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的形成与其文化思想意识密不可分。他信奉儒学,尊孔,拥护中国文明,既认为西洋文明摧毁了中国的进步,又认为复兴中国需吸收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上述种种因素,再加上他对中国文化自身的剖析,使其乡村建设理论打上了深厚的文化思想烙印。

[关键词] 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 文化思想

1840至1949年的中国,处于社会政治思想激烈碰撞的大变革时代。面对中华民族的外国内忧外患,诸多学者运用自身的学识和实践经历为中国的前途命运出谋划策。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既信奉、坚守着儒家思想,又对西方文化深入探索。作为“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其乡村建设思想的形成和他的文化思想意识是紧密相连的。

一、梁漱溟和他的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从事乡村建设运动,被美国学者艾恺称为“最后一位儒家”。他的一生不断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社会问题,亦即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上世纪30年代改良主义潮流中一场带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和些许复古色彩的运动。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萌芽于民国十一年,大半决定于十五年冬,而成熟于十七年”,不仅在山东邹平、菏泽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实践活动,而且形成了一整套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出版,梁漱溟自题书名,并在题目旁侧加上了“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可见,乡村建设思想的形成,首先出于对民族命运的考量。一个人思想的形成,必定和他的文化思想意识紧密相联。因此,考察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形成,首先必须剖析他的文化思想意识。

二、梁漱溟的文化思想

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在对革命、对现实困惑的思考中,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将视线定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说,试图从儒家文化传统中找寻解决中国问题的对策。梁漱溟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

1、对乡村的态度。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所以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也可以看做是一部乡村破坏史。当时的中国,是长期处于儒家思想统治下的典型的农业型经济和农村性社会。农村的衰败和农民的困境,以及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异,使农村无疑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他认为,近些年来的乡村遭受到严重的破坏,致使农村经济日趋崩溃。乡村被破坏的原因可归结为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国内因素既有诸如长江水灾、黄河水灾、西北干旱、江浙旱灾等自然灾害,又有诸如军阀混战、匪患和苛捐杂税等人为灾难。相比较而言,国外因素影响则更为强烈。外国经济的侵略,洋行买办等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压榨,对乡村的破坏尤为严重。同时,他将文化因素也注入其中,认为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文化和政治、经济两种因素相互结合、相互影响,更加重了对乡村的破坏。1936年,梁漱溟在总结中国的乡村时认为:“中国文化是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根呢?……中国文化有形的根就是乡村,无形的根就是老道理。所以所谓中国文化已经崩溃到根,已根本动摇,也就是说中国的乡村已经崩溃,中国的老道理已经动摇了。”

2、对儒学的态度。梁漱溟极为尊孔,并对中国文化十分拥护。他祖籍桂林,生于北京,出生于城市,并在城市中成长,但他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总结却归结在乡村之上,这与他对儒家思想的崇尚密不可分。他认为中国自古相传下来的礼教、伦理和思想,都要保持其既有路线发展的轨迹。追随孔子,就能获得至好至美之物。中国文化中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就是孔家哲学。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一书中写到,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那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孔家生活的缘故。梁漱溟早年信佛,喜于研究佛学,推崇佛家“出世”思想。25岁时,其父自杀并留下遗书。遗书写道:“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殉清……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父亲沉潭自尽,对他影响颇深,他认为自己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父亲对其的教诲。其后,他开始研习儒学。对儒学的理解,使他以后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3、对西洋文化的态度。梁漱溟尽管是位典型的儒家思想保持者,但并不全盘否认西洋文化,他在坚持西洋文化不适于中国乡村的同时,也主张吸收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他认为,西洋风气诱发了国人对固有传统文化的厌弃与反抗,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受到了严峻挑战。对于西方的民主政治,梁漱溟认为不适用于中国。从物质层面说,中国人生活简单低陋,识字不多,民治是行不通的;中国幅员广阔,交通不济,因而人民淡化政治,缺乏国家观念;中国的工商业也不发达。从精神层面,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礼教思想,被近二三十年的西方民治制度所取代,一时是不能有的。他断言:“其实将来中国的民治并不是不能有,但决不如近世西洋人从自己本位向外用力,寄民治于彼此对抗互为防遏之上。”在反对民主政治的同时,他也反对苏俄政治。对于共产党在中国采取的苏俄道路,他分析中国有三难,即阶级基础难、革命对象难、理论统一论难。因此,他确定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同时,他又将西洋文化纳入解决中国问题之中。他总结西洋人的长处为四点:“一是团体组织,——此点矫正了我们的散漫;二是团体中的分子对团体的生活会有力的参加,——此点矫正了我们被动的毛病;三是尊重个人,——此点比较增进了以前个人的地位,完成个人的人格;四是财产社会化,——此点增进了社会关系。”他认为,中西文化必须达成事实上的沟通,并且这种沟通是可能成立的。他说:“现在中国问题所以不好解决,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到了深微处,中西人生精神的矛盾,找不出一个妥帖点,大家只在皮毛上用力,完全不相干!所以我们必须从根本矛盾处求得沟通调和之点,把头绪找清楚了,然后才有用力处;如果用不上力量,则你建设也是白建设!当中国精神与西洋长处二者调和的事实有了时,就是一个新社会的实现,也是人类的一个新生活。”

4、对中国社会的态度。在梁漱溟的心中,理想社会是这样的:先农后工,农业和工业均衡发展;以乡村为本,都市为末,二者彼此沟通,相互调和;以人为主体,人支配物而非物支配人;伦理本位又相互合作而不至于落入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极端;政治、经济、教化三者合一不分;维持社会秩序以理性而非武力。这种理想社会应该是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为基础,结合西方现代理性主义而成的。他认为,中国问题之解决,在于改造文化,民族自救。他在《中国问题之解决》里说:“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纵有革命亦是在民族自救意义内的。此民族自救运动,求诸全民族则宽泛无当;求诸某阶级某部分人,则狭窄不恰;而谓不再接触外面之先知先觉感触亲切之志士仁人而又在谁?文化改造之任,不在一社会文化中心之知识分子而又在谁?”他认为,文化不是别的,而是一民族的生活样法。生活出现了问题也必定意味着文化上有所欠缺。出于对乡村文化的分析,他认为中国文化自身也有真欠缺,即老衰性和幼稚性。中国文化历史发展长久,到后来,也发展到“只见短处不见长处”,此为老衰性;中国文化虽是一种成熟了的文化,但遇到西洋先进的文化时,就看到了令中国人自己都厌弃反抗的一面,此为幼稚性。他将文化失调归结为中国社会失败的原因。他说生活的根本在意欲。人的意欲有三种,第一种是意欲向前要求,第二种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第三种是意欲转为向后要求。意欲的不同,便产生了不同的文化。第一种代表着西洋文化,第二种为中国文化,第三种对应为印度文化。意欲的发展一般是按照顺序发展的,当前的世界,人类社会需要西方文化。未来文化则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文化复兴。他认为,“中国人现在应持的态度”,“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他设想将社会改造运动纳入教育系统中,以教育来解救社会问题。在他眼中,中国文化是优于西方文化的,中国民族危机的出现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破坏。若想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必须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容纳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因此,他试图通过实践以期望乡农学校既能复兴中国的固有精神,又能给农村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成为一种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组织。

三、结语

梁漱溟对于乡村建设的理论,是从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上为出发点的。他一方面推崇儒家思想,又指出了中国文化的老衰性和幼稚性。对待西学,他既否定了中国走西式民治之路,也不同意走苏俄的共产主义之路。但是,他没有完全逃离“中体西用”的模式,在全盘接受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同时,仍以中国儒家作为准则。这一思想,最终让他决定通过中国传统的文化来改造中国,在乡村土壤上进行了一场新儒家的意在以改造文化来改良社会的政治实践。○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 张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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